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县财政局老局长赵承德提前离岗了，与老赵关系不错的财政局副局长刘梅花也在她本人要求下调到了其他部门。这平时关系甚好的男女老同事，双双离开财政局，不知啥原因。

赵局长为啥提前离职，连苦等多年、眼看到手的副县级也不要了？他是有经济问题，还是有男女关系问题？老赵啥也不说，上面也没有解释。人们就有了猜疑，老赵不干局长，刘梅花为啥调走？老赵的前任财政局长因八万块钱的受贿失去了人身自由，为此老赵印证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警句是千真万确的，因而不敢贪也不敢拿，经济上是“干净”的。老赵不贪不拿，不知有啥事？有人就疑是犯了男女作风问题。

老赵离职，是在医院离的职。半月前他头晕目眩，开会时忽然晕倒，好在送医院抢救及时，救治后无大碍。他是脑梗塞急性发作，已是第二次抢救了。老赵上次发作，是半年前，晕倒在财政局走廊上，治疗一半就要出院，医生不同意，他就跑回来上班了。之后又反复出现头晕，也没去治疗，这次发作，便向组织打了提前退休报告。县领导无法拒绝老赵坚决提前离岗的请求，拖了一段时间，他仍坚持要提前离岗，县里就批准了。批文下来，老赵还在住院，出院就办了离职手续。

老赵不老，五十三岁。五十出头年龄的正科级干部，还有两年转到非领导职务岗位。这个年龄没有被提拔的人，在县里就算老干部了。转非前，老赵能不能提为县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有人说可能性很大，有人说他没戏。而更多的人为他离职惋惜，说老赵人多好啊，财政经济业务驾轻就熟，如要等一年半载的，也许能提起来；他的机会是明摆着的，这么早离岗，有点不值得。

财政局的人大多不愿让老赵离职，说明老赵是个好财政局长。

老赵提前离职，对县里财政经济发展来说，实在是一份损失。

年轻时的老赵进步是很快，从参加工作进了财政局，几年一职，当副股长、股长、副局长，数年后又升调到税务局、审计局当局长，后又调回财政局当局长。老赵在这些核心经济部门，转来转去干了三十年，在局长这个岗位上，也就是正科级岗位上干了十五年之多。他“陪”走了好几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陪”走了十多位副县长、副书记、人大主任和副主任、政协主席和副主席等。这些县领导，大多是县里部门提起来的，且大多正科级比他的时间短，有的还是他部下。面临多次提拔副县级机会的老赵，却总是“原地踏步”。

有那么多人被提拔，又有许多次提拔机会，为啥老赵一直没有被提起来？老赵没犯过错误，财政业务又精湛，理应有机会提拔。为何这么多年过去，没被提拔？说是财政局长岗位离不开他。

财政局真是离不开他吗？财政局虽离不开专业能力强的人，但往往不懂财政的人也干财政局长。说是财政局长岗位离不开他，这真是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话题。

简单，是因为老赵算账算得细，算得准，也算得狠，把财政局长当得很称职，可以提拔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或者任政协副主席兼财政局长，可老赵却被一次又一次放下了。

复杂，是因为人大主任和政协副主席位置要么座满，要么上面总是安排其他人，多次没有了机会。这几年提拔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主任，也有过机会，有几次据说板上已钉钉了，而宣布任命却没有他。他在提拔中形成的复杂因素，除需提升的人多位子少，不讲关系不行，不送钱不行外，也与老赵不找人说情、不送礼、不送钱有关；与他不溜须、不拍马、不说假话、不说谎话、不说好听的话和把与领导关系简单化有关。

比如，老赵去领导家，都是两肩扛个脑袋空着两只手；领导家办红白喜事，从不送红包和礼品，只送一幅字。老赵喜爱书法，尽管是县里二流书法家，而他却习惯以字作礼品。需要送礼之人和事，他就送字。往往是他前脚送领导，后脚出门字就被人家扔到垃圾筐。对此，他也不在乎他的字是被扔了还是留着，也不在乎别人冷言热语，遇到该送礼的事时，下次还送字。可笑的是，他总认真地给送字的人说，他的字一平尺值五千块钱。虽说一平尺五千块钱，但谁也没见过有人买过他的字。有人就对老赵说，你的字这么值钱，干脆你就别送我字，送我钱算了。对此老赵会说，这字有收藏价值，将来非常值钱。别人就嘲笑他。

他送礼送字，是想把自己与别人关系简单化，可别人对他的这简单很烦，说他的字连擦屁股都嫌脏，往往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在别人看来，这涂上黑鸦的一张破纸，竟然充当礼品，是你老赵把领导看小了，也是你老赵把与领导的关系拉远了。

老赵当然明白，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金钱物质是直接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拉近与领导的关系，它是与领导建立浓厚感情立竿见影的空中飞桥。可老赵送礼不送钱只送字，他把领导看简单化了，别人也就把他看简单化了，对他也就轻了，虽然他坐在财政局长这个重要岗位上，可在一些领导眼里也就无足轻重了。

还有，老赵从来不请领导吃饭。除了工作需要，他从不请哪个领导吃饭喝酒。他不请领导，不请别人，领导也很少请他。往往是，别人非请他客的时候请他，能不请他的时候就不请他。不请吃，不愿被人请吃，老赵把人际关系简单化了，可领导和他人对他却有看法了。比如，老赵从不向领导说奉承话；机关里、官场上，下级奉承上级，同级赞扬同级，这是不花钱的礼品，简直随时随地会有这样的礼品扔来扔去。奉承话虽然大多露骨、肉麻、无聊、虚伪，就如菜里的味精，用到恰到好处提味，用多了就变味，再多了就是异味。可领导的耳朵一般不嫌“味”重，似乎奉承话越多，就越心花怒放，奉承话越频，就越不厌烦。因而，在有的单位里说奉承话，说得体，说及时，说动人，说巧妙，成了机关干部的基本功，也成了让领导喜欢与否的润滑剂和攀高的梯子。甚至有的机关里，有着说奉承话的浓厚文化氛围。一个刚进机关的大学生，不知道不会说话、不愿说奉承话的利害，会很快让他吃到苦头，也会让他很快明白并适应和学会说奉承话，并且会让他深知说奉承话的重要性。不说、不会说、说不好奉承话，那是要吃亏的。所以，这些机关里大小干部，说奉承话是基本功，说好奉承话是熟练工，说巧奉承话是苦练工。

老赵是实在不愿说奉承话的那种人。老赵嘴巴不笨，他祖父是在清朝皇宫给老佛爷说书的，他父亲也是说书的，祖传是“溜嘴巴”。处在说奉承话的语言环境里，不愿说奉承话的老赵，显然是另类，也是让一些听惯了奉承话的领导和同事，觉得他怪异。他这不讨好领导，不奉承别人的习惯，让一些人很不习惯。比如，老赵做事死板，缺灵活；领导交办的事情，政策和规定就是尺子，没有政策的，不合政策和规定的，他不通融，也不给面子。财政局长手里无非是钱，钱是“唐僧肉”，谁也想割它一块。可在老赵这里，这“唐僧肉”虽可以割，但要割得合规才行。合规，就是按照规矩来。这规矩，是法定，是法规，是政策。

山川县不缺人，只缺钱，也缺花钱的铁规矩。一个年财政收入仅有四五亿元、人口多达三十万的贫困县，长期以来花钱的规矩是，领导的预算和财务约束意识淡薄，谁的官大，谁的权大，谁的“背景”大，谁就有花钱的较大权力，规矩只是个摆设。而老赵上任财政局长，这些状况被他渐渐扭转了，扭转到了“唐僧肉”不能随便切，不合规的不能切，即使合情而不合规的也不能切。他甚至连书记、县长的账都不买。老赵变成了人们眼里的“铁公鸡”，变成了让领导和大家讨厌的“牛逼”人。领导讨厌他，也想换了他，但他在省里厅局和中央部委熟人多、人脉广，每年能从省财政厅和发改委、财政部争取来大把的钱。换了他，没人会把账算得这么细、这么精、这么抠，也没有人会给县里跑回大把资金。换了他，就会丢失大把的钱。领导来回一掂量，也只能让他接着当财政局长。他是县里局长中的元老，几任县领导，都想过提拔他的办法，也有过调换他的动议，但很快就被一个理由否定了。理由当然是老生常谈：换了老赵财政局长，山川县的钱就会不够花。是啊，没钱的书记、县长怎么当？他们要政绩，他们想升官，搞不出政绩，县里发展慢，他们当官的日子也好不了，这个后果他们都十分清楚。

这些复杂而简单的因素，导致老赵在财政局长岗位多年来“原地踏步”。职务提不了，老赵却是县里多年的先进人物。全国的、省市县的先进一大串，大小荣誉几十个，大会小会时常受表扬。这先进，那先进，可县里提拔的名单上就是没有他老赵。老赵虽有想法，也有过消极情绪，但从不慢怠工作。他像个上足了发条的机械动物，每天、每月、每年该干啥还干啥，准时，不喊、不闹。这倒让领导觉得，老赵对职务想得开；不提拔老赵，老赵照样干得很好，不提也就不提罢。后来加上他年龄也大了，提拔他的事，就在县领导那里淡化了。淡化了，也就不再考虑他了。这些情况成了老赵不能提拔的常态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这些年也就没人提了，更有很多人认为老赵提不起来，自有老赵本身的致命问题。老赵究竟有什么问题？谁也说不上来。

因而老赵提前离岗，成了人们的好奇。有人问老赵为啥？他不回答。甚至有人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你的“鸡巴”捅出了麻烦？他也不恼火。他说，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老赵的特点，凡是别人认为是他的错，他从来不做解释，一句都不解释，对谁也不解释，包括他老婆。他知道，更多人在经济和女人问题上怀疑他，他不在乎。事实上，他既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女人问题。

那老赵为啥辞了财政局长？职务一年又一年提不起来当然是主要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年财政局长越来越不好当。这也是全国所有财政局长同样的感受，当财政局长困惑越来越多。这困惑，是钱少事多带来的，也是一大堆改革难搞带来的。让他真正难以应对的是，进入一九九五年后，县里领导借深化改革名义大兴土木的雄心一个比一个大，冒出来的建设项目一年比一年多。如此事情越来越多，钱越来越不够用，这把椅子给他的已是如坐针毡的不自在。他感到没钱的财政局长，就像没奶的奶妈，自己难堪，别人讨厌，每天又如同坐在烙铁上，屁股烧得难受。

山川县离京城虽二百多公里，要与京郊相比，现代与落后反差巨大。破旧的县城，落后的农村，全县贫困人口占了一大半。县里较大的摇钱树，也是财政钱袋子来源，是大大小小十几个煤矿、水泥厂和加工厂，再就是靠蘑菇、山楂、杏仁等这些燕山和滦河赐予的土特产。靠这些山货，要让县里富起来，得到猴年马月了。况且，农业税如果取消，连这笔可观收入也将没有了。

山川县山连着川，川连着山，燕山到这里已成尾巴。山不高，树也不高，盛产山楂、杏子、食用菌，倒也是财政可观的收入。山楂大而红，杏子、杏仁超大。山楂助消化、降血脂，酸甜味美，营养丰富，是药材，更是开胃消食的水果和果干，也是山川县的特色。虽是特色，但也富不了农民，也富不了政府。县办的几个水泥厂、煤矿，常年粉尘漫天，因销路不好和市场竞争激烈，上缴政府的钱，有时多，有时少。为财政的钱袋子里多一点，老赵把大小煤矿矿长、水泥厂厂长，当大爷捧着，企盼他们多缴点。多缴点，老赵的日子就好过点。老赵盯着的还有农业税，总是想着各种法子，怎么多收点，可农民穷，征税如同挖心割肉，抗税拒税习以为常，税务员挨骂是常事，挨打也不新鲜，农民恨财政所，恨财政局，这让老赵痛苦不已。全县每年财政收入如有四五亿元就谢天谢地了，而每年却需要财政收入近两倍的开支，缺口的钱全靠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填补。

缺钱和常常没钱的财政局长老赵，每天最不愿说的话是“没钱”，别人最讨厌他的话也是“没钱”；他最多的动作是面对要钱者的摇头，他最不愿做的动作是摇头，别人最讨厌他的也是摇头。事实上，他没钱的时候比有钱的时候多，他摇头的时候确实比点头的时候多，别人讨厌他的时候比喜欢他的时候多。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山川县，贫穷落后与京津地区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强烈对比，脱贫、发展、致富，招商引资、开发项目、工业强县，成了每天全县工作的重点，各级都在谋划项目和发展的事，往往是几天、一个月、几个月时间，就能规划一箩筐又一箩筐的项目和事情。做项目、做事情，就得花钱，没钱做不了项目和事情。

最让老赵难受的是县里已经债台高筑，而书记、县长要政绩，要上的项目一个比一个大，一年比一年多，没钱只好借债。连续几年，财政的债务越来越高。这么多的债，卖了山川县的所有家当也还不起，老赵的恐慌和惧怕在升级。举这么多债，在他看来，是一届政府对下届政府的不负责任，是一届政府给下一届政府堆积的后患。尽管县里债如高山，但看来还得继续借，因为新任书记提出要开发建设新区，需要好几个亿资金，他让老赵想办法，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老赵不断借债，而需要钱的事多得把他的脑子都涨破了，要钱的人一拨又一拨把他的门都挤破了。老赵的办公室早晚都是人，电话大多都是要钱的，大多电话都不敢接。因为太多事情没那么多钱保障，大多数人是要不到钱的，老赵注定会让大多数人失望、责怪、怨恨、咒骂。老赵成了没奶的奶妈，借奶的下人。老赵的烦恼，在不停借债中升级，很快变成了厌烦与恼火。他每天盼望的是，哪有个地缝，让他随时钻进去。

当然，老赵提前离职，除了钱少事越来越多而带来的财政困境外，那就是让他寸步难行的财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