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两个多月，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国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24小时，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这次旅行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24小时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千里之外。在北京，现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的寒风里等出租车的一会儿工夫，我竟不得不打开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实是秋裤，但显然我不能不顾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秋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

层公寓楼漆黑的顶楼。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

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多次尝试碰壁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我的旅程就将从这个朴素的小房间里开始。很好。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禅师们常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错”。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种特别倡导“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

“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的“Chan”，日本的“Zen”，还是朝鲜的“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南方，或者更地说是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