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段文字时，距初涉译事正好十年。十年时光，译书11本，著书4本。这其中，有法官传记、判例故事，也有专业著述和通识读本，但主题始终与司法相关。而《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则是一部原创的非学术作品。

创作本书，更多是翻译余兴使然。据读者反映，我翻译作品的一大特点，是译者注释较翔实，对历史背景、人物经历和轶闻趣事都有交代。说白了，就是够八卦。之所以增补这类“八卦”，是因为它们大都在翻译过程中让我“卡壳”过，属于本人的知识“盲点”范畴。

那些通过检索史料、核对背景、查阅文献才弄明白的事，自觉有必要以注释形式与读者分享。不过，译注能够承载的篇幅毕竟有限，过多就有喧宾夺主之嫌。所以，在好奇心驱使下，我将某些有趣有料的知识点扩展为文，间或在报刊发表。

上述好奇心延伸下来，就演变为那些与法官选任、莎剧考证、律政偶像、司法伦理、文档解密、判决脚注相关的文字。它们回答的，也是我初涉译事时的疑问：大法官是怎么产生的?美国法官全是终身任职吗?为什么许多州宁愿定期“选”法官，也不愿让他们稳坐审判席?大法官判案时，会受民意和专家意见影响吗?法官助理如何“辅佐”法官判案?历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判词，是否真由助理“捉刀”?

除了新知，还有判例。按理说，研读判例是管窥域外司法、洞悉法官个性的路径，但美国联邦较高法院的判决(姑且不算协同意见书、异议意见书)动辄上万字，阅读既是智识挑战，也是体力重负。

记得台湾大学王兆鹏教授撰文提到过一则轶事。1992年，王先生尚在芝加哥大学准备期末考试，意外发现几名日本同学正手捧日文书翻读。他暗自纳闷，大考将近，大家都忙着啃英文判例，这些人怎么还有心情读日文书?后来向相熟的日本同学打听，才知道美国法院重要判例早已被日本学者同步翻译为日文，分门别类，结集出版。因此，日本学生只用读母语，就能轻松应付美国法学院的考试。

其实，在海外判例编译方面，我国台湾地区也不输日本。本世纪初，台湾“司法院”就组织专人，定期翻译美国、德国、日本较高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近期判例。其中，《美国联邦较高法院宪法判决选译》已出版至第七辑，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所有重要判例。“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也从1995年起，以3年为一个周期，连续出版多辑 《美国较高法院重要判决之研究》，对重要判例逐一进行学理阐释。

我曾问一位台湾地区法官，你们编译这些判例，价值何在?因为对外国判例感兴趣的人，会从网上下载原文阅读，而没兴趣的人，即使你翻译得再通达流畅，也不会多看一眼。

这位老兄笑言，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判决有兴趣却没时间阅读原文。如果这些判例对一个法官处理案件，一个学者建构理论，一个学生思考问题有所启发，就是翻译价值的好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引介，甲国法官可以见证乙国法官对相似问题的推理演绎，洞悉乙国法治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长此以往，对甲国法治亦是一种促动与推进。

我非常赞同这位台湾同行的话。的确，人类之间的纠纷皆有共性，外国法院的判例，回应的未必就是我们陌生的问题，也未必对我们的法治建设没有意义。相反，在缺乏洞察与了解的基础上，就急于给一国司法贴上某种主义或某个阶级的标签，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引介新知的同时，我也将判例故事作为写作重点，并将着力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及时，写作方式上，尽量以化繁为简的风格呈现。作为业余研究者，我没有足够时间、精力去翻译判决全文，只能以故事方式交代案件背景、来龙去脉、主要争点和判决影响。写作流程通常是：用3个小时精读判决，1个小时浏览审判背景和相关判例，2个小时阅读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纽约客》 等报刊与专业博客(主要是SCOTUSblog)上的解读文章，之后再用2个小时写作。换言之，自己扮演的是一个“替读者”角色：通过“替”大家阅读近期判例，择出若干有代表性者，以随笔形式引介。这么做的好处是通俗易懂、重点突出、方便传播，但在呈现案件的复杂、多元性上，难免有所不足。

第二，判例题材上，追求与中国当下现实对应。本书虽是“美国司法观察笔记”，但也体现了一名中国法官的现实关切。对美国人来说“一言不合，马上翻脸”的案件，如限制堕胎、政教关系、枪支政策、同性恋婚姻、种族平权措施等，中国读者未必关心，与我国国情也有距离，所以未作充分展开。本书收录的判例，侧重司法伦理、法官选任、庭审直播、网络言论、死刑裁判中的民意因素、连续讯问嫌犯的时间间隔、错案纠正的法律机制、法医出庭的必要性、被告与控方证人的对质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等题材，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第三，时间节点上，主要选取近十年的判例。一段时间以来，身边师长和朋友津津乐道的，多是联邦较高法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里程碑式判例，如“布朗案”“罗伊案”“米兰达案”和“沙利文案”等，而最近数十年内的重要案件，则少有人提及。国内许多介绍美国较高法院的书籍，谈到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就戛然而止，仿佛大法官们近十年根本没审过什么案子。尽管“医保案” “同性恋婚姻案” 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热点，但大家总体上并不关心较高法院判过什么案子，以及这些判决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在研读判例时，多少会考虑到时效性，尽可能拣选2000年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方便读者对照历史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