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

文/艾小羊

1937 荆州

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临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

天气炎热，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

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

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叹了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

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登的那种，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画着说，憨憨地笑。

1941 重庆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华年，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红。

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

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板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她笑，朝她挥手，朝她做鬼脸，他像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刻进她的心房。

1949 上海

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她的脸，她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

8月13日晚上，没有月亮。她忙了24小时，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里？”

“你走！”

他跳起来，本能地喊道：“不！”

她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语言。

大船三更启航。他在黑暗里紧紧地抱着她。她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她睡了，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到来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

她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

她说：“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使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她的脸。

她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阵，她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

1959 荆州

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儿女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绾起，站在浴池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总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孩儿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

至少有一千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她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她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着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于是媒人便说她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艰难。

195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再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期望能遇到卖黄豆或马铃薯的农民。一日，她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地部队正掩埋得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

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后座上。当她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夏天的午后忽然不期而至，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车头，车身左右摇摆。“加油！”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地痛哭。10年了，她从未有过一次，这样尽情地、毫无顾忌地思念，毫无顾忌地流泪。她被现实推着一步步前行，走得太快，忘了过去。

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中，她的孩子们因为能吃到猪肉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2008 武汉

父亲说，奶奶杨桂菊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过了70岁，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李大佐曾经被找到过，在台湾地区，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3天。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敢问她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奶奶答非所问。

“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便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点。

也许这爱情太平常

文/陈麒凌

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尽管她从来不肯当面称赞他。

他浓黑的眉，炯炯的眼，肩膀很宽，走起路来带风。他穿着蓝色的上衣，军绿色的帆布包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手臂还一甩一甩的。

他上台演出，唱《万岁》，激昂热烈，可是高音的地方没唱上去。

她的眼睛一直跟着他，是好奇吧，因为有人说，小谭，那个人是你老乡。

她一直不大明白自己的心思：这以后对他的注意和注视，是因为老乡的亲切，还是因为一开始她就喜欢他？

那是1971年，在几近中国版图的最北，黑龙江省北安市二龙山农场。

他和她的家乡，却在几近中国版图的最南，粤西南。

老乡，这是一个多好的理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开始来她家，说是找她父亲，却当着她的面劈柴、挑水、喂猪，不仅仅是勤快，活儿还干得漂亮。

他那时在农场食堂，晚上来的时候，常会捎几个新蒸的馒头、一小块新鲜的猪肝，用报纸裹好，藏在大衣里。那些寒冷的冬夜，他递过来的纸包带着体温，她一直记得。

他们没有什么交谈的机会，她的父亲很严厉。她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手上做着毛线活儿，耳朵却张着。她不想他走，又盼着他走，因为只有在他走时，父亲才会说：“去送送你陈哥。”

雪在脚下被踩得嘎吱嘎吱响，话很多，路程很短，好像来不及说什么，好像什么都还没说——她不敢耽搁太久，怕父亲会骂。

他及时次送她礼物，就是在这路上，还是从大衣里掏出来的，带着体温的小玩意儿。他的双眼在夜色里闪动着说：“给你的，我自己刻的。”

那是一枚精巧的印章，黑色的牛角材质，雕刻成一座山峰的模样，上面有石、有树、有亭子，跟活的似的。印章底部刻着的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

她不禁呀地叫了一声，心里满是崇拜，说道：“陈哥，你手真巧！”

他的手的确是巧。结婚的时候他们没买家具，家里的沙发、立柜、写字台都是他自己做的。他把自己的热情和聪明倾注在家里的每个细节上，甚至一个小闹钟，他也特意造了个木头钟楼，上面涂了橙黄色的油漆。

他及时次约她出来，无处可去，漫山遍野的雪，天真冷。他便带她去食堂的锅炉房取暖，炉火熊熊地烧着，空气中是松木燃烧的香味，她不敢看他的眼睛。

他们这样就算是恋爱了——那个时代的爱情，即使蕴藏无限，也只能是微风细雨。

他很在乎她，又没法确定她的心，就冒充别的追求者写信试探她。她没理睬，他暗暗欢喜。

他拿给她看他写的情诗：“为什么你不明说/你的沉默为我/倘我猜的是错/我愿远远走开/不让你有一分难过/假如冬花须入暖房/我宁愿和霜雪在一起。”她红着脸看了，不语。他以为她在感动。谁知她说：“陈哥，这——这不是《小城春秋》里的吗？这个——我看过呀。”他大窘，只好嘿嘿地笑。

他们的爱情并非没有阻碍，她父亲就是一个。父亲嫌他脾气不好，怕她受气。她从小到大什么都听父亲的，就这件不肯。她单纯却又执拗，认定了他，一辈子就只要他。1971年年底，考验她的时候来了。

他突然被人抓走了。原因是他给人刻印章误用了字，罪状可大可小。他被关在小号里，谁也不知道要关多久。

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了，他自暴自弃，以头撞壁，心想这辈子完了。

她在外面又急又乱，他们不许她去见他，身边的人都逼她和他划清界限。每24小时，都漫长如年。

她偷偷哭了多次，怕是怕的，担心还是担心，可心里的主意很硬。

她擦干眼泪给他写信，知道那信要经过很多关卡才能到达他手中，所以写得很庄严。只在，用了全部的心意，写下短短的一句：我会等你。

说真的，当时她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三年？十年？她做了最坏的打算——一辈子？咬着嘴唇，她想，那也得等。

六个月之后，他被放出来，身体虚弱极了，连骑自行车都会摔倒。但他很紧很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我会好好照顾你，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972年11月28日，他们登记结婚。1974年，他们的及时个女儿出生时，恰是正月里，大雪封山。他把火生得旺旺的，她肚子开始疼了，他还拼命给她讲孙猴子的故事，一心想把她逗乐。

除了脾气有点儿大，在她眼里，他几乎是的。他那么聪明勤快，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只要他在家，她就闲着去吧。烧炉子、挖菜窖、砌砖房，蒸花卷、烙饼、炒土豆丝，写对联、画画、修半导体，甚至裁布料、踩缝纫机，他都干得像模像样。冬天来了，他会在院子里凿个晶莹的小冰雕；过年了，他就糊个红彤彤的大灯笼，高高地挂在门前，风一来，灯笼转，上面画的马啊龙啊，也栩栩如生地动起来。

她夸他，他便有点儿骄傲，总说：“大傻瓜，你怎么那么笨呢，让我来吧。”她不介意被他说笨。“笨就笨嘛，你聪明就行了。”他一辈子都这么说她，也一辈子这么宠她，宠得她真的笨起来：她四十多岁才学会骑自行车，六十岁的时候才学会换煤气阀。有他在，她什么都不用费心。他去哪都带着她，一前一后的。她从不费心思认路，他属马，她就总说他是老马识途，有他领路，她一万个放心地跟着。路上的风沙雨雪，他挡着，她怯怯地躲在他身后。她的性格始终没大变，老了还带着少女的气质，孩子们都说那是老爸惯的。

其实她也不总是那么弱的。那年冬天，孩子才一岁多，分场抽调他上山伐木。这个抽调其实不大公正，因他平日耿直敢言，得罪了个小队长。那里的冬天多冷啊，零下四十多度，冰天雪地，她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她抱着孩子，踩着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场部。见了场长，把孩子往桌上一撂，带着点儿撒泼的劲儿，不走了。场长忙问为什么，她说：“我男人不在家，没人生炉子烧炕，我们娘俩快冻死了，今晚就在这儿过了！”场长赶紧打电话到分场：“喂！你们那儿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她男人昨天上山的，家里没人烧炕，马上把人叫回来！”

他赶回家的时候是夜里，一进屋就抱住了她们。他的怀抱很大，他喜欢把她和孩子一起抱在怀里，紧紧地，用带着雪星儿的胡楂儿扎她们的脸。孩子给扎哭了，她笑了。

这样难忘的拥抱在她的记忆中有无数次。1985年，她带着两个孩子返乡，从最北到最南，几千公里。他在广州火车站等，此前他们已分别六个月了，那可是婚后从没有过的漫长。火车才停，他就心急地沿着车窗去找，一个一个窗口张望。孩子们惊喜地叫爸爸，他快乐地把女儿从窗口抱出来，一个一个地，是她，然后站成一圈，他张开大大的怀抱拥她们入怀，紧紧地，久久都不松开。1987年，他从枣阳出差回家，她正带着孩子们在山上扒草，他放下行李就去找老婆孩子。她看着他从山下一路跑上来，脸上都是汗，却是笑着张开大大的怀抱，把她和女儿们拥紧，再拥紧。他们的物质生活一直不大宽裕，但他给她的，是自己所能给的全部。1976年，他患急性肝炎，医院给他开了一盒葡萄糖。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糖的甜味是多么稀罕。他舍不得独享，把针剂里的葡萄糖一点一滴地掺进面粉，烙了糖饼给她吃。那点点滴滴的甜味，就像他给她的幸福，也许平淡微小，却点点滴滴渗进了她的生命。

他人生的一大快事就是把赚来的钱交给老婆。他们清贫过、小康过，也困顿过，但无论他赚多赚少，都会一股脑儿交到她手里。她回娘家数日，他帮人择良时进宅，得了五十元的红包。他都舍不得拆封，直到她回来，才笑吟吟地从怀里掏出来说：“婆仔，上缴国库！”

他开始叫她婆仔，是他们有了孙儿之后。在粤西方言里，这称呼是带点儿怜爱的亲昵。他有时也叫她“大傻瓜”，她却一直叫他老陈，结婚之后就这么叫。那时他还没老呢，叫着叫着，他真的老了，她也老了。这大半生，他奔波、坎坷、劳苦，结果却不能算得志，至少他这么认为——他给她的幸福还不够。

她知道他心里有结。春日里她央求他去兜风，他开着摩托车，她坐在车后座上。郊外的新稻入眼青青，她迎着风大声说：“老陈，我很开心，你听到了吗？”他点头，她更大声地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他微微侧头看她，说：“好。”

那以后，他似乎真的安下心过清闲的日子了。他打太极、练书法，还在附近的荒地上依山垦了片菜园。她喜欢种菜、种瓜，他就想方设法把那儿变成乐土：破竹扎成篱笆，栽上香蕉、木瓜，沿着山坡凿一溜土梯上去，在半山坡种上玉米。他怕她取水远，就地开了一口小井；怕她有急不便，还搭了个有门有篷的简易洗手间。这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她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他常常煮好了饭来叫她：“婆仔，吃饭咯！”这时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他天不亮就起床，等她吃了早餐来菜园时，他已给菜园淋了一遍水。清晨的太阳照着，碧绿的菜叶攒着水珠，亮闪闪的。他知道她腰不好，连浇水的活儿也不许她干。

也有吵架的时候。他脾气大，年轻时冲动，吵了架怕她负气出走，总把门锁了等她消气。中年时为了生计他常常要远行，每次都难测归期，舍不得她，又怕别时伤感，所以总在动身之前找楂儿吵架，好像吵狠了几句，心会变得硬些，过后再写信道歉。老来心境平和，近年他们已经很少争吵，但有段时间他的脾气突然变坏，经常无故骂人。她知道他有糖尿病，虽然有时也生气，却并不真的计较。只是她没想过，他无理取闹是因为一种预感——远行的时候到了。

他入院，开始以为是肝炎，吃两剂中药就行了，她没当回事，他整天吵着回家。谁知情况急转直下，十天后回家时，他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医生说没办法了，她还不信。他要回家，她说，我们回家就好了。

她没日没夜地守着他，不停地说许多许多话。她说：“老陈，我们的玉米熟了、木瓜黄了，你想不想吃？”他点点头。她说：“菜地很久没淋水了，怕是都旱了。”他虚弱地挤出一句：“等我好了淋。”她说：“老陈，你不会死的对不对？你答应我！”他说：“我不会死的，你放心。”她顿了顿说：“我对你好不好？”他又点头。她忍住汹涌上来的泪说：“下辈子还要不要我做老婆？”他笑了，说：“要。”

之后他就昏迷了，说胡话，认不得人，连她也不认得。却有一晚短暂的清醒，那时她和女儿们都围在他身边。他突然伸出很瘦的手来，挨个地去摸她们的头，反复说：“人啊就是天边的远来客。”这句算是道别吗？她不肯听，哽咽着追问：“你答应我不会死的，你说话要算数。”他的手停在她的头上，他笑了说：“算数，大傻瓜。”

他没能说话算数。

临行前，她用柚子叶给他擦洗身体，怕眼泪落在他身上他会去得不安，她擦一下背转身拭一把泪。她给他刮胡子，手不停地抖，刮破的地方慢慢渗出血珠，她说：“对不起了，老陈。”

她看着他躺在冰凉的板上，一口气迟迟不肯咽下，就求人给他铺层棉被。主丧的师傅说，人就要去了，用不着了。她哭着喊：“他会冷的！”

那刻她在他身旁，轻声地说：“老陈，你去远游吧，放心去吧，什么都不怕哦，我们梦中见，来世还要做夫妻啊！”

他那时已经没有知觉了，却从眼角缓缓地、缓缓地流出一滴泪。

2008年11月21日，他走得那么急，差七天就是他们结婚三十六周年纪念日。

他去后的第二天，治丧的亲戚们上楼吃饭，她执意守在灵前，睡意蒙眬中似乎听到他在叫：“婆仔，吃饭咯。”她猛地醒来，眼前空荡荡的，她痛哭应道：“我没有伴儿啊！”

入秋以来天一直旱。许多天后，她想起了他们的菜园，强打起精神，她对自己说，明天该淋淋水了，那些菜是老陈种的。

那晚，悄悄地下了场小雨。

早上她来到菜园，推开竹篱笆门，停住了。清晨的太阳照着，碧绿的菜叶攒着水珠，亮闪闪的，跟他在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