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由《哀江南赋》谈起

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

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一、“书香门第”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2月16日我生在天津，但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她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昕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总监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已经去世十五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七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词，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九一八”后，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的。

二、功课平平常常

我五岁开始上幼儿园，最初是上在中南海边上的艺文学校的幼儿园，对这一段的事，我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入园要换鞋。后来又转到孔德学校的幼儿园，因为它离我们家比较近。孔德小学的生活我记得比较多，除了要换鞋之外，现在还能唱出一两首歌。由于我比较内向，不太合群，因此好朋友不多。我常和一姓苗的小女孩玩，听说她是苗可秀的女儿。我们俩常在滑梯的沙土坑里堆沙山，她说她是皇后，我是皇帝，当然当时我也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样的人。既然她这样说，我也同意。在孔德我一直读到小学五年级，这时已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在孔德小学，我的功课一直是中等，所以表现得很平常。在五年级时，我们增加了日文课，由日本人来教，我们都很讨厌日文课，好像没有人好好学，别的功课我们都没有作过弊，但考日文，很多同学都把书坐在屁股底下，不时拿出来抄，大作其弊。因此，我的日文虽然学了一年，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不愿学日文，1939年我转到灯市口的育英小学六年级，因为是教会学校，可以不学日文，而学英文。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爱看《三侠剑》《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起先是我家的一位车夫念给我听，我越听越上瘾，后来我自己看，当然半懂半不懂，可是那些剑侠的打斗还是很吸引我。

1939年年底，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邓以蜇伯父的孩子邓仲先、邓稼先一起由天津乘船到上海英租界，然后去香港，又由香港转越南的海防上岸，在河内住了几天，经滇越路到云南去。因为我父亲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这就是说，我并没有读完小学，因此也就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书。

1940年，我们全家在云南团聚了，但是我的哥哥汤一雄于1939年因在云南做盲肠切割手术，麻药中毒而去世。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我们一家先住在离昆明不远的宜良县。这时住在宜良县的西南联大教授有好几位，有贺麟、邓昕、姚从吾、唐钺等。在此以前钱穆伯父也住过，不过这时他已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去了。宜良县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有山有水，离著名的石林不远。离县城五六里有一温泉，我父母常常带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到那儿去洗澡。这时我进了宜良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当时学校的教员有一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在校生，他们来往于昆明与宜良之间，时常缺课，而我也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功课也就平平常常。

1941年夏，我们家搬到昆明，先是住在离昆明城约十里的小村——麦地村的一座尼姑庵里。这时闻一多伯父一家住在附近的司家营，金岳霖、冯友兰住在附近的龙头村。我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读书，那是当时昆明好的中学。由于宜良中学的教学水平不行，我没有考取初中二年级，只得降到初中一年级重读。联大附中要住校，因此每星期六我就和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闻立雕，还有一位同住麦地村的云南籍同学殷承祐一起回家。假期我们四人常在一起玩，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相约到山上去“探险”，爬上了很高的山，沿路还偷地里的白薯、老玉米烧来吃，我们还放火烧山，一直玩到天黑，家里的大人都很着急，回家后我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责难。我在联大附中，功课也很平常，但体育不错，还是排球校队成员。这个时期冯钟芸老师教我们国文，其中有些诗词，我最喜欢的是李后主的词。这期间我开始看小说，先是看巴金的《家》《春》《秋》等，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好像还看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到初二下学期，比我高一年级的余绳荪(余冠英的儿子)弄到了一本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是我和余绳荪还有游宝谟(游国恩之子)、曾宪恪(曾昭抡之侄)、胡旭东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一起读。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同时我们又都很讨厌童子军教官吴能定，我们就一起研究，决定干脆到延安去看看。对我来说，我当时不是出于对政治有什么认识，而是出于一种孩子的好奇心。于是在1943年春，我们几个人各自从家里偷了一些钱或黄金做路费，先乘火车到曲靖，由曲靖搭“黄鱼”到贵阳。到贵阳后，我们都很兴奋，就一起住在一家小旅馆中，登记时都用我们的真名。住下后，我们就到外面小馆子吃饭，可是一回来就有几个黑衣大汉在等着我们，要我们跟他们走一趟，并要把所有东西都带上。我们都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无法，只好跟着去，一带就把我们带到贵阳警备司令部，住在侦缉队里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幸好他们没有先检查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还带着那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呢！如果被查出就麻烦了。恰好我们住的小房是木地板的，在两块木板之间有小缝，我们就把书一张一张撕下，塞入地板缝中。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一位参谋长之类的人分别找我们每个人谈话，首先当然是审问我们的头头余绳荪，接着一个一个问话。问我要到哪儿去，我说要去重庆读书，因为我有堂姊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又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当然不会说我爱看《二万五千里长征》了，我说我喜欢李后主的词和巴金的小说啊什么的。又过了一两天，贵州省府秘书长郑道儒找我们一起“训话”，说什么“要好好念书”“不要听信什么人的坏宣传”“现在是抗日时期，要拥护党国和领袖”之类。这是我及时次听到这种官僚的“训话”。大约在警备司令部关了一星期，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贵阳，把我们接回昆明了。当然，联大附中我们不好再回去了，大都转到云大附中去了，而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就到重庆南开中学去念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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