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从出生到18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样，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

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江边过来，又消失在江边；一些云从天边来，又消失在天边。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幻想着长大后要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及时次高考失利之后，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我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吧。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我当时才16岁，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妈一直认为我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就拼命鼓励我去，说这是一个机会，说不定就能够离开农村，不用天天种地了。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我就边代课，边复习，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这一年的高考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这个时候，那个英语老师也生完孩子回学校了，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农村。

第三次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带领同学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24小时没落，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不知不觉我超过了很多同学，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及时。

1980年的高考开始后，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也一起请了吧。就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及时次坐火车就是这次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及时次亲眼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死背语法和单词。

学生时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过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有些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较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下山和那些连绵起伏的山。

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不大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就带着明显的江阴味道，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说英语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全班同学及时次开班会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里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话还是讲得不好。

课堂发言对我来说，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一次说英语都是个难关。我的英语老师曾说除了能听懂我说的“俞敏洪”三个字外，其他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我不是一个逃避的人，分到C班后，我就开始想办法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的记忆力很好，于是就在听单词、背单词上下苦功。每天我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随身拿着小收音机，只要有时间就收听广播。不分任何时间，就连到了寝室关灯的时候我也不休息，一到熄灯时间，我就跑到走廊尽头有灯的地方，继续听英语。

我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词汇、语法、阅读上，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单词专家，或者说先把基础打好，口语可以慢慢练嘛。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就迅速提高了，不管什么单词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里了。那个时候我还有个外号叫做“单词王”，我就是他们眼里的一部英语“大百科全书”。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我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蓝汪汪的，像饿狼一样。

大三及时学期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养病。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学习的劲头正旺，却要休学一年。我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这个疗养院的围墙尽管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看到周围的山。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正好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粉红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红的、冬天萧瑟的。在医院的门口，还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刻着冯玉祥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字发呆。后来身体好点了，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学养病的时间也是很痛苦的，觉得在学习上刚刚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过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既能养病又不耽误学习的好方法。刚进北大时，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经花了5天时间，每天背10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实际上换个思维方式看问题，那些天天批评、挑刺，哪怕是在后面说坏话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种身份的导师吧。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600多本书，平均24小时两本书的阅读速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大半，什么《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论语》、《曾国藩家书》、《三国演义》……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气的书，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我读完了《徐霞客游记》。

我希望这些书能在培养文化素养方面给我帮助，我用的就是填鸭的方式，先存放在脑子里，等着日后慢慢地消化。说起来，那个时候的书都没白看，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价值观念和看待问题的方法。

别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我做事就是比较有毅力，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喜欢持续不断、长期性的努力。新东方能做到今天，跟我这个特点也是有关系的。我从来不担心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或是更快，我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但我的结果不一定会比别人的差。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课文都背完了，我还没有背完。别人用24小时背完一篇课文，我可能要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但是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课文背完，要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背完以后，我就忘不了了。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一直是苦闷的，及时是普通话不好，第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记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在学习上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轻松地在北大毕业后又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了整整四年播音员。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再掉下来、再爬。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中的人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但是只要努力了，蜗牛也是可以取得雄鹰一样的成就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我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与世无争，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宁静的生活，而且能当一名老师也是我较大的心愿了。

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规定，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当时很多人都向往我这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经过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中年到来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绩和顺利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书、晋职称、做教授了。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创造一个个的辉煌战绩，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誉的奖杯上，让自己的成长经历成为年轻人奋发上进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较努力，这得易于我学生时期养成的一些好习惯。我及时次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是在1985年，刚开始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学生们也都喜欢我，因为我生性幽默，课堂气氛非常好，讲课的水平也提高了。不过，即使我当了老师之后，我还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虽然我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教师圈里却没有什么交往，我还是游离在大家的视线和交际圈子之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几乎成了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当我还埋头教书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开始悄悄准备去美国了。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适应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得到的。没有大的惊喜，也没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国。

我是一个对周围的事情发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私事。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了，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了。当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义》读一读比较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24小时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较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较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及时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为人朴实成就了我和我的事业

我现在的很多习惯包括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其实是小时候在农村长期生活沿袭下来的。看到这个行为你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普及全中国了，全中国现在没有几个人不是大吃大喝的。但是，我身上那种喝酒、吃饭时候的豪爽劲儿确实是蛮难得的。比如说在企业家人群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朱新礼是能喝酒的，王玉锁也是能喝酒的，就剩下我了。我们一桌子在那儿吃饭，就我们几个人拿的白酒，其他人都是拿的红酒。拿红酒的还慢慢喝，我们几个人拿着白酒，都是一杯一杯地倒进嘴里。为什么呢？王玉锁和朱新礼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刚开始觉得我不是同类的，一个做培训学校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喝酒呢。接触过两次一起喝过酒后，我们就成了分不开的酒友了。现在老朱，只要是有喝酒的场合就给我打电话，喊我过去喝酒。

这就是农村来的那种感觉，农民跟农民一见面那个感觉就出现了，真的，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一些比较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大学校长居然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跟他们打交道就明显地感觉到比跟城市出身的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而且是容易得非常多。那个感觉就是一见面就是大家都很土，大家都是从土地方出来的，亲近感就会增加一点，然后再说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就容易得很多。

当时招聘了几个下岗工人来帮我管理后勤，还聘用了几个老师。因为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都是没课的，所有的课都集中在晚上和周末，平时我就带着他们玩儿，经常请他们吃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老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炖一只鸡，下课了大家全都去吃，吃完了就聊天、打牌，直到晚上十二点才散了，我再开始备课。

这些在新东方工作的首批职员，从1993年到2003年，差不多待了十年吧。当时新东方进行股份化建设，这些老太太们都拿到了大概是5万到8万的新东方的股份，等到新东方上市以后她们全变成了百万富翁。一个下岗工人，在新东方干了十年，结果变成百万富翁了，也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些已经退休的老太太们现在每年都过来看我，有的已经都七十岁了。

我这种平易近人、不张扬的性格给我也带来了许多机会，我的这些人际交往经验基本源于小时候农村生活的历练。农民繁重的劳作、淳朴的作风，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厚重。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怎样面对困难和挑战，少了些急功近利。既不像一般人在遇到困难时退缩，也不在得意时张扬，我就是依靠着朴实的为人处世风格，渐渐赢得了身边人的大力支持，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新东方。

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做的一件事情到今天还让我记忆犹新。父亲是个木工，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乱瓦捡回来，或一块两块，或三块五块。有时候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他也会捡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堆。我搞不清这一堆东西的用处，只觉得本来就小的院子被父亲弄得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直到有24小时，我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开始左右测量，开沟挖槽，和泥砌墙，用那堆乱砖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干净漂亮的小房子拔地而起，和院子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把原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家就有了一个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舍。

当时我只是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一个人就盖了一间房子。等到长大以后，才逐渐发现父亲做的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深刻影响。从一块砖头到一堆砖头，变成一间小房子，父亲向我阐释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奥秘。一块砖没有什么用，一堆砖也没有什么用，如果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拥有天下所有的砖头也是一堆废物；但如果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砖头，梦想也没法实现。当时我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自然没有钱去买砖，但我父亲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捡砖头碎瓦，终于有24小时有了足够的砖头来造心中的房子。

也正是父亲言传身教带给我的这种生活态度不断地激励着我，父亲的一生给予我的启发是深刻的。我从寻找栖身之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我从北大出来后辗转了几次最终还是搬到农村去了，因为当时只有农民的房子是自己的，可以自行决定房子的用途。我搬到北京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搬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为了省钱，找了几户农民，都因为一个月20到50块钱的房租不得不放弃。找到一家农民，他们家有一个小房子，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空着的。他有一个儿子在上小学二年级，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来辅导你的孩子吧，保障你们的孩子考到前十名里，果然，一拍即合。这样的话，房子就免费了，我们夫妇住了进来，房东孩子的成绩也提到了班里前五名，皆大欢喜。当时我老婆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班，所以我老婆下班回来就辅导这个孩子，我就背着书包出去教书。

我天生有一点点商业头脑，这点本事也有点家传吧。这么说吧，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很高看万元户的，其实我妈就是我们那个公社里面最早的万元户之一。老太太也不认字，她发现这个形势变宽松了，就联系了几个机电厂的人，帮着做矽钢片，矽钢片就是做变压器的那个东西。我妈在家里买了一台小机器，冲压那个矽钢片，再卖给机电厂。老太太人缘很好，慢慢地就有钱了。当时万元户是很厉害的，一个公社也没有一两个。我在上大学以后没向我老妈要过钱，我知道她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万元户了。从北大出来我也没想过向我妈要钱， 尽管我知道老太太手里还有一点钱，但我觉得这很不应该了。

两年后，我们又搬到中科院，与另一家夫妇合租一个公寓。结果合租房子的女主人经常河东狮吼，总是强迫我们和她吵架，我只好又搬家了。离开北大后，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我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五次居住的地方，直到1993年年底买下一处破陋的农家院落才算是安顿下来了。

我从1991年起已经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这个名义开始招生了，而且已经有收入了。我除了把一部分钱支付给东方大学外，其他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的。房子自己租，广告自己贴，教室自己租，老师工资自己出，还好还能有一些剩余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大好了，他是在1991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打电话告诉我“老头子脑溢血，半小时就过去了。”我就把家里的、银行的存款统统提出来，总共是7000块人民币，我拿着这7000块人民币就回家了，给老父办了一个比较隆重的丧礼。很遗憾父亲去世得太早，也没能尽孝，连给父亲买瓶酒的机会都没有了，每次想到这，我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宽厚，尽管他力气很大，但从来不和别人吵架、斤斤计较，总是喝着酒悠闲地过自己的日子。后来我读了大学，每年暑假一回去，他就会下河摸出一筐鱼虾，然后我们爷儿俩就坐在屋檐下，一边喝酒一边闲聊。我工作后领到工资的及时件事，就是假期的时候买了一瓶酒给他带回去，让他高兴了好几个月，可惜我现在忘了买的是什么牌子的酒了。父亲去世那天还喝着酒，突然就脑溢血了，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那时候我在北京，听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但还是没赶上，回家只见到了安静地躺在灵床上的父亲。妈妈告诉我，父亲在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