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至1903年间，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了《大同书》的写作。关于《大同书》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评价，是康有为研究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康氏自况："光绪十一年(1885年)……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以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④按照这种说法，后来发表的《大同书》的基本思想甚至《大同书》的某些篇章在1885年便已经具备了。有一条证据似乎能支持其说。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同书手稿》，刊有犬养毅的一篇跋文，其中说到："南海先生侨寓东京距今殆四十年也。先生出示《大同书》稿本廿余篇，是时起稿以后已经廿余年，深藏箧底。先生晚年仅刊及时篇，无几弃世。"⑤不过，史学界大多数人从来不相信康有为自己的陈述，认为他有"倒填年月的毛病"，不足以信。尽管有人据犬养氏之跋和其他材料论证《大同书》起稿写作当在19世纪80年代，①但从考据学的角度看，尚缺乏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难怪房德邻先生在新著《儒学的危机与嬗变》②中提出责难。③看来，如果不能发现足以证明康氏起草《大同书》当在19世纪80年代新证据的话，这场争论就似乎仍然不会有一种了结。

直接的证据无疑是历史学研究的最值得重视的基础，往往左右着我们的结论。不过，历史和历史记载并不尽如人意，它有如故弄玄虚的魔鬼，设下一个个陷阱，诱导人们在形形色色的"千古疑案"面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此种学术"公案"可说比比皆是。笔者以为，摆脱窘境，不妨跳出考据方法的束缚，从文本的比较中另觅蹊径。具体说来，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时间，我们可以用已经确定的康氏早期著作和《大同书》进行比较研究，即从文本内容的角度辨析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好在《大同书手稿》的发现和公开出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