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语言的留白第三章语言的留白

语言的本质是要表达“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的语法框架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主谓宾”三元结构的陈述句(可以理解为语言的意旨)，其他表达方式都是这个三元结构的变异体(fission)，比如加入倒装、情绪、强调等表达方式，使得语言的形式变得更加丰富。语言反映的是人认知的规律，这个规律先把东西抽象出来，合并、简化，形成新的单位，再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表达。语言最重要的动力就是表达，抓住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语言具有创新的属性，比如“救火”、“哭鼻子”、“闹别扭”、“打辩论赛”还有“乐开了花”等。认知对语言的影响是有据可查的。由于视觉是人类认识世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语言中与视觉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如颜色、光亮、层次、范围等，而与嗅觉相关的词语却没有那么多。所以，试想一下，如果狗也有词汇，它们的嗅觉词汇一定比视觉词汇多得多(狗的嗅觉灵敏，而视觉只限于黑白灰)。如果能够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抓住主要特征、鲜活，即使不符合语法规则，也能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如表31所示。

表31部分可以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语言表达示例

示例接受/不接受示例接受/不接受抽烟斗接受看望远镜接受听耳机接受看眼镜不接受甭林黛玉了接受Long time no see接受语言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环境，并且表达出来。这就好比三角函数，可以用来丈量土地。数学符号也能用来表达我们的思维逻辑。如果没有语言，人类认知世界就不可能这么深入。人们常常说外语是一种工具，那是站在通过掌握外语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沟通的角度上看。而我们的论点是：语言本身的涌现，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的，这种工具是帮助人类认知世界的；反过来，语言又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通过语言的过滤(filter)，会某种程度上改变人类自身的认知。比如之前提到的“救火”和“哭鼻子”，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虽然看似不够符合逻辑，但通过人类语言的过滤作用，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创造出了大家都能够理解、适合广泛应用的概念，与最初的对物质世界客观表述相比，产生了巨大变化。从认识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语言会影响我们认识世界。语言本身有趋同性。在组织内部，为了大家能够相互沟通理解，会存在达成共识的某些规则。语言也具有趋异性。不同的组织，彼此之间有强烈的意愿区分开来。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对于一般人来说，即使不深入研究语法，也可以自然地运用语法，这个现象说明了语言的核心应该是一条简洁的路径，而不是像语言学家描述的那么复杂。语言在本质上还是指向了跃迁性，即思维容易从一个领域变化到另外的领域，但这样的变化并不是毫无道理，而是有一定联系的。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曾举例说明“打”字在排球赛中有很多种用法和含义。我们也能发现“踢”字在足球中的用法与之类似，但个别用法不同，比如不能说“打队长”或“踢守门员”。我们有很多时候用“搞”字，比如“搞生产”、“搞管理”、“搞东搞西”等。这些词有助动词的作用，与英文中的do或make类似。此外，“做二传手”和“打二传手”在表达的情感上也有区别：用“打”字更为鲜活、更富有动感。再比如“救火”一词，乍一看大家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仔细想想，似乎逻辑上不匹配。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失火了，需要救人、救财物等，对象非常宽泛，如果我们要表达这样笼统的概念，“救火”一词才是真正抓住了要点，也囊括了对抗火灾的一系列活动。有意思的是，人们并不说“救水”。我们的理解是，水灾是无法阻挡的，因为人类可以扑灭火苗，但水的根源却难以阻断。相比之下，“水”的问题更像是一种病，更加令人头疼，因此才会有“治水”这一说。例如“挖洞”一词，是表达挖地要挖出来一个洞，这个词包含了当前的动作和预期的结果，类似的还有“挖房子”、“挖金子”等。正是人类在语言的创造中运用了大量的智慧，把握了其中的核心特征，才有了我们通用的这些词汇。中英文中都有词类活用的现象。例如，在汉语文言文中“天下苦秦久矣”(《史记 陈涉世家》)中的“苦”，因带宾语“秦”，意为“(对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感到苦恼”。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常用的表达有“方便群众”、“丰富文化”、“充实生活”等。在英文中，动词的分词形式一般用作形容词。比如：do表示做，done作为过去分词还有做完了的意思。此外，比如“I okay the proposal”。中国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通假”。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见《论语 颜渊篇第十二》。安乐哲认为，对于一个词语的非推理式的定义是通过挖掘相关的联系，甚至是从这个词语本身在语音或者语义上暗含的一些看似非常随意的关联来进行的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pp128129。这种关联的发掘的成功与否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意义的多少，取决于这些关联的联系程度，一些容易变化的关联与其他关联相比就更能刺激想法，产生更多的意义。在上述的例句中，孔子就能在“仁”(的行为)和“讱”(谨慎而谦虚的言说)的关联中创造出意义。英文单词的构成大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很多词语可以拆分成词根、前缀、后缀。比如able，加上否定前缀就变成了反义词unable，也可以是另一层含义的反义词disable，加上名词后缀变成了名词形式ability，加上动词前缀变成了使动词enable。只要给定了词根，我们就能够创造出衍生的词汇，而新产生的词语又会随着人类赋予的意义的不断增加而继续演化。这些语言现象都是人在认知过程中逐渐表达出来的，是人类认知规律的反映，尤其能够映射出人类思维滑动性的特征。很多时候语言的表达都把复杂的部分省略了，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省略、倒装的部分。英文和德文中，字的顺序是比较严格的，而相比之下中文的语序规则就比较宽松，而且有很多成分可以用来修饰句子的语气。比如“请把那本书拿过来”实际上想表达的就是“拿书”，但我们可以添加“请”、“把”、“过来”等来充实整个意思，使之符合我们想要表达的语气。再比如吕叔湘说：“这事儿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他将此句划分出了五重关系。实际上这句话是要表达“我忘记了这事儿”的意思，把“这事儿”放在句首，起到了强调的作用，“我”、“脑子”可以看作双主语，也可以理解为“我的脑子”的从属关系，两种方式皆可，也不必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不会影响理解整个句子。倒装、双主语以及虚词(“也”、“了”)协调了整个句子表达的重点含义和情绪。在中文里，词序变动、成分省略、感叹词或感叹符号(！)的运用非常灵活，更像是修辞方面的内容，而非语法的核心部分。因此，我们在学习汉语语法的过程中，不需要引入过多过于复杂的概念，也不需要把词语的词性规定得过于死板，重点在于能够通过语言表达清楚“自我”与“外界”的“关系”。Huth及其研究团队将常见的985个英语单词和对应的大脑区域进行了可视化研究，发现一个词义往往与多个词语反应类似，佐证了我们在语言研究中的发现，即一个概念或意思是与多个具体词语相关的。(1) 词汇分布在大脑四周，并没有一个的语言区域。(2) 意义相关的词语(譬如说“妻子”，和其他描述社会关系的词语“家庭”、“孩子”等)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很相似。(3)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研究也发现，这些与词义相对应的区域是双脑对称的。换句话说，这和过去一直以为的“左脑负责语义”这个认识相驳。(4) 做大脑成像研究，最令人沮丧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像这样细节度这么高，还是全脑扫描，而且还是听觉相关的语言研究，画这样的图特别难。而这个研究发现，这份大脑词汇地图在人与人之间一致性很高。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人脑子里看到“四”的位置，和在另一个人脑子里看到“四”所对应的位置基本一样。这让这个研究更有性。虽然每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都是有限的，但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却是无限的，因而语言现象也千奇百怪，可我们让机器理解语言都是给机器设定有限的语法规则，因而一度遇到瓶颈。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经常出现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词句，却不妨碍人们的理解，有些更是被人们奉为经典名句，这体现了语言的美丽和莎翁的才华。可是，这些语言现象难倒了机器。面对不按套路出牌的人类，有限的语法规则能理解的语言实在有限，更不用说理解这类优美词句了。近年来，用统计学方法理解人类语言占了上风，但统计学依旧无法处理当代的小众的语言现象，因此机器依然难以跟上人类运用语言的步伐。大脑思维的跃迁使得人与人能够自如地理解彼此的话语，能够自如地使用和创造语言而不受语法规则的限制，更能创造出很多优美的词句。正是思维的跃迁使得人的语言使用充满想象与浪漫，也使得人类社会更有“人情味”。你对一台机器说“今晚的月色很美”，机器只能将其理解为对于天气或自然现象的评价，却不知在日本，这是一种表达“我爱你”的经典方式。而在中国，这也有可能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一种插科打诨。曾经也有一个关于福尔摩斯与华生的笑话(图31)。说福尔摩斯和华生曾去露营。半夜，华生被福尔摩斯叫醒。福尔摩斯问道：“华生，你看到了什么？”华生仰望星空，诗意地回答说：“我看到了浩瀚的星空！”福尔摩斯激动地说道：“笨蛋，我们的帐篷被偷走了！”华生就事论事，的确是在认真地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可是他没能听出福尔摩斯的言外之意，更没能从现象中联想到此时的处境，才有了这样一个笑话。

图31露营趣事

因为思维的跃迁性，人能够不受语法规则的限制而创造出个性化的语言，甚至每年创造出一些不符合语言规范的“热词”。人与人还有彼此理解和体会的含蓄，能够有默契而心照不宣地玩笑，这些都是现在机器无法实现的瓶颈。这本质上也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一种体现。有限的语法规则下，总有超越这种规则的语言现象存在而不能被现有的机制覆盖。这种由思维的跃迁带来的语言的浩瀚与优美，目前还是人类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