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宪法的学者，如果只读过法律学者的评论，是很难把宪法当作经济文献看待的。他们会认为宪法没有对投票人或公职人员设置财产资格；没有给出社会任何经济团体外在的区分；没有提及授予任何阶级特殊优待。宪法是没有感情的，比如没有受到1791年法国宪法的动摇；宪法的语言是冷淡、正式和严肃的。

宪法的真正本质没有在对其条例的检查中表现出来，只是作为简单的法律主张；但是通过对当时大量书信、现代报纸和宣传册、费城联邦大会的辩论记录和一些州议会记录，特别是在宪法的争斗中广泛流传的《联邦党人》的仔细研究，是可以见到宪法本质的。通过信件可以展示宪法补救的明确缺陷；费城大会的记录解释了在经济利益的压力下政府框架构建的大量步骤；册页和报纸揭露了在宪法通过问题上争辩者的想法；《联邦党人》展示了三位当时最有深度的思想家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构思的新体系政治学。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宪法的经济特性的来源中最有启发性的是联邦大会辩论记录，它到我们手里时是不完整的；费城大会创立的一些政府条例反映了对物质力量的深入对待，要求对根据这里呈现的大利益的会议记录历史进行重新书写。但是整卷几乎没有足以展现这样调查的结果，该特性的实现也相应是不可能的事。

另一方面，《联邦党人》以相对简单和系统的形式介绍宪法的经济解释，作者熟知制宪者的想法，详细说明了新政府的政治学。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共同创作的论证，事实上是所有语言的政治学经济解释中最的作品；了解宪法是一部经济文献的人几乎无法超越这部作品了。作者的语气有些像他们在呼吁投票人批准宪法，但是同时，由于环境的力量，他们被迫说服大经济集团，保障和力量依靠于新体系的通过。

当然，每一次根本性的请求都是为了一些物质和实质上的利益。有时请求是面对所有人的，以对抗入侵军队和欧洲联盟的保护为理由。有时是对商人阶级，他们的生意毁在邦联的罪恶前。现在是对债权人，他们对抗纸币和土地攻击，寻找救济；是对联邦债券持有人，他们的债券不断贬值，价值已经快消失了。但尤其是动产所有人的请求，他们急于找到方法来对抗对民主校正的攻击，并且《联邦党人》的作者给出了他们强有力的论据来赞成宪法的批准。新政府的构建细节还有待商榷，有些改革者对新政府甚至有反感；但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知道与依赖于上层建筑的稳妥基础相比，这些都只是附带事件。

在阅读这部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时，我们需要记住，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这个体系是由两大根本部分——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而组成的，这很重要。

1. 政府被授予一些积极的权力，但是如此构建是为了破坏多数原则的力量以及阻止少数人的财产权的入侵。

2. 州议会的限制条件也积极地攻击资本收益。

在一些情况下，政府行动是执政党的直接利益；无论何时执政党希望通过政府运作获得经济收益，拥有这种权力的体系是必要的。

例子可以在保护性关税、船舶津贴、政府拨给铁路土地、河流和港口改进以及所谓的“家长式作风的”立法目录。当然，可能在任何具体法案中“共同利益”都是表面的目的；但是共同利益是被动能力，并且除非我们知道谁会从当中获得收益，否则就毫无意义。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直接受益人和远程受益人；前者通常会在保障立法中成为积极因素，比如华盛顿的关税听证会中提倡者的经济利益。

另一面，支配利益通常从预防政府行为和积极帮助中获益。他们能够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照顾好自己的需求。当然，大部分财产所有人会担心积极的政府行为，和他们对无法保障有益的立法同样担心，特别是当私人财产的范围延伸到每一种有形和无形资产时。这一点由汉密尔顿清晰地提出来：

“阻止劣质法律的能力也包括了阻止法律的能力……但是这个缺陷对于那些能够恰当地估算法律中反复无常和突变带来的损害的人影响极小，这也正组成了我们政府的特征和精神上较大缺点。他们会考虑所有机构，通过估算来限制立法的无节制；无论事物在任何特定时期发生，让其保持同样状态，可能带来的好处比坏处更多……因抑制一些法律带来的伤害可以通过阻止大量劣质法律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