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篇 敬业乐群玉汝于成——访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主任谢炳光律师

谢炳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与中国国际商会调解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民法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法学会经济会理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炳光律师具有较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从事法官工作十年，又从事律师工作的十六年，在这些年中他承办过数百件民事、经济、刑事行政类诉讼案件以及大量的非诉项目，尤其擅长证券、金融、企业改制上市等综合类案件及项目。为近百家大中型企、事业担任过法律顾问，并过许多涉及信用证、票据、中外合资、金融方面的诉讼。在北京仲裁委员会担任仲裁员期间，审理了数十起关于房地产、经济合同类案件，得到了当事人及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充分肯定。

引子

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界内享有良好的声誉。而它的核心谢炳光律师，以过硬的办案技能和宽以待人、追求正义的品格赢得了同所律师的钦佩，担当起华联所主任的重任，也是众望所归的。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能力、魅力均不遑多让的大律师，我们却很少见到对他的一些报道。对于我们的采访邀约，谢律师再三地婉言拒绝，并表示自己只想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在我们认真而执著的坚持下，谢律师最终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位儒雅、温和的男士，银色的眼镜透露出渊博的知识，俨然一位大学教授！这就是谢炳光律师吗？丝毫没有想象中律师应有的犀利和威严，言谈中也没有激昂和高调，有的只是一份平和、淡定。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身处当今竞争激烈的律师界的他能拥有那种宠辱不惊呢？心中的疑惑催促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进了他的追忆……

一夜之间，我露宿街头

不管我怎么努力、怎么积极表现，就因为我的出身，始终与红小兵、红卫兵无缘。虽然遗憾，但是我并未因此而说出违心的话、做出违心的事，因此我不后悔。

——谢炳光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谢炳光，出生于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他的父亲出身贫苦，仅仅十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苦熬到十四岁，为生活所追，被送到一家做五金的买卖家做学徒。在学徒的日子里，年仅十几岁的孩子干杂活，伺候掌柜的，饭也吃不饱，受尽了苦难。但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父亲渐渐地入了行，后来成了五金行的资方人。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进入了北京市五金公司，曾担任过公司的副总经理，并在市工商联担任过职务。父亲艰难的创业经历使谢炳光从小就懂得生活的来之不易，更让他明白成功需要自己努力去创造。但谁也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资方人这个经历，使父亲在""中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谢炳光和他的父母一起受到了冲击，遭受了一场磨难。

谢炳光从小就浸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受到了良好的中国文化的熏陶。父亲虽然从小没上过学，但凭着刻苦自学的精神，不但能读书，还能写得一手好书法。在谢炳光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手把手地教他写毛笔字，这虽然减少了与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但却使他长大后养成了儒雅、温和的气质。至今，练习书法仍然是他的一大业余爱好。

在谢炳光童年的记忆里，他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从他的母亲那里得来的。

母亲出身于书香世家，她的祖父是清代的八贡进士，在当地的身份名望无出其右。谢炳光的姥爷当年虽然可以算是地主，但又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开明绅士。在那个封建的年代，这位开明的老人把乡里破旧的庙宇修缮改造成新式学堂，让乡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上学受教育，有时还亲自上讲堂，向孩子们传授孙中山等先贤们的反封建、倡科学的三民主义的进步思想。这位父亲不但不让两个女儿缠足，而且还不惜变卖了田地财产送女儿们到北京读书。大女儿曾经跟随中华民国及时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学习，并且成为熊希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出身这样的家庭，谢炳光的母亲十几岁就独自出外求学，后来和革命家杨秀峰、宋任穷等人一起参加了革命，只是由于身体原因，最终回到家里。母亲对历史很感兴趣，看过许多的书，谢炳光和他的两个哥哥从小就听母亲讲春秋战国、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的一个个故事，这使得他们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十分热爱。

虽然家境不错，但父母亲对他们兄弟三个教育非常严格，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教导他们认真学习。孩子们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开始前，谢炳光的大哥考上了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已经上中学的二哥，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谢炳光更是以优异的表现和的学习成绩，当选为少先队中队的主席，并成为大队长的候选人。

作为一个男孩子，谢炳光虽然调皮，但相对来说，仍是一个听家长话、老师话的好孩子。喜爱看书、喜欢思考的他，每天总是手捧着《十万个为什么》，他从小立志想当一名科学家，实现以科技救国的理想。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门门功课都是。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让当地的人们对他们家羡慕不已，对三个孩子更是赞不绝口。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开始了。因为父母亲家庭的出身问题，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了他们家，不但家被抄了，善良爱国的父母更是被抓了起来，谢炳光一夜之间从人人称赞的好孩子变成了遭人白眼、打骂、唾弃的"狗崽子"，成为被改造的"黑七类"分子的子女。面对红卫兵无数次的抄家，面对被带走还遭到打骂的父母，无奈的谢炳光感到震惊不已。然而，更痛苦的事还在后面。谢炳光的大哥在北大住校读书，二哥下放到陕西延安插队，原本幸福美满的家里没有了欢笑，没有了亲人，只剩下谢炳光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收留，更没有人嘘寒问暖，他只好露宿街头。"更让我伤心的是，我不但遭人白眼，而且还被胡同里的孩子追逐打骂，原本和我玩得好的同学不但不理睬我，而且也加入了追逐打骂的行列。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漆黑的夜晚，一个人流浪在街头，谢炳光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善良的父母为何被抓了起来；想起父母被红卫兵打骂的情景，他更是觉得无助；想起在做中队长的时候，积极参加学雷锋的活动，带领同学、少先队员到大街上做好事，打扫治安岗亭，擦洗汽车，经常得到人们的赞扬，他心中充满了太多的不解和迷茫。"好好的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头顶上的月色是那样的美好，而现实社会却又是如此的丑陋，梦想的破灭，动荡的社会，让他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

事情远没有就这样结束。父母被作为监督改造分子强令扫大街，遭到了更多人的白眼，父母的处境让谢炳光愤怒而又无能为力，懂事的他，每天能做的就是偷偷地早起帮助父母清扫街道，与父母一起勇敢地面对生存中的困境。残酷的社会现实让谢炳光很无奈，他只能尽些微薄之力来帮助父母，当然更想通过自己在学校里的努力来改变糟糕的现状。五六年级时，他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各方面积极表现，可不但没有成为红小兵，而且备受不公平的歧视。但是，谢炳光依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努力地学习，希望到了中学能改变这种状况。

然而现实又一次捉弄了他。在中学期间，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们班上本来也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但通过积极向组织靠拢，逐渐改善了和老师同学的关系，最终，作为属于被教育好的子女，加入了红卫兵。谢炳光似乎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天真地以为自己也能做到。在参加"学工"、"学农"活动中，他的积极肯干，得到农民、工人师傅的夸奖；在"学军"活动中拉练的时候，他积极主动地帮助所住的老乡家干活，也曾得到他们的表扬。原以为能通过这些努力，再加上非常好的学习成绩，肯定也能成为一名红卫兵，可是不管他怎么表现，结果还是让他很失望，直到中学毕业，仍然被挡在红卫兵的大门之外。尽管自身的政治境遇没有改变，谢炳光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埋怨，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优异。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做过一件违心的事。

这段痛苦的经历让谢炳光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然而正是这段苦难的岁月，让他真正变得成熟、坚强起来，让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和理解，心中从此埋下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种子，同时更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真爱和亲情。时至今日，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也已经是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可谢炳光没有忘记父母的辛苦和所受的磨难，要让老人在有限的时光里过得幸福和安康。因此，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抽时间陪伴母亲。"我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父母受的苦，`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现在不能给老人更多的幸福，一旦老人离去，就什么都晚了。"谢炳光由衷地说道。

"天无绝人之路，即使我对现实非常无奈，但我相信有24小时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变。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必须坚持。"正像他所坚持的，不管社会环境还是自身的状况在以后都得到了很大改变。

上大学，一波三折

一九七一年，谢炳光初中毕业，虽然动乱还没有结束，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好了很多，而且高中也恢复了，似乎一个美好的新生活即将开始，然而残酷的生活现实又让他跌入了低谷。

那一年，谢炳光就读的班上有四个上高中的名额，班主任老师极力动员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谢炳光继续学习，并认为有这么好底子的学生不上高中实在可惜。好学上进的谢炳光也有这个想法，可一想起遭受动乱迫害得不成样子的家庭，想到放回家中已经退休的父亲和没有工作的母亲，想到正在上学的大哥及插队的二哥，家里已经没有收入来源，如果自己还要读高中，必定成为家里的一个负担。此时这个家庭急需有人挣钱维持生活，作为一个男子汉，谢炳光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起这副担子。因此，他拒绝了老师的好意，毅然决然地来到北京及时机床厂，加入到了产业工人的行列。

虽然以前出身问题被看得很重，但他到工厂工作的时候，出身已没那么重要，政治表现越来越被看重，因此在工厂里，他积极上进、努力工作。那个时候，工厂七点半上班，他常常六点钟就到了工厂，给师傅打水，调试机床，练锉刀、剔錾子，刻苦钻研技术，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考核，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深得师傅们的好评和赞赏。不久，他被提拔为重型车间的青年突击队队长，自此，他吃住都在厂里，忙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月才回一次家。他辛苦的工作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但入了团，还主管团里的宣传工作。当时还没有电脑，宣传材料全靠手工刻制钢板油印而成，因此，刻钢板是他经常要做的事情，这时，从小练习书法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刚劲的字体加上图文并茂的版面，一份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小报让人赏心悦目，受到了团员们的好评。"能成为一名共青团员，着实让我高兴了一阵，能等到这24小时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谢炳光说，"如果不是政策好了，不知道要等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价值的展现，心中隐藏的对社会的不满也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对责任与正义的追求。

中停止了高考招生，后期，大学开始招收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工厂表现一直很好的谢炳光也非常渴望能够走进大学校门进一步学习深造。然而，当时政治环境并没有彻底解冻，被推荐上大学的工人必须要经过政审这一关。像谢炳光那么年轻又没什么背景的人，政审能审什么，还不是家庭出身、社会背景问题。一直被出身困扰的他最终还是没能冲破政审这一关，虽然得到了两次被推荐的机会，可最终还是因为出身问题，让他与大学失之交臂。当得知政审不合格的时候，一直表现不错的谢炳光那个沮丧劲就别提了，希望再次破灭了。只要国家政策不变，再多的机会对他来说也没有希望，谢炳光在内心深深地期盼，急切等着拨开云雾见日明。

打倒""之后，一生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开始主持政局，不但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而且在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这一消息对于所有渴望知识的年轻人，犹如久后逢甘霖，谢炳光的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为此，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考复习之中。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有些工人师傅不理解，不但不支持，还对他冷嘲热讽："你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安心工作，整天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你的工作才是正道，你哪里考得上大学？"工人师傅的态度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为了改变现状，为了理想，他没有选择放弃。

每24小时繁重的劳累之余，谢炳光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好好休息，而是在食堂简单吃点东西，骑上自行车在晚上七点之前赶到北京六十五中去听高考补习班的课，一听就是两个半小时，学习再难再苦，他都没有放弃，为了上大学他只有拼命豁出去了。一九七八年，谢炳光虽然自认为准备还不足，但他还是想试一下，一来是想看看难度，二来是想看看自己复习的结果。高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他没想过自己这次会考上，但考试的成绩还是让他吃了一惊，竟然差了十多分。谢炳光意识到自己的差距，他对自己做了总结，开始了更加努力的复习，终于在一九七九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讲到这里，我们问："您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学法律的呢？""中的一幕幕始终在我眼前浮现。中国之所以这么乱，就是因为我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虽然当时我对法律的概念还是朦胧的，但已经意识到中国要强大、要有秩序，还得像国外的发达国家那样实行法治，当然就得需要法律。虽然学中文能出来教书育人、学新闻能引导正确舆论，但都不如法律来得那么实在，来得那么直接，中国一定会走上法治之路。"深思熟虑的谢炳光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父母及家人，全家人都很支持他。事实上，当年谢炳光也考上了机械局的七·二一大学，但他权衡再三之后，下定决心，还是选择进入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法律。

经过多次波折之后，谢炳光终于迈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上大学，读法律，离自己追求正义的理想越来越近，这一切，让他兴奋不已。命运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把谢炳光拉进了法律圈，此后他与法律就再也没分开过。

十年审判员，走上律师路

通过大学四年对法律的学习，谢炳光掌握了从法律的概念到法律的应用方面的知识。一九八三年大学毕业后，谢炳光被分配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开始有了实践法律的机会。在众多法律学科中，他对经济合同法情有独钟，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经济合同的纠纷与处理》，因此，他的愿望是致力于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然而此时"严打"开始了，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行动。法院为了培养年轻的刑事办案人员，将他分到了刑事一庭，专门与重大案件的罪犯打交道，此后十年谢炳光就在这里从事法律审判工作。

说起一九八三的"严打"，经过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记忆犹新，亲身参与刑事审判的谢炳光更是如此。究竟为什么要严打，与当时复杂的现实环境是分不开的。一九八二年党召开了十二大，正式完成""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任务，真正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却越来越差，不法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人民群众的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这样一来，给国家的安定、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任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将毁于一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也将受到严重干扰。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在全国集中开展一次针对各种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的"严打"斗争，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被动局面。

谢炳光对于刚到法院就参与"严打"审判工作的经历记忆深刻。当时法院经常加班加点审理案件。为了不耽误时间，法官们甚至住在法院，严阵以待，等待检察院移送案件的材料，一听说检察院那边已经下发起诉书，很快就会送过来，他们就是再累也得等着。通常他们接到的起诉书墨迹还没干就盖上公章送过来了。起诉书一到，他们就抓紧时间审查，绝不过夜，在夜里十二点之前送到看守所被告人手里。在严打的日子里，谢炳光经常熬夜分析案情，几乎没怎么好好休息过，长时间在昏黄的灯光下，原本不错的眼睛渐渐地变成了近视。

在法院工作的确很锻炼人，审理刑事案件责任重大，而且还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不但要亲临执行死刑的现场，甚至还要查看犯人是否已死，一般人恐怕很难冷静地做到。由于当时刑一庭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而且谢炳光所接手的都是大案要案，这一切使他养成了思维缜密、办事规范的习惯，也为以后的律师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法院工作的十年里，谢炳光亲自判决了不少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时至今日，他对当年的那一套审判程序仍然倒背如流。在从事律师之后，不管面对多大的压力他都能从容面对，与这一时期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三年的严打，是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的一次特殊行动，由于历史局限性，有些犯罪人员判得过激、偏重，有的还被吊销户口，遣送到青海、新疆等偏远地方，很像古代对犯人的充军发配，但这样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迅速扭转了社会治安混乱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稳定了社会秩序，优化了社会治安环境，增强了国民的法治意识，为我国逐步走入法治的轨道铺平了道路。

"对于那些年的工作，虽然有不少人颇有微词，但这样做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也正是在法院参与审判工作的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我国法治不完善的地方，更看到了我国审判的一些弊端，也让我看到了律师的可贵之处，让我有了做律师的想法。"对这段经历，谢炳光感慨地说。

就在亲身参加严打、亲身参加审判的工作中，谢炳光发现了很多审判的弊端。那个时候的法院长官意志比较强，行政长官不重法理，通常是庭长、院长说了算，审判员、审判长的一些合理合法的审判观点根本得不到落实。虽然谢炳光工作其中，但他已经深深意识到了长官意志、行政干预都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不该有的现象。而仗义执言的律师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能尽自己较大努力为当事人服务，这一切深深吸引了他，为以后从事律师职业埋下了伏笔。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响应"从重从快"的政策，一些司法人员为了能尽快破案，在办案中实行刑讯逼供，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其中一起强奸案给谢炳光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时，办案人员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对犯罪嫌疑人实行了刑讯逼供，该嫌疑人忍受不住，屈打成招，一审被判处死刑。在今天看来这是一起很明显的冤案，可当时就这么草率地准备结案了。但也许是这个人命不该绝，就在执行死刑之前，真正的强奸犯被抓到了，案情真相大白。一审中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无罪释放。"这个人还算幸运，如果找不到真正的凶手，那这个人不是就冤枉死了，哪还有什么公道可言。"看到这些现象，他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决定离开法院去做一名律师。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他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并顺利通过，为从事律师职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九九二年谢炳光被调到华联经济律师事务所，从此真正开始了律师生涯。

十年的审判工作，谢炳光更加认识到法律对于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法律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法律理念真正融入了他的内心。如果说以前对追求正义与公平还有些模糊的话，十年的审判员让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出路——做一名肩负公平与正义的伟大神圣使命的律师。

生命不是儿戏，北京及时例死刑疑罪从无案

从法院出来是谢炳光无悔的选择，他也做好了要做一名好律师的准备。但在生存与现实面前，他还是感到不小的压力。"初为律师非常辛苦，甚至超出了我之前对律师工作的想象。"谈起当时的那种辛苦，如今的谢炳光似乎长出了一口气，能走到今天的确不容易。在法院时虽然工资不多，但最起码有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而做律师得一切从零开始。为此，他不管春夏秋冬，骑着一辆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为案源、为当事人的利益奔波劳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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