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人而言，头衔不算什么，财富亦然。他们看重的是血统。

伊莱尔 贝洛克(Hilaire Belloc)

如果说托克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他出生前，这并不自相矛盾：法国大革命，的确影响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几乎每一件事。

但是在变革的动乱之外，存在着另一个法国—我们仍然用革命术语“旧制度”或“旧秩序”来指称的法国。这对塑造托克维尔而言，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的家庭，父系和母系分别是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在那个逝去的世界中是非常高贵的，无论有多么遥不可及，他对他们的成就都怀有适度的骄傲之情。所以，晚年时，他因为确知祖先之一曾追随诺曼底最伟大的英雄—“充满活力的私生子威廉”(‘William Bastard de graunt vigour’)—在1066年前往征服英国而感到欣喜。早些年，当他的妻子在一个破烂不堪的碗橱里发现一堆古老的羊皮纸手稿时，他也同样很高兴，这些似乎显示了克勒雷尔(Clérels)(家族最初的名字)至少从1425 年起就已经是贵族了。然而，没有什么比这些文件的命运更能地描述大革命在法国造成的一个主要变化； 因为几乎可以确信，玛丽 德 托克维尔(Marie de Tocqueville)所发现的是证明这个家族是古老贵族的珍贵档案，当其地位受到质疑时可用以使用。而在新法国，这些契据只不过是古文物学家的兴趣而已。

然而，克勒雷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世家，是真正的诺曼人，甚至早于他们在17世纪中期获得托克维尔的庄园宅邸。托克维尔坐落在科唐坦半岛(Cotentin)，在瑟堡以东几英里处，靠近大海。在18世纪中期，第二代托克维尔伯爵贝尔纳(Bernard)(1730—76)和他的妻子卡特琳(Catherine)居住于此，他们是亚历克西的祖父母。他的故事源于他们，因为在随后的百年中，他们社会的和个人的一些特点，在其子孙身上都有所体现。

贝尔纳是一个军人，他很敬业—他拥有一套便携的军事藏书，有51卷书，从1741年版的《军事法典》(Code militaire)到在他死前四年出版的《论新式炮兵》(La Nouvelle Artillerie)。他的职业生涯堪垂典范，并受封为圣路易骑士团(Chevalier of the military order of Saint-Louis)的一员。他虽是幼子，但当同样作为军人的哥哥在七年战争中被杀，且他的侄子死于校园的一场操场事故的情况下，他继承了托克维尔的房屋与庄园。贝尔纳从未期待过自己有足够的钱成婚，但现在这却成为了他的责任，如果他不希望家族逐渐消失的话。一个朋友告诉他，艾蒂安 德 达马斯-克吕伯爵(Comte Étienne de Damas-Crux)有好几个未曾婚嫁的姐妹。这是可行的：达马斯乃是一个大家族，它拥有大量地产与宫廷宠幸，跟托克维尔家族一样，它有在军队中为国王效力的责任与特权。贝尔纳被接受了，他与达马斯-克吕的卡特琳 安托瓦妮特(Catherine Antoinette)结为夫妇。他的家族有“良好的”婚姻史，但这次比往常都要更好：它标志着一场家族大兴起的开端。据推测，卡特琳的嫁妆帮助了贝尔纳重建庄园的决定，使其得以扩建并呈现出一种高雅而现代的面貌：花园前门的山形墙上装饰着托克维尔与达马斯-克吕的纹章。从这时起，这座乡间别墅变为了真正的城堡。

对于托克维尔家族的随后两代人而言，与达马斯家族的联姻意义重大，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但是它并不符合期待。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尽管从科唐坦半岛的角度看，可能并不明显。在那儿，外省贵族的生活仍然因循着长久以来的传统。在上个世纪，一些家族得到了太阳王的邀请前往凡尔赛，在那里(通过提供必要的证据)成为了宫廷贵族(noblesse de Cour)，并且加入到为额外津贴的长期竞争中，路易十四通过这种手段使大领主们(grands)变得温顺，且在政治上显得虚弱无力，但托克维尔家族不在其列。跟他们的邻居一样，他们一如既往—做纯朴的诺曼乡绅，当他们不参与国王的战争时，就把时间花在农耕上或者从农民身上压榨钱财。托克维尔家族长期以来处于诺曼贵族—血统高贵的中间等级，是教区的庇护者(gentilshommes seigneurs de paroisse)，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享有所属等级的相应特权，其中包括免除国税(general tax)和盐税(salt tax)，有权在任何涉及他们的案件中绕过低级法院，及时时间到达高级皇家法庭。只有贵族能够在公共场合佩剑，并在其豪宅上设置城垛。他们在公共集会中比他人更重要，并且在他们出席的每个教区教堂中，拥有特别崇高的座位——亚历克西最终继承了在托克维尔的席位，这是在大革命中保存下来的少数特权之一。作为贵族，他们可以要求免于(除非在非常时期)任何形式的兵役，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经济上，但是托克维尔家族的军人传统让他们拒绝这么做。首先，他们拥有许多“封建权益”(feudal dues)，使他们能够向其邻人收取土地和商业税：在农奴制时代，这些权益或许有功能合理性，但是在18世纪，它仅仅是(贵族的)收入来源，正如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站在农民的角度所愤慨直言的那样。他们另外的一些特权，与其说是好处，毋宁认为是麻烦。他们拥有打猎的独占权，并且在追踪猎物时可以践踏农民的庄稼。在托克维尔城堡的一个圆塔内(总共有三个)，贝尔纳伯爵豢养了3000只鸽子，这是另一个长期导致农民怨恨的原因，因为鸟儿会影响收成(在那个时代饥荒太频繁了)。虽然贝尔纳很喜欢鸽肉饼，但除非是故意冷酷地炫耀其权利和地位，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张扬。然而，他与其祖先一样，似乎是一个对其农民负责任的领主—他的孙子不是那么可信地说道：“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做他们的保护者和朋友。”但是托克维尔家族没有与其下层混同起来。这没有必要。在18世纪，法国外省的社交与精神生活是充满活力和变化多端的。每一个地方首府似乎都渴望成为小巴黎：科唐坦的首府瓦洛涅(Valognes)，以被视为小凡尔赛而自豪。托克维尔家族在那里有一幢连栋别墅，他们每个冬天都要过去，远离他们庄园里的烂泥以及城堡的潮湿寒冷，去享受跟他们地位同等之人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