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禹贡》上的九州，一般人认为是夏朝的制度。其实夏的地盘只占得黄河的一角，哪能有这样伟大的计划；若移置战国，便可知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分划土地的一种假设，它是成立于统一的意志上的。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又如《诗三百篇》，齐、鲁、韩、毛四家把它讲得失去了原样，四家诗的解说在《诗经》的本身上当然毫无价值，但却是极好的汉代伦理史料和学术史料。又如荒谬的谶纬，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汉代宗教史料。再如逞口而谈古事的诸子，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战国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因此先生强调：

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③

其实这个方法，当他开始辨伪工作时即已应用，无论是用前人和现在的两种眼光编排史目，还是编中学教科书时探索尧、舜、禹的地位，均是如此。到了30年代，他更明确自己的努力目标是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也即是说，要通过研究战国、秦、汉间人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作成"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①这也成为他毕生研究中坚持不变的主题思想—"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因为他认为，战国之世，百家争鸣，"皆欲以己说易天下，为欲起人信念，必求证于古人；然彼时社会已与古代截然异致，势不得不强古人以就我"，于是乎古史古籍分歧甚多。而"所有古书无不为汉人所写定，亦十九有汉人之注解"，汉人整理之功自不可没，但各学派长期"强古人以就我"的讹误积累，使古籍与古代史实矛盾重重。②也即是说，自战国至汉的思想和学术是"造伪"的症结所在，先生既以"辨伪"为己任，他的工作重心当然要放在此了。那时他曾立下壮志："拿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③

"移置法"在当时可以说是被学界认同的，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明确指出，只要考证应用适宜，伪书也可成为宝贵的史料，"如《周礼》一书，虽然决不是周公所作，是伪托的书；而那种精密的政制，伟大的计划，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梦想不到的，可知必曾参考战国时多数的政制，取长去短而后成书。……我们拿《周礼》当做周公时代的政制看，自然错了，《周礼》也就毫无用处；若跟着《周礼》去研究战国至汉初的政制，那么，《周礼》再可宝贵没有了"。④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也说道："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①他们的看法亦证实了先生用"移置法"考辨古代史料的意义所在—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