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父亲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五十岁那年写的《我的自学小史》里，有如下一句话："最要紧是在生活中自觉。读书不是及时件事，及时件事，却是照顾自己的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可惜这个道理，我只是在今天乃说得出，当初亦不明白。"

好好对待生命——身体——为了用它。有这个认识的人料想不会很少，难在干扰强加于身而不为其所扰。因此我将"善用生命"特予标出，作为副题。

这一切都体现在生活琐事上。我这本书很少涉及生活细节，这一章，却是破天荒地充满了细节。能够做得到，全靠父亲在精力大衰之前，24小时也不间断地写日记。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发动的""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民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发动这一运动所使用的理由是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即，他认为出现修正主义是现实的可能。以这个理由发动的政治运动，他不反对。

他反对""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1970年修宪，他问道："宪法上是怎么写的？"这个质问汇报上去，虽然领导人并非红卫兵，听着还是很觉逆耳。起初还说 "不要怕乱"，及至自觉失控，不也试图消弭吗？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机制上有缺陷。

抄家经过

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对这场运动的感受(或说被卷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机关干部已然身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政协委员们还大体如常地开着学习小组会。如1966年8月18日日记："早起阅伍、陈两人读孟子尽心章之文。拟写综述文补遗。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事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六天之后，"是日有大字报，要拆碑，限二十四小时"。(祖父投水处立有殉道碑，在积水潭南岸。"革命群众"贴大字报限定

时间拆去)碑拆了，家仍是要抄的。

因此，不妨说，""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中父亲一共给、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兹先摘录其中一封于下——

主席赐鉴：

…… 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是

他去开的门，说："请进。")

他请回忆1952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中国问题现在已经得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成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被斗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那些文稿，准许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惰，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

抄家是8月24日，9月6日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写信时间是9月10日，信无回音。继《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

还是为了能继续写作，1968年和1969年两次写信给。

7月8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

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连日来

眠食俱废，至此乃真不能工作矣。

1969年10月，全国响应号召加紧备战。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北京的战备动员很像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写信给，说那被抄去的文稿，"或者此残存部分至今尚在亦未可知，亟盼在战争爆发之前收回整理此残余部分"，以便完成这一未竟之业。"漱溟窃自视其工作重于其生命，当乘兹精力未大衰之暮年积极工作，完成夙志。"但都没有回音。

虽然期待较高领导有回应，却不能停下来等着。对策之一是将《人心与人生》先行放下，写别的稿子；对策之二是在渐渐获得行动自由之后，去公园看书、写稿。

向主席和总理发出呼吁的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