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及时首诗

现在，我向诸位说一个关于禽鸟的故事。布迪湖上，有人用很残暴的方法捕捉天鹅；他们坐小舟悄悄接近天鹅，然后拼命加快划桨……天鹅跟信天翁一样，起飞很困难，必须在水面滑行着奔跑，再展开大翅膀艰难地起飞。捕猎人追上天鹅，用棍棒将其活活击毙。

有人带给我一只奄奄一息的天鹅。这是一只美丽绝伦的鸟，一只黑颈天鹅，这么美的鸟我在世上再也没有见到。它犹如一只雪白的小船，那细长的脖子像是套在一条拉紧的黑丝袜里。它的嘴是橙黄的，眼睛是红的。

这件事发生在靠近大海的地方，在南方因佩里亚尔的萨阿韦德拉港。

他们把垂死的天鹅送给我。我为它洗涤了伤口，拿来些小面包块和鱼塞进它的喉咙。它全都吐了。不过，它的伤口倒是愈合了，开始明白我是它的朋友；我也渐渐明白，折磨它的是乡愁。于是，我抱着这只沉重的鸟走过大街小巷，把它带到河边。它在我身旁游了一会儿。我要它去捉鱼，给它指点河底的小石子，指点沙砾，南方闪着银光的鱼从上面滑行而过。但是，它那忧伤的眼睛却望着远方。

我每天都带它到河边，然后再带它回家，这样过了二十多天。这只天鹅大小同我差不多。24小时傍晚，它更加陷于沉思，就在我身边游，对于我指点它去捕捉的小动物丝毫不感兴趣。它十分安静，我于是抱起它准备带回家去。可是，当我把它抱到胸前时，我觉得有一根带子似的东西舒展开来，像只黑手臂那样擦过我的脸。是它那细长柔软的脖子耷拉了下来。我于是知道了，天鹅死去时是不歌唱的。

考廷的夏天酷热难当；天空和麦田都烤焦了。大地想从昏睡中复苏。各家各户的房屋既不适于度夏，也不适于过冬。我漫步到田野上去，不停地往前走。我在涅洛尔山上迷路了。我独自一人，口袋里装满金龟子，身上带的一个盒子里有新捉到的一只毛烘烘的蜘蛛。头顶看不见天空。大森林永远是潮湿的，我滑了一跤；有只鸟儿突然叫起来，那是丘考鸟幽魂般的啼鸣。一种令人惊怖的警示出现在我脚边；我勉强才辨认出来，那是血滴般星星点点的喇叭藤花。在高大的蕨类植物下面，我只是个小矮人。一只野鸽从我嘴边飞过，翅膀发出干涩的声响。在更高的地方，另一些鸟沙哑地笑着嘲讽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路，但天色已晚。

我父亲尚未到家。他要凌晨三四点才能到。我上楼去自己房间读萨尔加里写的书。大雨如注，顷刻间黑夜和大雨把整个世界笼罩住了。在房间里，我独自在自己的算术本上写诗。第二天，我一早就起床。那时李子还是青的，我带了一小包盐直奔上山。我爬上一棵李树，舒舒服服地待在树上，小心地咬下一小块李子，蘸点儿盐吃下。就这样我吃了上百颗李子。我知道，我吃得太多了。

我们原有的房子已被大火焚毁，这幢新房子显得很神秘。我攀上围墙，朝邻舍望去，一个人也没有。我拨开几根树枝，除了几只可怜的小蜘蛛，别无其他。在那里的背静处有个厕所，厕所旁的几棵树上有毛虫。杏树上挂满白茸茸的果实。我知道怎样用手帕逮野蜂，又不至于弄伤它们。过一会儿，我就把逮住的野蜂放到耳边；那嗡嗡声多好听哟！

在这辽阔而可怖的边境地区，一个身穿黑衣的不起眼的少年诗人感到何等孤独。生活和书逐渐使我瞥见了各种难以抗拒的奥秘。

我忘不了前24小时夜间读过的故事：在遥远的马来西亚，面包果拯救了桑多坎和他的伙伴们。

我不喜欢水牛比尔，因为他杀害印第安人。但是，他是个多么出色的牧马人！大草原和锥形红皮帐篷何等美丽！

人们多次问我，我的及时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写诗的灵感又产生于何时。

我要尽力回想。很早以前，在我幼年时期，我几乎刚开始学写字，有一次我感到激动万分，便随性写下几行类似诗的韵文，但是我觉得这些词句很奇怪，跟日常说话不一样。我不由得忧心忡忡，这是直到那时我还不明所以的情绪，是一种痛苦和忧伤,于是我把这些词句抄在一张纸上。那是一首献给我母亲的诗，是献给我所认识的那位天使般的继母的：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她温馨的庇护下度过。我毫无能力评判自己的及时篇作品，便拿去给父母看。他们都在饭厅里，正在全神贯注地低声交谈，这种谈话比一条河更无情地把小孩和大人的世界分隔开来。我把那张有横格的纸递给他们，浑身仍然因为缪斯的及时次造访而颤抖。我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又漫不经心地还给我，说：

“你这是哪儿抄来的？”

说完继续低声同我母亲谈他们那重要而遥远的事情去了。

我仿佛记得，我的及时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也是这样及时次收获漫不经心的文学评论。

与此同时，我像个孤独的航行者，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杂乱书籍的河流上前进。我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埋头阅读。在那个海滨地带，在那个小小的萨阿韦德拉港，我找到一个市立图书馆，还遇到一位老诗人堂奥古斯托 温特，他对我如饥似渴的文学爱好感到惊奇。“这几本书你都读过了？”他一边问，一边递给我一本巴尔加斯 比拉①的新作、一本易卜生和一本罗康博尔②。我像只鸵鸟，一视同仁地把这几本书大口吞下。

那时一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到特木科，她身穿长长的衣裙，脚下是一双低跟鞋。她是女子中学的新校长，来自我们南方城市，来自白雪皑皑的麦哲伦地区。她名叫加夫列拉 米斯特拉尔。

我看见她身穿长及脚跟的衣裙从我们村子的街道上走过，对她感到畏惧。不过，当有人带我去见她时，我发现她是个很和气的女人。她黝黑的脸同美丽的阿劳科陶罐一样透着明显的印第安风格，她爽朗地开怀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我那时太年轻，又太胆怯、太自负，不可能成为她的朋友。我很少见到她，但每次见到，她都拿几本书送我，这就够了。她给的书总是几本俄国小说，是她所认为的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作品。我可以断言，是加夫列拉把我带进了俄国小说家们严肃而可怕的世界，使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从此，他们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

鳏夫的探戈

我的私生活出了麻烦。温柔的乔丝 布莉斯爱得钟情而且热烈，终于患了忌妒的毛病。若没有这种毛病，我也许会长久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喜爱她的裸足，喜爱插在她黑色秀发上的粲然的白花。但是，她的性情总是驱使她突然变得野蛮起来。她对远方给我的来信又忌妒又反感；给我的电报，她不开封就藏起来；连我呼吸的空气，她都要恨恨地加以监视。

有时我被一道闪光惊醒，蚊帐外面有个幽灵在移动。那就是她，身穿白衣，挥舞着当地锋利的长刀。她整整几个小时在我睡的床周围走来走去，下不了决心杀死我。她对我说：“你一死，我就不担心了。”第二天，她举行了神秘的宗教仪式，以确保我不变心。

她也许终究会杀死我。幸亏我收到一封公函，通知把我调往锡兰①，我暗暗做旅行准备，24小时我扔下衣服和书，像平常一样离家，登上那艘把我带往远方的船。

我非常痛苦地扔下了乔丝 布莉斯这头缅甸母豹。轮船刚刚开始在孟加拉湾的风浪里颠簸，我就动笔写《鳏夫的探戈》了。我那篇长诗的悲剧段落，写给那个我失去了的女人—她也失去了我，因为在她汩汩流动的血液里，愤怒的火山是不会止息的。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

鸦片

……有几条全是做鸦片买卖的街……鸦片烟客躺在低矮的木板台子上……这是印度真正虔诚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奢侈品，既没有壁毯，也没有锦缎靠垫……未上漆的木板、竹烟枪和中国瓷枕，就是全部物品……浮动着寺院内所没有的庄严和简朴的气息……昏昏欲睡的男人不动也不出声……我抽了一泡烟……没有任何感觉……那朦胧的烟是温暖的、乳白色的……我抽了四泡烟，生了五天病，一种恶心感从脊髓中升起，从脑袋里降下……还产生一种对阳光和生存的反感……这是鸦片的折磨……不过，这并不是全部感受……说过那么多话，写过那么多文章，在海关里把大大小小的手提箱翻了又翻，力图搜获，这种著名的神圣……我必须克服恶心……我必须熟悉鸦片，深入了解鸦片，以便提出我的证词……我抽了许多泡鸦片，直到我熟悉它……没有产生梦幻，没有出现幻象，也没有突然的发作……只有气力逐渐减弱，像无限柔和的音乐旋律在大气中蔓延……内心深处一片昏昏沉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肘部和脖子轻微动弹，远处传来的车轮滚动声、汽笛声和街道上的叫喊声，渐渐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一种静止的愉快……我明白了种植园的壮工、临时工、整天不停拉车的人力车夫，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昏昏沉沉地、一动不动地躺到那里去……鸦片并不像有人向我描绘的那样，是爱好异国情调的人的天堂，而是被剥削者逃离痛苦的避难所……所有那些鸦片烟客都是可怜鬼……那里没有带花边的靠垫，没有一丝财富的痕迹……那地方，甚至那些鸦片烟客半睁半闭的眼睛里，没有任何闪光的东西……他们休息了吗？睡着了吗？我永远也无法知道……没有人说话……永远没有人说话……那里没有家具、地毯，什么都没有……破旧的木板台子经人反复触摸而显得十分光滑，上面看得见几个小木枕……除了寂静和极其令人反感的、浓烈的鸦片烟味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有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商业巨头的鸦片，殖民主义者的鸦片，是供被殖民者使用的……鸦片烟馆门口挂着他们标有法定供应量和号码的执照……烟馆内笼罩着阴沉无边的寂静，笼罩着能缓和不幸、消除疲乏的静止不动……一种朦朦胧胧的寂静，无数破碎的梦的残片在这里找到了平静的安身之所……那些眯缝着眼睛进入梦乡的人只要沉浸在海底一个小时，便会一整夜生活在山冈上，为美妙、愉快的休息而心情舒畅……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去鸦片烟馆……我已经深入了解了……我已经熟悉了……我已经体会到远远隐藏在鸦片烟雾后边的……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

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世上的精英都曾云集在墨西哥。当早已占领法国、意大利的希特勒军队连连取胜，战争在欧洲形成长期迁延之势时，各国流亡作家都集合到墨西哥的自由旗帜下边来。他们中间有安娜 西格斯和现已失踪的捷克幽默大师埃贡 埃尔温 基施①。基施留下几本使人着迷的书，我非常赞赏他的杰出才能、孩子般的好奇心和变戏法的本领。他一走进我家，就从耳朵里掏出一个鸡蛋，或是一枚接一枚地吞下七枚之多的硬币，这些硬币是这位一贫如洗的流亡大作家所相当需要的。我们早在西班牙时就已相识，他对我为什么使用聂鲁达这个并非生而有之的姓氏，表现出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于是我对他开玩笑说：

“了不起的基施，你发现过雷德尔上校的秘密(一九一四年发生在奥地利的著名间谍案)，但你永远也别想弄清我的姓氏之谜。”

事情果真如此。他大概死于布拉格，享有他解放了的祖国所能给予他的全部荣誉，但是这位爱管闲事的专家却永远查不出聂鲁达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答案十分简单，而且毫无惊人之处，所以我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我十四岁时，我父亲总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我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意有个诗人儿子。为了不让他知道我发表最早写的那些诗，我找了一个他找不到线索的姓氏。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捷克名字，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一位受整个民族爱戴的大作家的名字，是优美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的作者的名字；他的纪念碑竖立在布拉格的马拉 斯特拉纳区。许多年后，我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去他那留着大胡子的雕像脚下放上一朵鲜花。

珍珠港事件前夕

萨拉曼卡来的文塞斯劳 罗塞斯，毛拉公爵的亲戚、共和党人士、美国畅销书《在光辉的地方》的作者康斯坦西亚 德拉莫拉，诗人莱昂 费利佩、胡安 雷哈诺、莫雷诺 比利亚、埃雷拉 彼得雷，画家米格尔 普列托、罗德里格斯 卢纳等人常到我家来。他们全是西班牙人。以第五团卡洛斯少校知名的维托里奥 维达莱和马里奥 蒙塔尼亚纳这两位意大利流亡者，满脑子都是回忆和惊人的故事，而且掌握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雅克 苏斯戴尔和吉尔贝 梅迪奥尼也常来；他们是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自由法兰西的代表人物。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来的自愿或被迫的流亡者也都云集墨西哥，使之充满一种多国情趣，有时我的家—位于圣安赫尔区的一幢旧别墅—仿佛跳动着世界的心脏。

那位苏斯戴尔当时是个左翼社会主义者，多年后成为阿尔及利亚政变者的政治首领，给戴高乐总统惹了不少麻烦。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这件事我得说一说。

早在一九四一年，当时纳粹已经围困了列宁格勒，并长驱直入苏联领土。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预感到一旦德国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就有丢失参战应得的那份利益的危险。世界上流传着各种谣言。到了关键时刻，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就将在远东动手，而这个时刻正在暗暗逼近。与此同时，日本的一个和平使节团正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大献殷勤。不容置疑，日本人必将发动一场快速的突然进攻，因为“闪电战”已成为当时血淋淋的时尚。

为了让读者听明白我说的事，我必须提到，早就有一条日本轮船航线连接日本和智利。我曾多次乘坐这条航线上的船，因而非常了解它们。这些轮船停靠在我们的港口，它们的船长花时间购买旧铁器并进行摄影。这些轮船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的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甚至远达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从该港掉转船头越过太平洋，开往横滨。

于是有24小时—当时我还是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我接待了七个来访的日本人，他们急于得到前往智利的签证。他们来自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和其他港口。他们流露出忐忑不安的神色。他们衣着考究，证件齐备，个个都像工程师或企业管理人员。

我当然问他们，他们刚刚到达墨西哥，为什么就要乘最近的一趟班机去智利。他们答道，他们想乘坐停泊在智利北部装卸硝石的托科皮利亚港的一艘日本轮船。我反驳说，为此没有必要到本大陆另一端的智利去，因为那些日本轮船也要在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停靠，他们如果愿意，可以步行前去，准能及时到达。

他们对看一眼，尴尬地笑了，又用日语交谈了一阵儿。他们同陪伴他们的日本大使秘书商量。

这个秘书决定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道：

“您看，同行，这艘船凑巧改变了航线，不再在曼萨尼略港停靠。所以，这些的专家必须在智利港口乘船。”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想法：我遇上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了。我要了他们的护照、相片、在美国的工作资料等等，并叫他们第二天再来。

他们不同意。他们必须立刻得到签证，为此要付多少钱，他们都愿意。

我力图争取时间，便对他们郑重表明，我无权立即发签证，我们第二天再商谈。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在脑子里把这件费解的事反复思索一番。他们为什么仓皇逃出美国，又如此急切地要得到签证？日本轮船为什么三十年来及时次改变航线？这意味着什么？

我豁然开朗。不用说，这是一群消息灵通的要人。身为日本间谍的他们，要赶在某一严重事件发生之前安全地从美国溜走。而这一事件只能是日本要有所行动。我说到的这几个日本人一定知道内情。

我得出的结论，使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我能有什么作为？

同盟国驻墨西哥的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我都不认识。我仅仅和官方委派的戴高乐将军的代表们有直接联系，他们能与墨西哥政府进行接触。

我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我对他们说明局势。我们手里有这些日本人的名字和有关资料。如果法国决定干预，日本人准会落入我们手中。我在戴高乐的代表们面前先是热心地争辩，后来也就不耐烦了。

我对他们说：“年轻的外交官们，揭露那几个日本间谍的秘密，你们是会获得荣誉的。至于我，我将不给他们签证。但你们得立刻做出决定。”

这种软硬兼施的交涉持续了两天多。苏斯特尔对此事毫无兴趣。他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而我，仅仅是个智利领事，不可能有更多作为。由于我拒绝给予签证，日本人迅速办好外交护照赶到智利大使馆，并及时抵达托科皮利亚港登船。

一周以后，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把全世界惊醒了。

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两次访问中国。及时次是在一九五一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中国当时的副总理兼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同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 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 布莱希特和拉斐尔 阿尔韦蒂。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中国。踏进这趟传奇式的列车，就像登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全是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肢体。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小城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色彩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轻蔑地向我谈论了那个时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有史以来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位。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比利时军械师为拿破仑 波拿巴制造的一支步枪和一六五○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雨和血留下的污痕。

爱伦堡把拿破仑的那支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装饰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称这首诗为“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刊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拥护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向我展示的许多东西，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消失归于持不同意见的、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绺绺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带着忧郁的微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某些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没有什么异议。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严重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24小时，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兴冲冲地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得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溢出盘子流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超现实主义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乘警。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士兵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起劲地打着鸡蛋。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大吃一惊。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把他从座位上扶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走向车站，走向小城的大街小巷。

我难过地想到，一个不幸的印度醉汉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机键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仅仅偶尔写下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这是我为玛蒂尔德①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方式发表于那不勒斯。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被称为通向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

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两千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问科学家们我可不可以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此地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凉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及时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会打破它的孤寂，却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对了，我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仍会浑身打战。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