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时期

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商品出口增速大幅放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出口连续两年一位数增长的情况仅出现过两次： 及时次是1998和1999年；第二次是2012和2013年，比2000年以来的出口增速回落了10余个百分点(见图2)。

未来我国出口或仍有阶段性的较快增长，但类似于2000—2010年，年均20.3%的持续、迅猛增长，应该不会再出现了。2012和2013年或将成为终结中国商品出口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分水岭。

图21980—2010年中国商品出额及比上年增长比率

改革开放初期，“出口”这个词常和“创汇”连起来使用，被称之为“出口创汇”，具有相当神圣的色彩。“”时期，我家边上有一家冷冻厂，每到大黄鱼捕捞旺季，我们就可以买到这家工厂销售的黄鱼头，因为加工后的黄鱼肉专供出口。外汇是当时国家的稀缺资源，1978年，全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坊间甚至有邓小平出访美国没有美元零花钱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出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1999—2011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0.9%，比1978—1998年期间高7.9个百分点。中国外汇储备也终于逐渐占到全球的2/3。现在偶尔听到“出口创汇”这个词，我已经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迂腐可笑。

然而出口主导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这是中国经济迟早会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商品出口增长从两位数向一位数回落，在10%上下波动，这应该是趋势性的常态化状况。这里主要有成本、需求和市场转移三大因素在起作用，当前已出现三方面状况。

首先是出口增长的自我收缩。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上升，以及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因素，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根据WTO公布的全球商品进出口价格指数，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中国出口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了16.3%，比全球同期高11.6个百分点。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成本上升，出口利润趋低，经营日益困难。

其次是出口增长空间逐渐受限。中国商品出口在2013年已居全球首位，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达11.8%，相当一部分商品占全球出口比重已相当高。2012年，中国服装出口占全球的37.8%，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的33.4%，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占全球的32.3%。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占美国进口的18.5%；对日本的出口，占日本进口的21.3%。虽然中国对欧盟出口占其进口比重仍较低，2012年为6.3%，但这部分是因为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占其进口的2/3比重，中国商品向欧盟出口难度较大。随着中国出口份额大幅跃升，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不断出现。

第三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崛起。全球近3年商品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的有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越南比中国高10.4个百分点，乌克兰比中国高6.5个百分点，印度比中国高3.2个百分点。2000—2012年，全球服装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有5个，其中： 越南年均增速18.6%，比中国高5.4个百分点，其服装出口占全球份额从2000年的0.92%上升到2012年的3.31%；同期全球有13个国家和地区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的增长率高于中国。

中国商品出口内在动力弱化迹象亦正日益明显。“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构成了这30多年来中国商品出口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2012年，南方沿海9省市商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0.2%。然而南方企业家的发展激情正受到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未来创新动力堪忧；农民工供给也正在从“技工荒”“普工荒”，演变为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一场持续30余年的中国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盛宴，正在徐徐拉上大幕。

商品出口增长回落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多方位的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将重启内需主导的新增长时期。坏消息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因需求缺失而有较大回落，投资增速亦将相应降低。好消息是这将增强经济增长与诸方面的多层面联动机制，倒逼改革，让浮躁的心态变得踏实，促进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型期阵痛是当前面临的较大问题，所谓“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变将令一些企业生不如死，一些基层政府不知所措。不过情况可能未必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2012年9月开始，出现稳健经营趋势，存货、产成品资金增速慢于主营业务增速，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利润增速加快。当前关键是积极增强企业信心，妥善处理好债务、环境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快形成新的增长格局。

新分配时期

2014年春节前公布的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榜单，大致没有偏离我的预期，喜忧参半。喜的是收入增长跑过了GDP增长，国民经济分配结构继续优化；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较大。

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增长9.3%。这一数字不算低，但与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两位数增长相比，首次出现一位数增长，比2012年回落1.4个百分点，比2011年回落2.1个百分点。而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则相对较为缓慢，仅比2012年增长7.0%，系2001年以来低，比2012年大幅回落2.6个百分点。

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继续快于GDP增长。加权计算表明，2013年城乡人均收入比2012年增长8.1%，比GDP增速高0.4个百分点，比人均GDP增速则约高0.9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城镇人口比重的高估因素，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也仍快于人均GDP增长。

收入占GDP比重继续提高。根据计算，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44.4%，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这一状况已持续两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曾在1983年达到过历史较高的62.6%，意味着每100元GDP，城乡居民能拿到62.6元，这大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分配水平。但在随后近30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2011年落到历史低点的41.4%。每100元GDP，城乡居民只能分配到41.4元，是全球范围内较低水平。这两年收入分配占GDP比重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趋于优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当前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主因是劳动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及时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继续减少244万人。当前农村虽然仍有剩余劳动力，但青壮年劳动力已出现短缺，这使得农民工工资增长较快。根据人口预测，2012—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577万人，会形成长期的工资上涨，以及收入占GDP比重提高的趋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最近若干年内，劳动在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或将阶段性处于弱势地位。其影响因素，一是出口增长回落，降低了对于劳动的需求；二是资本以技术进步应对工资上涨，增强了自身谈判地位；三是高端岗位增长不快，中低层次白领收入难以较快提高；四是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缓解了劳动总量短缺的矛盾。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翻番能否如期实现。分析结论是有一定难度，但总体能实现。由于前些年已有较好基础，往后的2014—2020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要年均增长6.7%，农村人均纯收入只要年均增长5.8%，就能实现10年翻番的目标。如果往后7年，全国GDP增长能保持在7%左右，收入翻番应该不会有较大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能否继续跑赢全国。浙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2013年为7.1%，比全国高0.1个百分点，是这一指标连续6年低于全国之后的重新超越；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速，2013年为8.1%，是这一指标连续3年低于全国之后，再次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进行加权计算后，增速再次低于全国。考虑到往后浙江经济增速或将持续处于全国靠后位次，收入增长跑赢全国可能有一定难度。

新分配时期可能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收入增长慢于前期，但快于GDP增长的趋势则应该比较稳定，并且占GDP比重将稳步提高。相对于GDP增长的减速而言，城乡居民的实惠将相对增多，资本节制则有所增强。

新长波周期

2014年年初，就在中国经济公布增速放慢成绩单的时候，欧美经济却开始转好。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经过5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率终于逐渐走出谷底。新兴市场国家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因其对全球经济总体影响较少，总的判断没有变化。

这对中国经济当然是好消息，然而也带来了一个疑问。在中国经济增长达到最快速度的那几年，全球经济却出现了种种问题，发达经济体哀鸿遍野；而当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慢，进入中速增长时，发达经济体却纷纷走出谷底，全球经济看好。中国因素难道真的就成为全球经济毒药了吗？就在校对本书书稿的2017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连续登载了关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回暖的报道。如3月6日《全球经济回暖，大宗商品多头谋反攻》，3月15日《全球主要央行料将暗示货币政策风向已变》，3月18日《经济学家调高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

中国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中国经济在极大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同时，直接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长大幅放慢。以美国为例，2000年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占其全部进口总额的8.1%，2013年上升到19.3%，上升11.2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国家占美国进口份额的下降(见图3)。201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比重，从12.0%下降到6.2%，加拿大从19.0%下降到14.7%，欧盟从18.0%下降到17.1%，英国从3.6%下降到2.3%。

图31978—201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趋势

中国因素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因发达国家自身等因素，带来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性失衡等影响。中国的“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让发达国家的一些出口企业苦不堪言，欧美制造业大批东移，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于2011年降到了历史低的11.9%；同时，美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持续走高，美联储连续17次调高利率；中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换来了占全球2/3的外汇储备，国内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环境、资源等问题日趋严峻。

2008年发生的全球二战以来最猛烈的一场金融危机，或可认为标志着一个增长时期的结束。如果把二战结束后的头10年作为恢复期，则全球经济在1955—2007年，形成了长达52年的相对较快增长(见图4)。在这段时期，全球经济仅在1958年出现过零增长，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3.6%。而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全球经济在1820—1992年，年均增长率为2.2%，比1955—2007年这段时期低1.4个百分点。

图41950—2010年全球GDP增长速度

战后恢复时期结束以来这段长达52年的持续繁荣，刚好形成长波周期。长波周期这个概念，是十月革命前后都很活跃的俄国学者康德拉季耶夫提出来的，康氏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全球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动。

这一轮长波周期具有三大此起彼伏的发展动力，即战后振兴、石油繁荣，以及微电子技术和中国因素结合的繁荣。微电子技术如果缺少中国因素，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一轮长波周期的后20年，是美国高科技和中国制造共同支撑推进的。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长波周期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现在也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一轮长波周期已渐次展开。

这将是一轮中国因素常态化下的新长波周期。“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的中国因素注定是阶段性的，长期低工资支撑的低成本制造绝不可能持久。这也奠定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坚实力量，成为全球新一轮长波周期的坚实支撑。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直接带动。2013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达到约9.2万亿美元，即使按当前汇率计算，亦已占全球12%多，如果往后年份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将每年带动全球经济增长0.8至1个百分点。

其次是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固然不是好事，但其内生动力开始起主导作用，经济增长与各方面的联动及促进作用增强，国民经济分配出现优化趋势，城市化坚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增强，这对发达经济体及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结构优化，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是发达经济体趋于坚实。中国因素虽然加快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杠杆率过高，发达经济体去制造业化等问题。然而这些状况在新一轮长波周期中，或将有较大改善。中国出口放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无疑是福音，有利于其实体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2012年已比2009年上升0.6个百分点。

新一轮长波周期经济增速或将低于上一轮。前期技术支撑可能弱一些，微电子技术渗透各个领域的深度开发，是这一时期重大技术主题；中期有可能出现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高端生物技术或有可能继微电子技术之后，大规模进入寻常百姓家；后期或有可能出现核聚变技术的重大突破。当然，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更需要多边互信协调与持续的和平，国内经济必须切实增强自主创新、生态保护、社会活力等方面的举措。

当前应保持充分的增长自信。经济增长回落1至2个百分点，不但是正常的，更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正好可以让长期绷紧的弦适当松弛一点，促使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点，各方面比例关系更优化一点。企业内部的积极因素也在蓄积，抗御增长波动的能力正在增强。

常态化发展时期

资本的美好时光式微，是中国经济进入“三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企业日子不好过的消息不绝于耳，然而这绝不是由于企业的冬天来临，而是因为超常态发展时期结束，常态化发展时期开始。

曾有一段时期，企业利润飞快增长。以1998—2008年为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这是什么概念呢？是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的3.2倍，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的4.3倍。

原因就在于出口主导下，产品销售按国际市场定价，劳动等要素按国内市场定价，资本具有持续的高回报。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资料，我国国内劳动力工资仅为美、德、日平均的2.3%。虽然一段时期内，出口价格因国内企业竞相压价而不断下降，但企业效率提升更快，工资则因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长期较低。

就在这样一段辉煌岁月中，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南方企业家”作为一个积极的群体大显身手。他们用与国外企业一样，甚至以比国外同类企业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付出只有国外企业零头的工资、社保、地价、污染费用等成本，形成了狂飙突进式的创业潮和出口潮。

在世界经济史的记载中，创业大都是比较艰难、比较小众的行为。可是在中国这段特殊时期，创业成为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高回报的大众行为。只要有胆魄，敢闯，拉起一面大旗，招聘一大帮中西部农民工，就能赚钱。200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速度，达到了极为夸张的92.0%。2008年年末，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浙江法人单位达到56.0万家，平均每万人口108.1家，经验丰富于全国其他地区，高于日本相同发展时期水平。

在出口主导格局下，国内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发展障碍相对较少，除了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外，宏观和微观，政府和企业，一派欢欣鼓舞。尽管199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走低，GDP增速却持续走高。企业生产经营可以不理会国内诚信低下、司法不公、流通障碍、金融不力等不利因素而一路高奏凯歌。地方政府可以在收入大幅提升下，忽视改革滞后的种种弊病，快速推进各项建设发展事业。

然而这场增长狂欢，亦即超常态发展，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当然，更不能以这些状况来评价当前经济形势，这样只能得出悲观失望结论。当前有三方面状况正在较快变化： 一是出口市场饱和；二是劳动力变少变贵，对此前文已有叙述；三是南方企业家钱多了以后，激情弱化，行为变化，而在随之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中，国内经济发展的素质性、制度性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开始逐渐凸显。在这一系列变化之下，中国经济逐渐从超常态发展，步入常态化发展时期。

常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增长放慢。这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收入大幅放慢，全国财政收入在1998—2008年，年均增速高达20.0%。而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仅比上年增长10.1%，中央财政收入仅增长7.1%。政府债务风险逐渐凸现，政府行为能力开始弱化，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

常态化发展的再一个特点是经济与社会的联动关系增强。原本政府比较忽视且影响也较小的城乡居民收入，现在开始对GDP增长发生较大甚至决定性影响，而直至“十一五”规划，全国连续多届五年规划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都比GDP增速低两三个百分点。就政府而言，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收入再分配则缺少政策工具。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快，国内消费增长受限，进而GDP增长放慢，并影响投资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于国内制度变迁提出更高和更紧迫的要求。

常态化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需求凸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引进以拿来主义为主，且收益较高；随着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尤其是在若干传统产业领域，国内企业已几乎具有同等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引进难度增加，收益下降，想要加快发展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以及开辟新的发展领域。未来，如自主创新未能及时跟上，新的领域未能开发，不仅经济增长放慢，且因债务问题而存在着通胀的较大风险。

经济发展难度增加。这是常态化发展时期与超常态发展时期相比而导致的逻辑必然。原因就在于超常态发展时期的一些习惯做法，甚至是经典的做法，不一定适用于常态化发展时期，有些甚至将产生副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区域发展战略、发展举措等，或均需较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