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10年9月到美国时，按照当时中国盛行的技艺是有用的而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观念，进了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他后来回忆说："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我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①然而在学了三个学期的生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和果树学后，胡适不得不承认选择农科与他"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驰"，于是毅然转到文理学院，改学哲学专业。②胡适后来曾为他的这一选择进行辩护说：

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

忽忽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

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难，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③

胡适的改科，深得好友梅光迪的赞许，在1912年1月17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就称许胡适"乃稼轩、同甫之流"，转学哲学实在是"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①就胡适本人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所受的政治训练已经使他对解决中国国内的危机不再停留在技艺层次的理解；而不知祖国历史文化的耻辱感，又使他甚至在农学院读书时就不断私下自修中国哲学，继续其不可遏制的对文学、哲学的兴趣。胡适在1915年7月22日的一则札记中曾感慨地说：

我所遇欧洲学生，无论其为德人、法人、俄人、巴尔干诸国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者，独有二国之学生耳，中国与美国是已……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②

而且，这种耻辱感在胡适到美国不久之后便产生了。他在1911年6月记载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夏令会举行的一个讨论会的情形时就说："题为`孔教之效果`，李佳白君(Dr. Gilbert Reid)主讲，已为一耻矣，既终，有Dr. Beach言，君等今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此君乃大称朱子之功，余闻之，如芒在背焉。"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花了大量精力在私下不断自修中国旧学，甚至在他进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的及时年，他所点读的旧籍就包括了经、史、子、集各门类，如《左传》、《诗经》、《杜诗》、《说文》、《陶渊明诗》、《谢康乐诗》、《王临川集》、《荀子》、《颜习斋年谱》等，并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及时篇学术论文《诗三百篇言字解》。值得注意的是，当胡适在美国表达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学术的见解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做着传统的维护者。例如在1912年听到美国同行演说日、中、印三国风俗，他颇觉"毫无真知灼见"，因而想著《中国社会风俗真诠》一书，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之书一一评论其言之得失，为传统社会制度辩护。①1914年1月演说中国婚制，更是公开指出中国"名分所造的"(duty-made)婚姻比西方"自造的"(self-made)婚姻在爱情方面更有保障。理由是："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悦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当配偶……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②自然，这些观点与他后来所主张的无疑大异其趣，但仍然可以说明的是，身在异国的胡适浸润于中国传统是多么的深厚。

也正是因为胡适的兴趣围绕着文学、哲学等领域展开，并持续不断地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进行严肃的思考，他对自己的个性秉赋与将来适于担当的角色实际上已了然于胸了。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胡适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自省：

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

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不知此谬想也。吾读书十余年，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惟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

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