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现在不如从前。我已经过了年龄，因此现在自然受人赞美了。”

接近50 岁生日那段时间，这是罗素常常挂在嘴上的那种诙谐的自谦之辞。1921 年12 月3 日，他出席了在剑桥大学求学时认识的老友(这时已是事业有成的富裕律师)查尔斯 桑格在切尔西举行的宴会，对坐在身旁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说了上面这一番话。置身于这样的朋友中间，罗素不禁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事实：30 年前，他和桑格一起学习数学；与那时相比，他已经变了许多。弗吉尼亚 伍尔夫语气温和，一直在旁边催促(伍尔夫当天夜里在日记中写道，“伯迪是热情的自我主义者，这一点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反思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些变化。他告诉她，他依然认为，数学是“较高贵的艺术形式”，然而它不是他本人希望重新从事的那种艺术了：“人50 岁时大脑变得呆板；再过一两个月，我就50 岁了。”(实际上，他次年5 月才满50 岁)他说，他可以撰写更多哲学著作，但是“我得挣钱”，于是从那以后，他的大多数著述都是有人付费的报刊文章。他从事严肃思想研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告诉伍尔夫，在28 至38 岁之间，他“生活在地窖里，每天工作”，那时“激情控制了我”。如今，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状态，“我不再期望任何新的情感体验。我觉得，当我遇到一个新人时，已经不会发生什么浪漫的事情了”。

弗吉尼亚 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这些话语，既没有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是，罗素的其他朋友沮丧地发现，罗素出现了这些变化。两个月之后，韦布在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中举行宴会。在比阿特丽斯 韦布的笔下，罗素“玩世不恭，说话诙谐，思维敏捷”，然而“不能与自己或者他人和平相处”。从政治角度看，她倾向于将他视为轻量级人物：“他态度从来都不严肃，他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和他性情一样，随着个人的好恶波动……他过去懒散，没有耐心，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社会行动，解决让自由较大化的问题。”她认为，他总的说来已经沉沦了：

如今，他扮演着堕落天使的角色，不乏靡菲斯特的诙谐，具有很好的分析头脑，常常嘲笑他人。这些因素让他成为给人刺激的同伴。但是，我带着悲伤，回顾对这位老友的看法。他作为文人，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我怀疑，他是否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思想家？我相当确定，他将不会获得爱情带来的幸福，不会进入创造性工作带来的平和心境。我回想20 年之前的情景，伯迪 罗素专注思考抽象问题，散发着阳刚之气，做事显示出骑士风度，而且不乏同志情谊，亲切幽默，令人愉快，显示出的个人尊严，而且还带着一点清教主义的意味。对比之下，我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不禁感到悲伤：他不修边幅，身体不佳，玩世不恭，未老先衰，与……一个举止轻浮、信奉实利主义哲学的女子在一起。况且，他并不而且无法尊重她。

比阿特丽斯 韦布一直以敏锐的目光，记录罗素的个性变化，然而以上描绘的用词特别尖锐，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歪曲。其原因也许在于，她与罗素的及时任妻子艾丽丝保持着忠诚的朋友关系，对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持排斥态度(“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朵拉27 岁，年龄只有艾丽丝的一半，但是比较显老，不能被称为“姑娘”。

在以上日记中，弗吉尼亚 伍尔夫和比阿特丽斯 韦布对罗素进行了简短的描述，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他给老友们的感觉：在1921 年，他们必须做出努力，才能理解罗素在人生和个性上出现的变化。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罗素经历了许多事情，疏远了他的朋友们；战争结束之后，他很长时间身在国外，先是在苏联，后来在中国。现在，他娶了新妻子，回到他们之中，从事的新职业是记者兼演说家，在人生的若干基本方面有了新的态度。鉴于这些原因，他看来肯定需要与朋友共度许多时间，一方面反思这些变化，另一方面试图解释，他们在19世纪90 年代认识的那个伯特兰 罗素——那个态度认真、自命不凡、主要爱好是沉思逻辑学和数学领域中的抽象真理的年轻人——后来的人生经历。

罗素常常说，他在1910 年之前与1914 年之后的生活截然不同，类似于浮士德和靡菲斯特相见前后的人生。他说，及时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让他对人性有了不同的负面看法：“我那时确信，大多数人都被内心深处的苦闷所困，那样的感觉带着具有破坏性的愤怒，迫切需要发泄出来……我理解了自己以前不曾有过的本能冲动。”但是，正如罗素自己常常强调的，早在及时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年，他对奥托琳 莫里尔的强烈爱情触发了他自己的本能，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就开始出现转变，那场战争仅仅是延续了那样的变化。战争开始之前，比阿特丽斯 韦布在罗素身上看到并且表示痛惜的许多变化已经显现出来。1914 年春天，罗素曾给T. S. 艾略特带来灵感，促使他创作出《阿珀林纳克斯先生》(让艾略特想起“灌木丛中的普里阿普斯/ 目瞪口呆地看着荡秋千的妇人”)；对罗素曾在19 世纪90 年代相处的那帮朋友来说，那年的罗素肯定是一个陌生的人物，恰如比阿特丽斯 韦布在1921 年描述的“堕落天使”。

在韦布笔下，罗素是玩世不恭、不乏诙谐的文人，遇事都能发表一通议论，但是从不认真思考任何问题。到了20 世纪20 年代末，这个形象在小说中几乎固定下来，在诸多作品中都可见到这样的角色。例如，阿尔多斯 赫胥黎的《克罗姆 耶娄》中的斯科根先生，吉尔伯特 坎南的《哈巴狗与孔雀》中的米利安 斯托克斯，D. H. 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乔舒亚 马勒森，以及他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伯迪 赖德。这些漫画式角色(全都出自与罗素有个人关系的作者的笔下)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刻画的男人智性超群，不知何故却迷失了人生方向，成了堕落天使，不相信任何事物，其中包括上帝、理念和他人，而且失去了任何严肃的目的感。罗素自己认为，在与奥托琳的恋情中，在战争期间的和平事业中，他发现的目的更高尚、更崇高，超过了原来赋予他灵感、让他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动力。但是，其他人并不赞同他的这一看法，无法十分认真地对待他，无论他作为恋人还是作为政治改良者均是如此。在这两个角色中，他的表现前后不一，大打折扣，根本无法与当初撰写《数学原则》和《数学原理》时的状态相提并论——当年，他情感充沛、生气勃勃，才华横溢，无人能比。例如，在吉尔伯特 坎南的笔下，米利安 斯托克斯年轻时“便在数学和科学界中获得美誉”。后来，他投身政治，曾经让他成为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的那些品质被证明起到了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老婶婶告诉他：

你还是那个米利安，不同的是，你现在干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做。退一步说，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哲学方法令人深感担忧。你瞧，在政治活动中，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搞政治纯粹是投机钻营之举，让人从一个乱局堕入另外一个乱局。我亲爱的，这样的事情你没有经历过。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妙语连珠，怎么可能进行逻辑思考呢？如果这两者你都做不到，原来那个米利安跑到哪里去了？

类似的观点被罗素的朋友们一再表达，最直截了当的或许是常常被人重复的G. M. 特里维廉的一番话。特里维廉19 世纪90 年代读本科时曾和罗素同窗，对他非常了解：“他［罗素］在数学方面可能是天才——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无法判断；但是，在政治领域，他是笨蛋。”

作为数学哲学家，罗素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作为记者和政治评论者，他炮制了大量二流文章。正如他的许多朋友确定的，导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搞政治时怀着逻辑学家的获得明晰性的愿望，对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极不耐烦，往往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但是，正如比阿特丽斯 韦布一针见血指出的，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将自己作为伟大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品质，应用到政治活动之中。他好的哲学著作思想精妙，善于捕捉细微差别，不怕复杂因素。他阐述观点时论证严谨，思路深奥微妙，处理异议时小心谨慎，不乏尊重态度。但是，在他后半生所写的大多数报刊文章和政治文章中，这些品质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言辞，盲目的信条，以及虚张声势的拒手意见的态度。就质量而言，罗素的逻辑学著作与政治著作差异很大，无法同日而语。罗素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放弃了哲学，转向他几乎不可能提供任何有价值之物的政治领域呢？

坊间的一个说法是，在美国巡回讲座期间，罗素在一场宴会上坐在一位著名女子学院院长的旁边。那位院长问：“您为什么放弃哲学呢？”据说罗素回答道：“因为我发现，我更喜欢做爱。”这个故事也许不足凭信，然而与罗素亲口说出的许多事情大体类似，其中包括他向弗吉尼亚 伍尔夫表达的意思：当“激情控制了我”，对严肃思想研究的热情便戛然而止。毫无疑问，罗素与奥托琳的恋情以及其后的浪漫冒险共同作用，减弱了他潜心研究数学哲学的热情。但是，正如他本人承认的，扼杀他数学兴趣的是维特根斯坦带来的影响。根据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中的说法，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两个方面凸显出来”。

及时波冲击出现在1913 年夏季。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判断论进行毁灭性的抨击，破坏了罗素在哲学研究方面的自信心。第二波冲击于1919 年出现。当时，罗素在某种程度上刚刚重树信心。他在阅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后确信，激发自己研究数学哲学的逻辑观念从根本上看是错误的。在阅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前，罗素对逻辑学的观点或多或少带有柏拉图式特征，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永恒的客观真理。罗素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之后相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逻辑学纯粹与语言相关，所谓的“逻辑真理”仅仅是同义反复。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显得相当深奥难解，然而它对罗素的人生影响巨大，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罗素在数学哲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受到这个梦想的激励：获得可以证明、无法修正、具有确定性的真理。他认为，逻辑学就是这样的真理体系，他追求目标旨在证明，数学只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他希望说明，牢固的知识体系——即数学——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逻辑学不是真实的体系，而是像罗素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之后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提供表达相同事物的不同方式”，那么，他的梦想便逐渐消失。与之一起失去的，还有获得任何确定知识的希望。逻辑学和数学都没有罗素赋予它们的哲学意义；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罗素放弃数学哲学的原因。

但是，他为什么将注意力转向以赚钱为目的的报刊文章和政治著作呢？从一定程度上看，这取决于他向弗吉尼亚 伍尔夫解释的原因：他家有妻儿，必须赚钱谋生。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本来继承了一笔财产，无须依靠工作获得的收入为生。但是，他已将继承而来的财产赠送出去，一部分给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部分给了T. S. 艾略特。此外，他还拒绝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讲师职位。他几乎觉得，他的及时任妻子指控他与人私通，和他离了婚，让他颜面丢尽，无法在学术圈子中混下去(然而另外一个很可能相关的原因是，他对学院派哲学失去了兴趣)。不管怎么说，他做出了正确判断，他能够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赚取超过大学讲师薪水的报酬。他还逐渐相信，作为政治评论者，他可以面向范围更广的读者，在影响方面超过专门为理解数理逻辑的少数人撰写的学术著作。也许正是在这个方面，及时次世界大战给他带来了较大、最深远的影响。

战争结束之后，罗素声名远扬，其原因不是哲学，而是政治。他充满激情，勇敢反战，特别是反对征兵，这让他成为年轻一代心目中的英雄。他1915 年举办的系列讲座以《社会重建原则》一书出版，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人们认为，他可以在思想上引领社会主义运动和和平运动。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就是许多崇拜者中的一员，她钦佩的不是他的哲学才华，而是他的政治理念。朵拉鼓励他相信，在政治领域中，他可以做出某种重要的贡献。这个信念在两人访问中国期间得到强化。在中国，他常常就政治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举行讲座，常常接受人们的欢呼，并且——以颇为荒唐的方式——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

当然，罗素知道这是一派胡言。但是，如果(他具有鉴别能力的朋友圈子之外的)世界愿意接受他仓促完成的讲座和文章，将它们视为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如果通过提供看似无穷无尽的这类材料，可以让妻儿过上优裕的生活，那么，他愿意以更多产的速度，继续撰写这类东西。在更具自我批判的时刻，他可能进行反思，觉得让自己受到赞美的东西层次很低，显然无法与逻辑学著作相提并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很开心，轻视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50 岁生日渐渐逼近，他知道自己已经过了严肃思想家的年龄段，但是对他来说，这一点的意义暂时比不上另一事实：他终于实现了心底的夙愿，当上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