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迁徙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国民党第29路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8月的24小时，中研院突然接到通知：“现在情势紧急,鸡鸣寺全部被南京防空司令部征用。限各所三日内全部迁移,过时则不准出入。”

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大迁徙”开始了！

地质研究所在李四光带领下，花了三天三夜工夫，把仪器、书籍和标本，装箱运往庐山。在山上的芦林和山麓姑塘镇，李四光分设了办事处，地质研究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12月13日，南京沦陷，曾扬言要死守首都，结果不到6天就逃之夭夭。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先行转移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实际上的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也待不住了，整体开始迁至重庆，中研院奉命随政府内迁。代院长朱家骅要各所立刻迁往重庆，不去重庆就停发经费，搬迁事宜也概不负责。

战云密布，时代动乱，地质研究所往哪儿迁呢？李四光周密盘算着。

事实上，自“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北京知识界在国难临头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

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可见，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此时已不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联系了。

李四光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还预料到战争爆发后，要长期保住沿海及滨江重镇恐难办到，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应在内地，应该早到内地去做准备工作。于是，李四光同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商量，拟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种种战时必需的物资器材的研究。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的赞许，李四光很高兴，跃跃欲试，恨不得早日到桂林来大展鸿图。但议论未定，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

另外，李四光作为局外人，他意识到1936年虽然平息了“两广事变”，但李蒋之间矛盾重重，依然如故。李四光原本就不愿意与合作，若是到广西去，离远点，就可以摆脱一些蒋的控制，放心做点儿有利于抗战的事。

基于上述两方面考虑，李四光决定把地质研究所迁往桂林。巧得很，他的好友、物理学家兼戏剧创作家丁燮林也决定把他领导的物理研究所迁到桂林。两人商议后，亮出一个公开理由：重庆机关太多，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会有些好处。

朱家骅没有明确允许，但也没有公开反对。作为北大老同事，他和李四光的私交还是不错的。何况，这个理由如此充分。

1938年11月下旬，在李四光的带领下，地质研究所雇了两条木船溯江西上，向桂林进发。因交通不便，暂时只能运走必用之物，很多图书和标本只好寄存在南京。

时值严冬，江上寒风刺骨，过黄冈，经武汉，入洞庭，到长沙，沿湘江，奔衡阳，兵荒马乱中的颠沛流离谈何容易，一路艰辛自不必说。由于条件艰苦和过度辛劳，李四光的心脏病在途中突然复发，没有医院，他忍痛到附近一个茶馆借了一个竹靠椅，躺着休息一会儿后，稍微恢复，继续带队前行。

历尽艰辛，两条木船终于辗转到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是当时广西首府。抗战以来，特别是南京、武汉、广州失守后，这里云集了众多知名人物,一度成为名震华夏的文化之城。湘桂铁路通车后，市面也逐渐热闹起来，成为通经大西南后方的要冲，后来也因此成为日军狂轰滥炸之地。

李四光的到来，受到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的盛情接待。这些桂系头面人物在国民党内部大力培植自己的派系力量，处处防范的吞并，对李四光这样一位不与合作的著名科学家的到来，表示极大关注。

但是，尽管得到地方官员的欢迎，李四光初到桂林仍然十分艰难，最使他头痛的三件事，是住房、防空和经费。

最初，地研所与物理所合租了环湖东路的一座两层楼房，但不久便被日机炸塌了一半。1938年6月，只好搬到乐群路四会街12号。这是一座十分破旧的建筑物，只能存放一些物资。李四光亲自设计，大家动手，在杂草丛生的院里盖起两排简易木板房，暂做办公室和宿舍，在此工作、生活了两年后，才搬到良丰。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拨给科研单位的经费极少，并且一再削减，而物价又不断飞涨，地研所不仅办公费用难以维持，连职工生活也成了问题。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抽的是用本地草纸做的一股散发着臭味的烟，身上穿的是土布灰色衣装。有一次，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找他谈话，他老用手捂着膝盖，黄旭初纳闷，就问他怎么回事，这才知道，李四光的裤子破了个大洞！

如此困窘，李四光和同仁仍然坚持研究工作。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以鄂西、湘西、广西为工作重点，在鄂西和湘西各设了一个工作站。除研究地层和地质构造外，特别注重矿产资源的寻找和开发，对煤、铜、铁尤为重视，收获颇丰。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广西地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确立了山字型构造体系，并对桂北及大瑶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如何搞科研？李四光一向重视自力更生，从不向重庆方面乞求。他毅然决然地采取了3项措施：

及时项，把部分技术人员借给有关机关。他把朱森派到重庆大学地质系教书，把俞建章和张更派到中央大学地质系教书，把叶良辅派到浙江大学地质系教书，把许杰派到云南大学教书。这些人的薪水由借用单位供给，工作则仍与该所保持联络。借用单位得到急用人才,地研所又减轻了部分负担，两全其美。

第二项，加强与地方部门的合作。通过与有关部分密切合作，在鄂西香溪河流域找到几个可供开采的煤层，解决了这个地区的煤荒问题；对广西柳城大埔煤田和罗城小长安煤田，也作了详细的地质调查,有所发现。这些调查项目，都与各省建设厅合作，调查费用由他们负担，有效解决了科研经费困难的问题。

第三项，尽量依靠广西省当局的支持。在李四光未入桂林之前的1937年10月，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桂林组织了“广西建设研究会”，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后来又推举德高望重的李济深为名誉会长，出版了会刊《建设研究》。1938年秋，缩守西南，势力逐渐入侵广西，李宗仁等人决定聘请来桂的进步人士为研究员，以壮大同蒋对抗的力量。李四光入桂后，欣然接受了广西当局的聘请，先是任经济部研究员，后又兼任文化部研究员。1939年9月，李四光写了《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发表在《建设研究》第二卷及时期。这篇长文，深刻表达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祖国前途的关注以及关心广西各方面建设的心情，文章还无情指责了国民政府在建设方针政策上的种种错误，分析了建设广西的重要性，指出“广西防御的设施，决不可以仅作为地方建设事业看待，而应该当作整个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做有效的处置。”此文不但为广西建设勾画出一幅蓝图，也为整个国防提出了战略性见解，充分体现了李四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与国民党撕破脸 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桂系成立的较大的文化团体。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利用该会招贤纳士之机，派遣和引荐了一批党内外专家学者入会当研究员，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文化救亡活动，如胡愈之、邵荃麟、范长江、张志让、千家驹等均被聘为研究员，胡愈之和千家驹还分别担任该会文化部和经济部的副主任。他们在会内团结进步分子，宣传抗日、民主、进步，使该会成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近240位研究员中,李四光同范长江的友情逐渐深厚。共产党员范长江此时刚满30岁，年轻热情，是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给李四光介绍延安抗日自救的感人事迹，剖析西安事变时中共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在范长江清晰而具体的描摹中，李四光对中共和渐渐产生敬仰之情。

李四光的朋友遍天下，而且几乎各个都是各领域的精英人士，诸如宋教仁、、杨杏佛、丁文江、翁文灏、李一平等等，这除了源自他本人的热情与仗义，更在于他的满腔热血、不凡之才和执着的事业心，这些，都是吸引豪杰之士拍手而来的重要因素。而这，也让李四光几乎在全国各地，都能与好友邂逅。

在桂林，他与多年不见的马君武在一间小房子里会晤了。他俩的相聚，没有俗套寒暄。远望着漓江的峰林，马君武开口便问：“这些石山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广西地质图还差多少没有编好?”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几乎不容李四光陈述自己的来意，直到他终于暂时想不出什么问题来了，提问才告一段落。李四光则直截了当回答了这些问题后，迅速言归正传：“此时来桂林不是避乱，是想要旧话重提，在广西办一个科学实验馆，你还记得吗？”

马君武说：“怎么不记得，走，我们去看黄旭初他们。”直性爽快的两个人座位还没暖热，就立即动身去省主席官邸。黄旭初对他们的来意一拍即合，立刻赞同。

1938年秋，桂林科学实验馆在良丰正式成立，李四光担任馆长。该馆由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合办，是一个研究解决广西省建设上实际问题之实验及设计的机关。1940年7月24日，广西省政府第488次会议，修正通过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组织大纲》，规定该馆的主要任务是：“一，应用自然科学从事研究各项实际问题；二，搜集各项可供科学研究之材料，并配备各项科学工作必需之工具；三，协助广西科学教育之发展。”

桂林科学实验馆同广西大学遥遥相对。1939年，亦即建馆次年，马君武被任命为改制后的国立广西大学校长，这是马君武第三次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了。遗憾的是，在广西省政府通过科学实验馆组织大纲后的一周，8月1日下午，马君武病逝于任上。

1928年，在李宗仁的支持下，马君武鼎力创办的省立广西大学诞生于梧州市蝴蝶山，初设理、工、农三个学院，1936年增设文学院和医学院，1939年改为国立广西大学。马君武辛勤规划，提倡科学研究，聘请有才识之土和进步学者任教，添置图书仪器，充实教学设备，开办化学、机械等教学工场，并成立科学研究机构，气象之新居全国各大学之冠。抗战期间，大量学者文人汇聚广西大学，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学校因此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立大学，李四光也曾在此担任过兼职教授。马君武则藉此，和蔡元培共称为“北蔡南马”，声名赫赫！

惊闻噩耗，李四光深感悲痛，他说：“将近40年来的旧事，和着眼泪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既不能忘，不如借此机会付诸笔墨。”他笔蘸深情，写下了《追念君武先生几件小故事》的悼念文章。9月18日，桂林市公祭马君武，悼念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中共和八路军领导、和都送来挽词，会场十分庄严隆重。

实验馆成立后，受战时种种限制，应有设备大多未能按计划完成。但在李四光等人的努力下，初具规模，建立了发电所以及金工、木工、电工等工场，有各种科学材料样品(分地质、矿产、农产等)及科学仪器模型的陈列室和图书室，与广西省政府化验室合作的化验室，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合作的物理实验室，与地质研究所合作的地质矿产研究室，以注重防疟与防病虫害的慕祥研究室，以及冶金炉和等温室。

1941年7月,李四光在《建设研究》第五卷第五期发表了《桂林科学实验馆概况》一文，详细介绍了实验馆的工作概况，是一篇深入浅出的科普读物和精湛的科学组织工作指南。

此文发表时，正值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第22次全体研究员大会，李四光以馆长和研究员的双重身份，特意邀请与会同仁前往实验馆参观。礼堂的天花板上，用各种线条和有色灯泡布置成太阳、地球和月亮运转的情形,令参观者产生极大兴趣，留下深刻印象。

该馆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有自制的多种无线电机，最小的能放进衣袋之内；有自制的简易测量仪器，一只手就能操作；大量生产医疗用玻璃器皿和学校教学用仪器；研究了防止疟疾传染的办法……

研究会同仁对该馆成立不久，人力物力如此有限而竟能获得如此佳绩深表敬佩。

李四光当然不会忘记马君武那些连珠炮般的提问，对本职工作，他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精心填绘了广西地质图。他两度长途跋涉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等。

1940年3月，李四光在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及时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会议。会议结束时，为了拉拢知识界，宴请与会者，李四光借口生病，再一次拒绝参加。4月，李四光接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密电，要他代表和国民党政府去印度与尼赫鲁会谈，李四光断然拒绝并复电道：“请转达较高当局另聘贤能。”

李四光并非要刻意挑战的底线，那一头，蒋总统却是密切关注着李四光的态度。1941年春，终于因为李四光要坚决辞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一职，触怒了此前一忍再忍的。

1939年春，各省纷纷成立临时参议会，为能与石瑛合作共支湖北政局，湖北省代主席严重(石瑛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时，与民政厅厅长严重、财政厅厅长张难先意气相投，均是民国少有的清正人物，常素衣步行于街市，常被人误认为乡下佬，加之三人行事，与当时官僚腐败、贪污成风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被一些官场老手称之为“湖北三怪”，民间则称之为“湖北三杰”)向、陈诚提议任石瑛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得到、陈诚批准。但一直栖居在建始的石瑛不予应允，严重专程前往建始，做石瑛的思想工作。在严重再三劝说下，石瑛终于答应，但提出一个前提条件，任李四光为副议长，严重当即表态应允。此后，石瑛征求李四光意见时，未料李四光跟石瑛一样，又来了一个坚辞。经石瑛多次电函劝说，李四光才勉强答应。

1940年春，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在恩施召开，李四光路经建始参加会议，对建始沿途地质作了详细考察。后来李四光在恩施龙洞举行“关于鄂西地质情况”学术报告会时，曾提到建始拥有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这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今天，李四光的考察得到了印证。

李四光之所以要坚决辞职，是因为他最终发现在这个职务上依然做不到为民建言，依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傀儡，这显然不符合李四光的个性和追求。此前，还多次表示让李四光出任一些著名高校的校长乃至教育部长，但都被李四光拒绝。

潜心著科研 危险不知不觉已如黑云一样盘桓在李四光的头顶，但他浑然不觉。这24小时，他的好友、时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突然找到他，极为秘密和谨慎地通知他：“我在李济深处得知，要抓你，快躲一躲！”

好友的意见是，李四光如果不避开，也许也会像马寅初一样被抓捕关起来。就在此前不久，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的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目睹时艰，痛心疾首，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抨击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这令以为首的四大家族又气又怕。对马寅初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讨来的统统是没趣。此后不久，马寅初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公开讲演，不仅骂孔宋贪污，发国难财，还骂“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恼羞成怒的终于按捺不住了，托辞派马寅初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命宪兵将其逮捕。著名的爱国学者马寅初因此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达21个月之久！

李四光心里明白，自己一贯反对，现在，每年都要到重庆去参加一次中研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总要宴请与会人员,李四光每次都借口生病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疯狗要咬人，不能不认真对付，大家劝李四光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一阵子。而随着战事的深入，1941年8月，日机由越南侵入桂林狂轰滥炸，桂林市区也变得很不安全。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市区人口。

李四光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这24小时，李四光、许淑彬与地质所同事一道，带着罗盘、地质锤等坐着卡车外出调查地质。但这24小时，夫妻俩并没有返回研究所，而是来到离良丰几里路外的驾桥岭清平乡住下了。

原来，馆里有两个工人是这个村庄的，工人们平时对这位大科学家都很敬重，李四光通过这两个工人，在这儿租了两间茅屋，“隐居”起来。这里非常僻静，风景优美，有合抱的榕树和一丛丛的芭蕉。村子周围，是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在靠近一个山脚的地方，有十来个茅舍，一条清澈的小河弯弯曲曲从村前流过。

李四光非常惬意，他可以专心撰写论文了。《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乡村生活有优点也有不便，特别是晚间没有电灯，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但这些困难，李四光都一一设法克服了。

李四光特别喜欢乡间清新湿润的空气。每天清晨，他都要打一套太极拳，常年坚持晨练，这对李四光的身体很有好处。为了给李四光增补一些营养，许淑彬专门买了一台小石磨，她亲自磨黄豆，取豆汁，做豆腐，还养了一群鸡，下的蛋两个人都吃不完。李四光案头的小油灯，就是凭借夫人积攒鸡蛋换回的豆油才执着地燃烧着。另外，他们还种了一小块菜地，萝卜、青菜一点儿都不缺，有时还托人把青菜、鸡蛋带给学生们吃。晚饭后，夫妻二人有时一起到河边散步，尽情欣赏乡村的美景。

驾桥岭的乡居生活，是李四光夫妇在广西最值得回味的日子，艰苦清贫，但充满乐趣。乡亲逐渐熟悉起来，有来有往，彼此间都已经不当外人，孩子们则“李爷爷”“许奶奶”地喊个不停。夏夜在榕树下纳凉时，李四光还给孩子们讲星星的故事，孩子们夜深了还不愿离开这位慈祥和蔼的李爷爷。

1941年秋，李四光带着孙殿卿、马振图和王文瑞等同事，对南岭东段进行了一次重要考察。他们由清平乡出发，抵衡阳转耒阳，过茶陵到湘赣交界的界化垅考察山地，后进入江西，直达福建长汀，然后又在赣南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进行考察，经广东韶关、湖南衡阳返回桂林。此行历时两月，李四光所得及时手资料十分丰富,成绩斐然。

综观桂林期间，李四光科研成果累累：在伦敦出版了专著《中国地质学》(1939)和《大陆漂流》(1939)；在国内刊出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期现象述要》(1940)、《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廊》(1941)、《广西地层表》(1941)、《地质物理学上之几个基本问题》(1941)、《朱森蜓、蜒科之一新属》(1942)、《南岭何在》(1942)、《中国冰期之探讨》(1942)、《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1942)、《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1944)等学术论文。

大凡搞地质的人，都喜欢收藏矿物或岩石标本，李四光也珍藏了许多受构造运动影响发生塑性形变的脆硬砾石标本，其中一块弯曲的砾石，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41年7月7日下午，广西大学在大礼堂举行第八届毕业生典礼暨新舍落成典礼，请李四光作学术演讲，演讲内容是关于一块特殊的小砾石。这块变形砾石，是地质所同事张更在雁荡山考察冰碛层时发现并送给李四光的，它引起了李四光的格外注意：砾石成分是细粒石英砂岩，一般认为较坚硬且性脆，这块却有十分明显的弹塑性。石头长不到1寸，颜色呈紫红色，弯曲成90度，形状非常奇怪，既是研究冰川时期的重要实物，也能够说明岩石的可塑性，其研究价值非常高。李四光爱不释手，携身不时抚摸，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马鞍石”。

会上，他把石头介绍后拿给大家传递，听众中有人以为是“无价之宝”，居然暗中匿藏了起来。李四光再三解释，这不是宝石，除具有科研价值外分文不值。尽管如此，会议结束后仍不见送回。只好请大学出布告，请藏石者交出砾石，并给予一定奖赏，若不便直接交还，可置于校园某棵榕树洞内，并请留下地址以便送赏。第三天，在那棵指定的榕树洞中，发现了变形的石子，但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经过此番折腾，他很少再拿出这块小砾石，像宝贝一般珍藏在身边，直至逝世。1946年他写了一篇名为《一块弯曲的砾石》的短文,寄给英国《自然》杂志，介绍给同行爱好者。他认为：“砾石是由于在冰川的荷载下，以某种方式变形的……变形是由于砾石的一半被固紧，而另一半受到冰流的前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