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攽

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江西省新余县)人。他与其兄刘敞(字原父)，敞子刘奉世三人，以文名擅于北宋中期，世称“三刘”。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刘敞、刘攽两兄弟同登进士科；刘敞更是廷试及时名，只因编排官王尧臣是其内兄，为了避嫌疑，遂改为第二名。

刘敞无书不观，而长于春秋史学，与欧阳修甚有交情，在中央做官也颇顺利。只是因为议论常与众人不同，加上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才五十岁就死了，所以没有做到宰执的机会。

刘攽情况则与兄颇不同，他在中进士后，历任地方官凡二十年，然后才因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调京试任馆职(在史馆等馆阁任职)，但他与御史中丞(监察机关副长官)王陶素有夙憾，于是遭受排挤，长期以高阶担任馆阁校勘之职。

神宗熙宁中，刘攽迁为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相当于铨叙部司长、礼院副院长)。这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改革学校贡举法，推行学校教育从严考试，并在毕业生中提拔人才的政策。刘攽却反对说：“本朝选士之制，已经实行了百年，历代将相名卿皆由此而生，若说旧制没有得到人才，岂不是诬赖吗？希望因循旧贯，不要轻易讨论更改法令。如果士子能在家自修而足以成德，又何待学官设计课程以督导他们呢？”

宋朝经筵讲读，为了提高君主的尊严，已经废除了前代教授讲座的方式，讲师必须站立讲读，而皇帝则坐着来听课。王安石在经筵，要求神宗让讲师坐着讲，以表示尊师重道。刘攽又反对说：“侍臣在御前讲谕不可以有讲座，避席立语，乃是古今的常礼。君主赐座，是表示人主的遵德乐道；若君主不赐座则自请，意义可就不同了。”礼官们也同意刘攽的意见，于是以后人君听课，讲臣就没有讲座，一直站立到下课为止。如果讲臣年老体弱，这真是一件苦差事。

刘攽曾与同僚争詈，又颇反对新政及新党人物，更曾直接写信给王安石，争论新法的不便。安石大怒，追论其前后过失，将他外放为泰州(今江苏省泰县)通判，辗转升迁为曹州(今山东省曹县西北)知州(州长)。

曹州是盗贼出没的地区，严刑重法也不能遏止。刘攽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于是采取宽平的措施治理，盗贼竟也渐渐减少了。

其后又多次调职，曾充京东转运使(相当于省级的财政长官)，调职后由吴居厚接替遗缺，居厚能奉行新党的法令，使京东财政收入增加。于是刘攽被追诉在任内废弛事务，降为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县)盐仓的监仓官员。

哲宗初期，刘攽复升为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县)知州，不久调入为秘书少监，但他称疾求去，朝廷遂命他为知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然而，苏轼等四人上言，力称刘攽博学强记，善于文章，治理政事可比美于古代的良吏，具有多方面的才干，能固执于正道，应该优加赏赐，让他留在京师。因此，刘攽到达蔡州数日之后，就被召拜中书舍人(中书省机要官)。回京不久，竟因病不起，享寿六十七岁。

刘攽为人疏浚，不注重仪容，性喜谐谑而富幽默感，因此屡次招怨。他曾著书一百卷，尤长于史学，所撰《东汉刊误》一书，更是为人所推崇。因此，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特请他专门主撰汉代部分。他的侄子刘奉世也是一位汉史专家。

二、刘恕

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刘恕。

刘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县)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享年四十七岁；死后六年又三个月，《资治通鉴》才全部完成。由于他对《资治通鉴》出力较大，所以司马光等同僚不但在进上该书时，奏章之末仍然署上“同修？秘书丞刘恕”之名衔，并且请求皇帝特赐其长子义仲为官。

刘恕博极群书，聪明强记，为人刚直耿介，重义气，急言诺，颇有侠义之风，此与家庭环境有关。

其父刘涣，与欧阳修同年中进士，是好朋友，出仕为县官。由于处理政事常与上级意见不同，又不甘奉承屈膝，于是辞官而去，在庐山筑室隐居，种蔬而食，淡泊明志，游心物外，享有甚大的名气。欧阳修推崇他的风节，作《庐山高》一首诗，充满仰慕倾倒之意。

刘涣嗜好读书，藏书极丰，刘恕死后两年，才以八十余岁去世。由于刘涣身教而藏书丰富，自小就颖悟聪明，过目不忘的刘恕就有大好读书机会，俨然像一个神童。八岁时，家中宴客。客中有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而言：“《论语》提及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怎能说孔子无兄弟？”举座遂惊异。

十三岁时，想参加制举考试，谒见宰相名学者晏殊，与晏殊反复辩论政事，晏殊竟被难倒，不能对答。稍后晏殊又请刘恕至府，请他讲《春秋》，自己亲率官属来听讲。自是之后，声名鹊起，但他恃才傲物，议论批评，不避权贵，所以诸公虽然称赞他，内心却也不是真的喜欢他。

仁宗皇祐元年(1049)，刘恕当时十八岁，参加进士科考试。当年知贡举(典试长)是侍讲赵槩，司马光则任贡院点检试卷官。仁宗下诏在士子中征选能讲解经义的人，由典试官员特别奏上。应征的人仅有数十人，赵槩遂问以《春秋》《礼记》大义，二十条题目之中，有一人答案最精详，也有创见，主试官大为惊异，擢为及时名。乃至发榜，揭去糊名，其人就是刘恕。司马光非常欣慕及器重他，两人遂开始结识。同时，刘恕的进士科目考试，成绩也列为高等，但廷试时却不中，于是发下国子监试讲经义，成绩仍是及时，仁宗遂赐他及第。

中进士后，朝廷调派他做巨鹿县(今河北省平乡县)主簿(主理公文的佐官)，任满迁为晋州和川县(今山西省安泽县东北)县令，他都能以大魄力绳豪猾、抚鳏寡，使地方肃然。那些自认是能吏的官员，对他甚为佩服，自叹不及。

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并得随意选择馆阁英才来相助。光报告说：“馆阁文学之士诚然很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所得而知的人，只有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英宗答道：“好！”于是司马光退而奏召刘恕来相助。

由于刘恕博学强记，正史之外，连小说杂记也无所不览，数千年之事了如指掌，所以司马光凡遇错综复杂的史事，皆交给刘恕研究整理。他研学之时，家人呼叫开饭也不理，至饭羹冷了也不顾；夜间则卧思古今，有时通宵不眠，因此司马光对他最有信心。司马光和欧阳修两人，当时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但是对于刘恕，两人也常自叹不如，多方向他请教。事实上，光、修二人年龄都比刘恕大，他也对司马光敬执门生之礼，最了解司马光的志趣，竭力助光修史。所以司马光曾说：“我之得到道原，就像盲人互相依赖一样。”

刘恕与王安石是邻县同乡(安石为临川县人)，两人也有旧交情，对经学均有造诣，也都是过目不忘的人。但是王安石与他每次相见，必与他开玩笑，笑他耽于史而不穷于经。刘恕对安石的经学则持反对态度，后来王安石当宰相，所著《三经新义》被列为考试必读之书，天下士子莫不啃读。刘恕则力诋安石之学，士子凡有谈到《三经新义》，刘恕必怒形于色，连说：“此人口说妖言，面带妖气！”确实，刘恕个性刚毅，一丝一毫也不让人，连司马光这种正人也惮他三分。

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参政，策划改革变法，邀请他参与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立法，当时吕诲、范纯仁、司马光等，纷纷反对新政，刘恕也站在反对的立场，不但以不善于财政为理由，推辞不参与策划，而且当着众面严厉批评王安石。王安石当时权震天下，人不敢忤，而且也是一个恃才傲物、极善辩论之人，于是愈听愈不高兴。刘恕则愈讲愈快乐，愤愤然欲与王安石一较高下。王安石脸色如铁，道原则意气自若。在座众人或侧目而视，或掩耳起避，爱之者都为他寒心，而刘恕抗言直斥，曾不以为意。不过事后，刘恕自己也感到内心不安。刚好第二年，司马光要求外放获准，带着史局知永兴军，他也趁机以父老告辞，请求调任为南康军(今江西省星子县)酒税监官，因为其父隐居的庐山之阳，是属于南康军的管辖区。

由于《资治通鉴》才工作四年多，所以刘恕虽在南康军任职，但仍遥隶史局，以通信方式保持联络。

熙宁四年，司马光分司西京(洛阳)御史台，刘恕请准往见，在史局逗留数月而归。刘恕家贫，没有锦衣美食，然而一毫也不妄取于人。当他南归时已是初冬十月，没有寒衣。司马光赠送旧貂褥及一二衣袜给他。他坚决不要，强迫他收下，行至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他还是派人全部送还给司马光。不过他对师友也抱这种态度，似乎是过分狷介了。

熙宁九年(1076)，刘恕因母亲去世，悲哀愤郁，遂中风疾，右半身不能运动。这时他为史局工作也满十年，《资治通鉴》也打好了基础。但他与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断限问题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光执意从三家分晋作为开始，写到宋太祖陈桥兵变前为止，事实上不能算是的通史。所以，他有两个计划要做，准备补救《资治通鉴》的不足：一是要写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开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止，共四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以下接《资治通鉴》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的开始；另一是要写从宋太祖开国至宋英宗五朝的历史，以上接《资治通鉴》的结束。刘恕称前一计划为《资治通鉴》前纪，后一计划为后纪，认为如此才能使《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

在中风瘫痪以后，他仍然努力苦学，精神好一些时则修书，病亟则停止，而且常常口述，命令长子刘义仲笔录下来。由于看不到藏在京城的国史实录，所以遂放弃第二个计划，专心完成及时个计划，为数十卷的前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为了避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将前纪改名为《资治通鉴》外纪，留言希望司马光将来能删削此书，与通鉴全书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