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位作家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很简单，就是要忠于我的想象。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不愿只是忠于外表的真相(这样的事实不过是一连串境遇事件的组合而已)，而是应该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我会写一些故事，而我会写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不是相不相信历史事件真伪的层次而已，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我在想我们会不会被我很重视的一个研究误导了：也就是我在文学史上的研究。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对历史太不够敏感了(我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在亵渎)。对文学史的敏锐—关于这一点，其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一样—都是一种不信任，也都是一种质疑。如果我这么说，华兹华斯以及魏尔伦都是十九世纪相当的诗人，那么我就很可能落入陷阱，认为岁月多少摧毁了他们，而他们在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了。我认为古老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认定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可以不考虑时间的因素—这种说法其实才是比较勇敢的说法。

我读过几本讨论印度哲学史的书。这些书的作者(不管是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是美国人都一样)总是对于印度人不具历史观百思不解—印度人把所有的哲学家都当成当代的思想家。他们用当代哲学研究的术语来翻译古老哲学家的作品。这种尝试其实是很勇敢的。这种情形也解释了我们要相信哲学、相信诗歌—也就是说，过去是美的事物也可以一直延续它的美。

虽然我觉得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是很没有历史观的(因为文字的意思以及言外之意当然都会改变)，不过我还是认为会有这种超越时空的诗句的—比如说，维吉尔写过"他们穿越寥无人烟的暗夜"(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查证过这行诗—我的拉丁文很烂的)，或是有位古英文诗人写过的"白雪自北方飘落……"，或者是莎翁说过的，"你是音乐，为什么悲哀地听音乐？/甜蜜不忌甜蜜，欢笑爱欢笑"。—我们在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越时空了。我认为美是永恒的；而这当然也就是济慈在写下"美丽的事物是恒久的喜悦" 时他所念兹在兹的。我们都能够接受这行诗，不过我们是把这行诗当成一种标准的说辞，当成一种公式来看待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勇敢地怀抱希望，希望这种说法能够成真—尽管作家的写作时间不同，也都身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中，不过永恒的美多少总是可以达成的。

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试着忠于自己的梦想，而尽量别局限在背景环境中。当然，在我的故事当中也有真实的事件(而且总是有人告诉我应该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不过我总认为，有些事情永远都该掺杂一些不实的成分才好。把发生的事件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还有什么成就可言呢？即使我们觉得这些事情不甚重要，我们多少也都要做点改变；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把自己当成艺术家看待了，而是把自己当成是记者或者历史学家了。不过我也认为所有真正的历史学家也都跟小说家一样有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阅读吉本作品的时候，从中获得的喜悦其实也不下于我们阅读一本伟大的小说。毕竟，历史学家对于他研究的人物知道的也不多。我想历史学家也得要想象历史背景吧！就某种程度而言，像是罗马帝国的兴衰这些故事，他们都必须要当成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些历史创造得太棒了，我也就不会接受其他任何对历史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