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经常将私人藏书借给他，其中就有焦理堂的《雕菰楼文集》。在梁师的亲自指导下，贺麟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和《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前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贺麟时年21岁，后文在《清华周刊》上发表。

贺麟在清华读书时，正值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几次。梁漱溟与梁启超传授知识的方式不同，不是开出长长的书单，让学生们去阅读，而是只推崇王阳明。他认为："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从时间上看，二梁对贺麟的教育是十分短暂的。然而，如果一个学生能以一种近于崇拜的心理去接受他所敬仰的师长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会是神奇而久远的。几十年后贺麟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二梁的指点不无关系，可以说，是二梁这两位国学大师把贺麟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在清华的校园里，对贺麟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吴宓先生。1924年，任《学衡》杂志主编的吴宓，到清华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吴宓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介绍西方古典文学上颇有造诣。他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讲授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与张荫麟、陈铨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人称"吴宓门下三杰"。三位朋友常去吴宓家拜访求学，切磋学问，彼此成了好朋友。在吴宓的指点下，贺麟译了一些英文诗和散文，并对照原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受吴宓的影响，贺麟不仅对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在翻译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贺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论严复的翻译"一文，这是自严复去世以后，及时次系统研究严复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论文。该文从选择翻译对象、翻译标准和译作的文体三个方面，评价了严复的贡献及其可借鉴之处。是吴宓并通过严复，对贺麟的终生事业起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绝非夸张。从贺麟后来开拓的学术事业之路，就能证实这一点。不仅如此，在翻译的风格上，贺麟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习惯在译著前作长序，通过长序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表达译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这一手法影响了贺麟。他在以后的许多译著前也冠以长长的译者"序"，对深奥或晦涩的原著作通俗的简要介绍，同时也借以表述自己在翻译或研究中的看法或体会，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译作。

在清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贺麟对宗教的研究。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对于此举，赞成与反对者皆有之。贺麟关注这一动向，并代表《清华周刊》发表了《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一文，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他认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最公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为研究基督教。"他强调："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十多年后，贺麟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基督教与政治》一文，仍是依据上文的基本观点进行的研究与论述。贺麟对宗教的关注，亦是受吴宓的影响。吴宓在清华任教授时，不仅开翻译课程，还开外国文学课程，这就不能不涉及西方宗教。在宗教上，吴宓特别强调宗教与艺术的相通性。他认为，宗教和艺术两者皆能使人离痛苦而得安乐，超出世俗与物质的束缚，进入理想境界。在宗教与艺术关系上，吴宓认为，宗教精神为目的，艺术修养为方法，宗教树立全真至爱，智仁勇兼备，而艺术藉幻以显真，由美以生善。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从贺麟后来的文章《儒学思想新开展》中，言及儒家思想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可以看出吴宓的宗教论对贺麟的影响。文中所谓"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从艺术的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等等，①都是对吴宓思想的发挥。

1926年夏，贺麟结束了清华的校园生活。从学习成绩上看，他并不是最的，但他却获得了两样十分重要而珍贵的东西―良师的指点和益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