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化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的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及时桶金——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障、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制，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24小时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像《大停滞?》作者泰勒 考恩教授讲的：法制，唯有在法制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24小时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我们在座这么多聪明的人圈起来不跟外面竞争，用不了一代人之后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规模太小了。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的话创新的速度就越快。中国人占世界大约20%的人口，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但我们历史上有过，历史上有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道理说中国要占到世界20%的人口，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我想用一下泰勒 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它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30多年，既关心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又极力倡导大学毕业生积极创业，因为这是克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关键。那么，我国开展创新到底缺少什么呢?根据创造学的理论和国际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我认为最缺少的就是创新文化。如果说物质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文化力量就是灵魂，是成就事业的驱动力、原动力和核动力。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而抽象出来的精神现象，虽然它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文化能够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衡量创新文化是否形成，其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最主要的标志有三点：首先是社会创新的风气浓郁，不仅人们谈论创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创新;二是创新的实体组织遍布，既相互激励又互相竞争;三是人心所向，以创新为荣耀。当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创新的冲动，创新成为人们朴素的情愫和价值观的时候，创新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是已步入高境界了。目前，世界创新型国家排名前列的瑞士、瑞典、英国、荷兰、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创新文化，所以它们拥有最多的创新成果。

如何根治“创新贫乏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离形成这种创新文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我们作艰苦和持久的努力。当然，创新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根据我的研究，为了创建我国的创新文化，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首先是营造自由、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自由是创新文化的灵魂，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什么是自由?自由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从束缚和虐待中解放出来。按照创造学的原理，创意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灵感，而所谓的“众包、众筹、众扶”不免有“大锅饭”之嫌。创意是一位高贵的客人，请之不易，而遁之又无影无踪，因此任何束缚、压抑或是行政干预都会扼杀发明创造。同时，还必须认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不会妨碍民主，但有时候民主却会扼杀自由。因此，自由是人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每一个创业者自由研究和探索。

其次是鼓励质疑、批判和求异的精神。质疑是通向发明创造的入口，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一位哲学家说，追求真理的学者应当是一位异见者。然而，在传统思想的人看来，异端或异见是贬义词，是不允许存在的，或者是遭到排斥的。可是，从创新的观点看，只有容纳异己，方能成就伟大，因为异见往往导致发明创造。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相对于传统的学说，他们都是异见者，如相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是异见者;相对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是异见者;相对于有线电话，及时个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也是异见者……因此，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和一劳永逸适用的技术，一切先例都是会被打破的，而未来的新理论和适用的新技术，都将由异见者们发现或发明。

再次是支持冒险精神，为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冒险绝非是一味的勇敢，更不是鲁莽，它是创新者的一种精神特质。从发明创造的规律看，是人类的好奇心引起冒险的冲动，而冒险又是一连串追逐想象力的过程，它会点燃创新的思想火花。史蒂夫 乔布斯被称为是“打不倒的冒险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成为创新的魔术师，不仅创建了苹果公司的王国，而且留下了“创新精神不死”的精神财富。苹果公司的创新文化有一种黏性，它能够同化人、激励人和改变人，这也就是创新文化的魅力。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创新的热土，那里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极客文化”，其核心就是好奇和冒险，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冒险与创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冒险的，具体表现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不提倡冒险，甚至把冒险视为是异端和危险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空间领域中。”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使得模仿思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有一句古谚是“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爱面子、怕失败、怕讥笑等，就成了许多国人不敢冒险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肃清这句话的消极影响，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有价值的失败给予鼓励，甚至要给予奖赏，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强调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是事业获得成功的保障。创新之父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其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这些都说明，开展“双创”活动，贵在实际行动，只有切实地着力创建创新文化，才能彻底根治我国的“创新贫乏症”。有一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这句古谚已得到科学的证明，如果幼儿时期的想象力受到伤害，必将导致成年时缺乏创造力。因此，提高我国人民的创造性素质，必须从改革基础教育着手。学校的教育要从“知识游戏”转变为“思想游戏”，以开发广大青少年的想象力，这样才能提高创造性的素质，以有效推进创新活动，确保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

厉以宁：民营企业为什么同样缺乏活力？

在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同样了解到民营企业缺乏活力，从而缺乏信心的例证。民营企业照理说只要是不违法经营，那就不应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只要遵守负面清单的规定，不触犯法律底线就行了，但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简单。

我曾在某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级市进行考察。去之前，就听到一些民营企业家说：“那个地方可不能去投资，因为政府不讲信用。最初对我们这些准备到那里投资的人，作了不少保障，等后来我们去投资了，过去的保障都不兑现了，要我们补交这个费、那个费。我们想撤出投资已不行了，但继续投资，盈利已不可能，只好自认倒霉。”还有的民营企业家说：“那时的市领导人同我们谈得很好，但过了一年，他调走了，新上任的市领导人不承认前任的保障，谈判只好从头开始。”市场经济是讲信用的，工商界要讲信用，政府负责人同样要讲信用，否则谁还敢前去投资呢？

民营企业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多。比如说，即使同当地政府谈妥了，但从项目的报请批准，要经过多少道关，每一道关都要缴费，有的还要额外送礼。耽误了日期姑且不算，缴费送礼积累起来就是一大笔钱。这是2012年我听到的情况，估计最近情况会有好转，因为简政放权工作开始了。

在另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考察时，听到有的民营企业家向我们反映，在这里，登记办企业，程序、手续都比较简单，可是技术改造花费的时间太长。企业想推出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需要更新设备，却遇到了障碍，不仅要缴一定的税费，并且政府主管部门多次派人下来考察。企业家反映说：“技改花钱不少，除了投资成本而外，还有‘公关成本’。”所以有的企业家埋怨道：“技改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这么刁难我们？”前几年在某个沿海省份就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早死！”这样，一般民营企业谁还有搞技改的积极性？

民营企业家所反映的上述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民营企业本应该是最有活力的，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对前景不乐观，缺少信心呢？“非公经济36条”、“非公经济新36条”已公布这么久了，为什么民营企业仍然会感到没有“松绑”呢？明确地说，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起作用，它在束缚民营企业的手脚。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领域准入问题。为什么有些领域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这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的。民营企业家说：“‘非公经济36条’中说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某些领域，大门似乎敞开了，但实际上民间资本进不去，因为还存在着一道‘玻璃门’。”这是指：尽管“非公经济36条”上说对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了，但大门敞开后还存在一道“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但还是进不去。有的地区把“玻璃门”改称为“旋转门”，即民间资本可以进去，但这是一个“旋转门”，一旋转，跟着又出来了，仍被排斥在门外。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民营企业家反映说：“重大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这是公平竞争的表现，按道理上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做法。但实际上却是保密的，即只把招标投标的信息告诉国有企业，等民营企业知道消息时，招标投标会议已经结束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也是限制民营企业的手段之一。

虽然上述的主要是几年前的情况，最近已经有所改进，比如领域准入的限制已经陆续取消，又如招标投标对民营企业的排斥现象已经减少，但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肃清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现象仍需要继续努力。民营企业进入真正的公平竞争状态，尚需一定的时日。

厉以宁：做好简政放权，要制定三类清单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在简政放权工作中可以向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如何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这对于促进我国行政审批管理制度规范化是有意义的。

这里提到的是三类清单，即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下面，对这三类清单作些说明。

(一)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是为了告诉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市场准入方面什么是不可从事的或不可介入的。这也就告诉了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所载明的就是底线、禁区。实际上，这也就告诉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没有载明的领域是市场主体可以进入的。这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不可缺乏的一环。

我们常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这句话虽然并不错误，但却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时，需要自己举证“我符合某某法律法规”，举不胜举；而当我们说“企业应当不违法经营”时，要由检举方举证“你违背了某某法律法规”，自己有了辩护的机会，说明自己并未违背某某法律法规。这样，企业心里就有底了，企业投资人和经营管理人就有底气了，从而他们的积极性会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会增大。

(二)政府的权力清单

政府是依法执政的。政府的权力清单明确了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边界和行使职权的方式。政府的权力清单意味着政府在治理时，必须先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果政府在执政时越过了法律法规授权的边界，那就是政府的违法。这是不允许的。政府的违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理，包括道歉、赔偿市场主体受到的损失、对行政工作人员的处置等。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依法执政，政府的行政权力界限由权力清单表明，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没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界限，也不存政府执政的“违法违规问题”。

(三)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

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和政府的权力清单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同政府的权力清单一样，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也表明政府的行政管理必须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自行其事。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与政府的权力清单的区别在于：它比政府的权力清单更加明确地、更加具体地载明政府的法定职责，即政府必须做什么，怎么做，这是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所在。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权限范围内，法定的政府行政责任是必须履现的，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

此外，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中还把政府及其部门的履职尽责的程序规范化了、明细化了。这就给公众和企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提供了可以实施的标准。

以上所谈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我国还刚实行不久。这些清单的制定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大改革措施。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基础上，简政放权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