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说过，宣战和媾和的权力最初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里。但当社会发展，城市设有防御工事，备有火药库，筹集了资金，委派了将官以后，全体人民便不能再参加这种问题的讨论了。这种职权或是交给法院，或是交给指定负责这项职务的另一批人，不过这个职权最初当然是先交给法院。这个权力应该叫做元老院的权力。古罗马元老院管理公共收入、公共建筑物等。

但后来，古罗马的法院和元老院成为性质不相同的机构。对于雅典的较高法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社会初期的两个时期，即狩猎时期和游牧时期。

在一个渔猎国里，只能有少数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人多了就会在短时期里把国内全部猎物猎尽，因而缺乏生活资料。至多只能有二三十家人家住在一起，这些人家就构成一个乡村。他们的乡村相距不远。当不同乡村的人发生争执时，便通过两村居民大会来裁决。因为每一个乡村都有它的领袖，所以整个国家也有个领袖。这个国家是各个乡村的联盟，而酋长们对各个乡村所作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游牧者中间酋长有很大的权力。在游牧时代，世家比在其他时代更受到尊敬。权能原则起着强大的作用，而他们在维持法律与统治方面怀有最强烈的功利心。

这两种国家在平时和战时的不同举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猎人是英勇的，但他们的功绩总不是很大的。因为只能有少数猎人一齐出外狩猎，所以他们的数目很少超过二百人。况且，他们所携带的给养，一般只能维持十四天。所以，来自猎人国的危险不大。他们的殖民地很怕猎人，那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诚然，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入侵给殖民地造成某种麻烦，但他们绝不是十分可怕的。①另一方面，人数多得多的游牧者能够生活在一起；在同一乡村里，可能有一千家。阿拉伯人和鞑靼人始终以游牧为生，他们曾好多次造成了最可怕的祸害。鞑靼人的酋长是极其可怕的，在他战胜了另一个酋长时，总会发生最可怕、最剧烈的变革。鞑靼头目带着他们的全部牛羊出征，谁给他们战败，谁就会失去人民和财富。战胜的民族往往赶着牛羊群继续进行征服工作，要是它带着大量的人进入了一个已开化的国家，那它就会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穆罕默德就这样蹂躏了整个亚洲。② 野蛮民族和稍稍开化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那些土地没有划分而人都住在可以随身带走的活动棚舍里的地方，人们都不留恋土地，因为他们的全部财产系由活的东西组成，可以轻易地随身带走。正由于这样，野蛮民族总想离开他们的国家。例如，我们看到，瑞士古民族、条顿族和辛布赖族都发生过这种迁徙。在长时期内居住在中国万里长城以北的匈奴人，把居住在亚速海彼岸的东哥特人驱逐出去，后来又逐出了西哥特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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