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生活的女子

有人说，日子是织布机上的布，一片片滑下，再一片片接上。一九五〇年，为了“毛选”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钱钟书去了城里，只在周末回清华大学，只余下杨绛和女儿阿圆。

杨绛依旧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兼任”教书，闲暇时光便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她是幽默聪慧的女子，她的翻译也一如她的性格，充满了诙谐趣味。

那时，阿圆十三周岁，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杨绛本来要送女儿去清华附中读初二，但学校却一定要阿圆从初一读起，再加上初中学生午后总是开会，杨绛心疼体弱的女儿，干脆买了初二、初三的课本，自己教她数学、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

阿圆虽然没有去学校念书，但住在清华园里的她，并不寂寞。父亲在时，她便帮父亲做些登记学生分数一类的零星事，很是怡然自得。她心细如丝，因为两份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便能猜出两个同学是男女朋友。

杨绛说：“阿圆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继承了钟书的“少年痴气”，也继承了杨绛的“细腻聪颖”，这样的孩子，自然是懂事快乐的。

钟书去城里时，没有嘱托杨绛照管好阿圆，而是告诉女儿要好好照管妈妈，而阿圆也小大人似的答应了。有一次下大雪，她背着母亲在雪地里将煤球里的猫屎抠干净了，因为她知道母亲怕摸猫屎。对此，杨绛很是心疼地说：“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凉，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圆啊。”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她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女儿。她突然发现，只要有她这个小不点儿在自己身边，再黑的夜路，再荒芜的原野，她也不害怕，如同有丈夫陪着一样。

有一次，阿圆有些发烧，杨绛便逼她早些休息，但这个小姑娘还惦记着母亲：“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听音乐呢。”

钟书不在的日子，总是阿圆陪她。为了让女儿好好休息，杨绛说：“我自己会去。”

阿圆迟疑了，她知道母亲是害怕的，但并没有说破：“妈妈，你不害怕吗？”

杨绛立马摆出大人的架子：“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这一次，阿圆没有说什么，乖乖上床躺下，但她并没有睡觉，她依然在担忧着“嘴硬”的母亲。

杨绛出门了。一个人的时候，她是害怕的，当走到荒地边的小桥附近，她怎么都不敢过去，徘徊了好久，终究走了回头路。当她回到家时，阿圆还醒着。后来，杨绛调侃地说：“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而在功课方面，看着越做越繁的数学，杨绛也越来越懒，于是她对阿圆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阿圆很乖，便无师自通地自己做。后来，不放心的杨绛又问女儿自己学可以吗，阿圆很有把握地说，可以。

于是，杨绛给她加买了参考课本，放任阿圆自己学。一九五一年秋，阿圆考入了女十二中高一年级，并且数学得了满分。不知曾经只考十五分的钟书，看到女儿这傲人的成绩，会是怎样的表情？

阿圆上了高中，进城住了校，同钟书一样周末回家。于是，那小小的三口之家，只余下杨绛一人。

这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三反”运动浩浩荡荡地开始了，教育界和文艺界也响应号召，结合“三反”运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

所谓的思想改造，便是让文人们亮出自己的思想，革掉那些旧时代的“封建”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杨绛形象地称其为“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三大“危险课”──诗歌、戏剧、小说，后来都被改成了选修。而杨绛教的是外国文学，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最明显、最严重的范畴，而偏偏她教的英国小说还有学生选修，她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教下去。

教这样的课，太需要勇气，一不小心便会被“左”派朋友指责。清华大学有一位叫作温德的外籍教授，思想很是开明，曾经参加过反美与反国民党政府的大游行，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但他曾被自己教过的同事批评，要他用马列主义观点授课。

温德很是生气地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后来，这个同事也批评杨绛的授课太过老一套，并要教教她。自然，杨绛没有虚心接受，她只教她的课，从艺术分析比较入手，尽量避开那些可能被指责的思想意识。

只是，选择哪部小说来教，也成了难题。在如此激进的时代，许多西方的小说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稍不留神，便会惹人非议。最终，她选了狄更斯的小说《大卫 科波菲尔》，因为狄更斯受到过马克思的赞许，是社会上公认的进步作家。

只是这所谓的进步作家，却有让人失望的成分。他是有阶级意识的，不愿与工人为伍，因为在他心里，工人便是“下等人”。并且，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谈情说爱的内容，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露骨的，好事之人也不免大做文章。

没有办法，那些文字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她没有办法替狄更斯掩盖，只得挑选出“进步”的部分精讲，其余的部分只让学生自己课下浏览。只是如此，内容便不再连贯，那些精讲的内容，总有地方需要联系上下文，也总有地方牵扯到男女关系，她只得以批判的态度说是“陈腔滥调”，蒙混过关。

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难题，总算没有差错。后来，她回忆说：“钟书就像阿圆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

接着便是“忠诚老实运动”。杨绛很忠厚老实，不管是不是问题，都老老实实地一一交代，得到大家好评。

只是运动形式层出不穷，一切都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所谓的“酝酿控诉大会”在等着她。在“酝酿会”上，她的同学都说她课讲得不错，也不说什么出格话，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饭吃”的典型，充其量也只算是“新社会的主人翁感不强”。

她顺利通过了检查。当天晚上，“控诉大会”开始了，她以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便轻松愉快地与一位亲戚一起去参加大会了。

在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一场庄严的会议开始了。大会主席先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瘤，然后便开始一一控诉。台下的杨绛漫不经心地听着，谁知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抬起头来，只看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孩子，正站在台上，咬牙切齿地控诉自己的“毒害”。她课上的女学生不多，她也都认识，却单单没有台上这一位。

在女孩无比仇恨的控诉下，大礼堂几千双眼睛都射向了她，连从大会开始便在打鼾的亲戚也停止了打鼾，瞪大眼睛看向她。

不过我们的杨绛怎么会被这含沙射影的眼神杀死。她沉着气，木然默坐，仿佛说的不是自己。她听着那女孩动听地将狄更斯小说里的话断章取义地加注在她身上，不禁疑惑，白天的检讨压根没提“恋爱”这回事，怎么就顺利通过了呢？

控诉结束了，在一片闹哄哄的议论中，群众慢慢散去，杨绛站起身来，突然发现同来的亲戚已经不知去向。

她哑然失笑，默默走出礼堂。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前来搭话，更没有人愿意同行，她觉得自己是刚刚自地狱出来的魔鬼，每个人都避得远远的，她甚至听到一位女同志愤慨地议论：“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

这时，外文系的主任吴达元教授走了过来，他悄悄问道：“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杨绛回答说：“你想吧，我会吗？”

吴达元教授立即说：“我相信你不会。”

他是了解她的，这个女子上课认真，说话也很有分寸，怎会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听他这样说，杨绛很是感激，但为了不连累人家，她很谨慎地与他保持距离。

她是胆小的，但从来不是感情脆弱的女子。第二日，她故意起了个大早，打扮得喜气洋洋，然后拿着菜篮子去校内人最多的菜市场招摇，看别人如何避开自己，也领略一番真正的“人间喜剧”。

当然，一切并没让她失望。有些曾经有说有笑的朋友，不是逃税似的溜走，便是佯装没看到，但也有人如往常般与她说笑，还有一个平时并不相熟的女同事，与她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

对这些不避讳她的，她心存感激，对那些躲避她的，她也理解。在这个时候，选择“明哲保身”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她并不怨尤。

有人说，懂生活的女子，是洗尽铅华后，依然有颗如初的心。而她正是如此，丈夫女儿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她饱受屈辱冷落，却依旧可以自娱自乐地幽默一把。

不久后，她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自己的大名，但她只一笑置之：“幸亏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

有趣的是，控诉过后，慕名来选修她课的学生竟然多了起来。或许这些花一般年纪的学生，想要听杨绛谈爱情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