贞观二年，太宗经常和侍臣们讨论古今帝王，尤其严厉地批评桀、纣和隋炀帝等暴君。有24小时，他问黄门侍郎王珪：

“近代君臣治国多比古代恶劣，这是什么原因呢？”

“古代帝王为政，都以清静无为、不干扰人民为职念，以百姓之心为心。”王珪跟着说，“近代的帝王，只有伤害百姓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经术之士。从前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种经术，如果朝廷遇到疑惑难决的大事，他们都援引经义来做决定，因此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则重武轻儒，或者参以法家的规律来治国，儒家的行为已受到亏损，所以淳厚的风尚就大坏了。”

太宗听了王珪的解释，深深地同意他的说法。从此以后，百官中有学业优良、兼识政体的人，太宗都对他们非常注意，多提升他们的官阶，并且屡次升迁他们的官职。同年的十二月，太宗也进拜王珪为门下省长官──侍中，正式任命他为宰相。王珪因此成为历史上的名宰相。

贞观四年，可以说是东亚历史上的转折点。这年，大唐消灭最强大的东突厥帝国，取代之而为最强大的国家，有些国家甚至尊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在内政方面，大唐自此也进入太平时期。这些成就，当然是唐朝全体君臣努力的结果，尤其以宰相团的才干最为重要。贞观一朝的宰相，几乎都是历史上的名相。单就个人才干和声望而言，当然首推房玄龄与杜如晦，若就宰相团阵容之强而言，可以说当数贞观四年的宰相团了。

这年秋冬之间的某天，太宗召宴所有的宰相。酒酣，太宗忽然给王珪出了一道难题，说：

“卿精通识鉴之术，尤其善于谈论。宰相们自玄龄(房玄龄为二品首相左仆射，唐代惯例，天子对二品以上官不能连名带姓地称呼，只可称其名)以下，都请加以评鉴一番如何？而且，卿又不妨自我比较，看看自己与诸位相公，到底谁最贤能？”

这时，房玄龄、李靖分别为左、右仆射，他自己为侍中，温彦博为中书令，戴胄为户部尚书(相当于内政部部长)参预朝政，魏征以秘书监(相当于文化部部长)参预朝政。六名宰相共同在政事堂，经常会议国家政务，王珪和他们都很熟悉。太宗的问题难以答复，主要在不便于宴乐之中公开评论谁好谁坏，以免有损团队精神；至于自我与诸相比优劣，更是不好干的差事。事实上，这些宰相们，全都是学业优良，或兼识政体的人物，所以才被擢拜为宰相的。

“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王珪自称)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指处理公文，起草及口头报告圣旨)，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指处理繁重的政务而一定能完成)，臣不如戴胄。每以谏诤为己任，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王珪不愧急智敏捷，滔滔地、从容地随即回答，而且跟着说：

“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指荐进忠良，批评邪恶)，臣与数子(指宰相们)比较，也有一日之长！”

太宗听了王珪这不亢不卑之答，鼓掌深表同意。宰相们亦各以为王珪之论恰能说出他们心里的话，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确论。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名臣如云，似乎上天把人才都集中生在这二三十年了。事实上，人才各代皆有，君主能识拔他们的则不多。太宗自始至终，都非常留意于此，知道自己成就要大，则愈是需要识拔人才；识拔的人才越好越多，则自己的成就就会越大，人才乃是治世之本。所以，贞观晚期，五十岁左右时，有24小时他对侍臣们说：

“朕观古来帝王，因为骄傲自矜而导致败亡的，不可胜数。远的不谈，就以晋武帝平吴而统一原来三分的天下，隋文帝平陈而统一大江南北而言，他们此后的心理就愈来愈骄傲和奢侈，自大而矜持，使臣下不再敢说话，政治因此而弛紊。朕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以后，跟着兼并漠北的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威和教化益加广大。朕却恐怕变得骄矜起来，常常自我警惕和克制，日旰(日落时)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都拭目以师友之礼来待他；这样子做，大概才可以把国家跻至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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