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亲能明确区分总理和人父这两种角色，所以我能近距离观察父亲履行总理职责的机会并不是在渥太华，而是在我们陪他在国内出差或国外出访时。在渥太华，除了国殇纪念日、国庆节等礼节性场合外，我们很少在他的公共活动中露面。但如果我们陪同他离开渥太华，情况就不一样了。

轮到我陪他出国访问时，经常是我坐在酒店房间吃早餐蛋糕，父亲同时就在一旁听取外交政策顾问鲍勃 福勒和行政助理泰德 约翰森等人详细汇报有关当日会谈会见的安排。我有时也参加一些晚间正式活动。这让我有机会见到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如英国首相玛格丽特 撒切尔、德国总理赫尔穆特 施密特和瑞典首相奥洛夫 帕尔梅。帕尔梅曾送我一把用驯鹿角做刀把的猎刀，我珍藏至今。

有时我会在重要活动时陪同父亲坐在前排。1982 年，我们访问加拿大在西欧的军事基地时，苏联方面了领导人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逝世的讣告。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

加拿大驻苏联大使杰弗里 皮尔逊到机场迎接我们，并在去酒店的路上向父亲汇报。我记得他们的谈话主要集中在谁会接替勃列日涅夫。穿行在莫斯科城中，我看到夜幕降临在这座黑暗而阴沉的城市，听到父亲与同事就苏联国内政治进行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他对苏联国内政治的了解与常驻在莫斯科的外交官不相上下，这让当时还是小男孩的我进一步确信，父亲几乎无所不知。

小孩对军控或贸易协议等问题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有一点我开始有所领悟：个人关系在外交关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感到惊奇的是，父亲听取的汇报中，关于对方领导人个性的内容与谈话议题本身的内容一样多。

更有意思的是目睹外国领导人与我父亲会见的场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领导人有时好像观点迥异，但相互之间却谈笑甚欢，罗纳德 里根就是其中之一。

我九岁那年，里根总统到萨塞克斯路24 号和父亲共进午餐。那天很明显有要人来访，因为皇家骑警十步一岗，把整个官邸围了起来，这比我此前或此后在草坪上见过的安保级别都要高。

这位充满魅力的美国总统进入官邸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我，并建议他们共进午餐前我们三人在阳光房小歇片刻。坐下后，里根满面笑容，问我是否想听诗朗诵，父亲扬了扬头表示很有兴趣。父亲喜欢诗歌，经常从拉辛的《费德尔》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选些篇章让我们背诵。但里根的爱好有所不同，他没有选择古典诗篇，而是开始朗诵罗伯特 瑟维斯的叙事诗《枪击丹 麦格鲁》(“雪橇犬酒吧，有一群男孩在狂欢……”)。

我被这首诗迷住了。父亲则略感茫然，一方面觉得诗的主题对一个九岁孩子不太合适，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位出身牛仔和演员的总统选择这类诗歌倒也算合乎情理。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产生了影响。因为印象深刻，我背会了这首诗和其他父亲从来不会教我的叙事诗，从《山姆 麦吉的火葬》到艾尔弗雷德 诺伊斯的《拦路强盗》。

同样值得回忆的是出国访问时在波音707 政府专机上度过的时光。飞机靠前的部分有八个大座位，四个一排，乘客相对而坐。每排座位后面各有一张长凳，长途飞行时我和父亲就睡在上面。我们这个区域和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及记者乘坐区之间有一道隔板。因父亲要在飞机上工作，我又没有弟弟同行一起玩，我有时会到飞机后半区找认识的人说话。谈话虽然有趣，但我每次都不多待，因为当时飞机上还不禁烟，政府飞机也是如此，吐出的烟雾缭绕于空气中，让我咳嗽不止。

随同父亲出访最有价值之处是有机会目睹他如何决策。他总是在提问，对周围人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在所有人发表意见之前，他很少详细表露自己的观点，这与他在公众中近乎独裁决策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父亲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这一过程有时需要几周或数月。我在波音707 飞机上学到的这种决策模式塑造了我自己的领导风格。

所有这些就是我的成长环境。然而在我脑海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仍是我们一家五口在渥太华的家庭生活，以及父母对我们的疼爱。

虽然公务占去爸爸的大部分时间，但他对孩子一直关怀备至，亲力亲为，乐在其中。他喜欢做天下父母都要做的琐事，如起夜照料襁褓中的我们，或是我们长大一些后给我们修自行车、组装圣诞玩具。我们晚上睡觉前他会给我们讲故事，当然是用法语。讲希腊神话中夺取金羊毛的英雄伊阿宋，讲特洛伊城的帕里斯和海伦，也讲吓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及其洞穴的故事。白天，他会带我们体验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但他对足球、橄榄球和冰球等集体项目好像没有太大兴趣。他教我们划船、攀岩、使用枪支和弓箭、户外越野、游泳、潜水、吊绳滑降，当然还有滑雪。在哈林顿湖，无论寒暑晴雨，我们每天至少在户外活动四个小时。爸爸有一句豪言壮语：“ 没有坏天气，只有坏衣服。”

父母均擅长滑雪。母亲滑起雪来更加美丽。至于父亲，无论雪道多高多难，他都能以优雅的身姿和进取的意志独领风骚。父亲七十多岁时照样能在具挑战性的雪道上紧跟我们兄弟几个，一步不落。

除了滑雪和划独木舟，父亲也经常练习国标舞，或沉醉于古典音乐和严肃文学，也会鼓励我们养成这方面的爱好。父亲鼓励甚至期待我们既要懂历史、天主教神学、基础哲学，也要知道如何在滑雪时拐平行弯和怎样扛着独木舟穿过茂密的灌木丛。

我们兄弟三人参加了柔道课，学会了“受身”和“寝技”。我四五岁时，父亲教我拳击，后来我很喜欢拳击。

母亲坚持要求我们在其他方面开阔视野，但在我身上收效不大。我六岁时，母亲给我报了芭蕾舞班。虽然文化上我主张不拘一格，但和另一个男孩一起站在16 个女孩中间，我年幼的心灵还是接受不了。为了安抚我的自我意识，母亲和芭蕾舞老师达成妥协，允许我穿普通裤子，而不是紧身裤，但我还是不满意。我讨厌学芭蕾舞，每次被拖去上课时都要反抗。有24小时，母亲没办法，只好硬把我拉出萨塞克斯路24 号的大门，我又踢又叫。我抓住大门框，死死拉住不放，母亲怎么说我也不答应。这时一个在旁边漆栏杆的工人看到我们闹得不可开交，说：“ 得了，女士。让孩子歇会儿吧。”

就这样，耍赖得逞。虽然那天我还是去上了芭蕾舞课，但那是一次。

作为我们的父母，母亲和父亲配合得很好。但众所周知，他们做夫妻却有些困难。母亲的说法是她无法与父亲“正常”或好好地谈问题。他们无法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中间立场，无法相向而行，结果是情绪决堤，而他们又都不加控制。久而久之，双方的不快越积越多，直至离婚。

母亲从不否认父亲是个模范父亲，因为他总是抽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事实上，父亲关于如何当家长的观念超前于他的时代好几十年。他总能找到一些激起我们强烈兴趣的新事物，一些引人探索的趣味发现，也总能想方设法让我们欢笑开心。

有时候，父亲带孩子的积极性让他那些规规矩矩的同事很吃惊。我还是个婴儿时，父亲常常白天就回家照顾我，经常是还没脱大衣就冲上楼跑到婴儿房。为了白天能在家看孩子，他会请内阁成员到萨塞克斯路24 号共进工作午餐。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他干脆把我放到婴儿座椅上，让我与他的诸位同事共同上桌用餐。这令他们惊愕不已，在场的新任财政部长约翰 特纳看了我一会儿，对父亲说：“ 别担心，皮埃尔。孩子再长大一点就更好玩和更有意思了。”多年后，父亲讲起这个故事时仍觉得特纳的话让人不解：对父亲来说，没有比看着一个小孩发现身边的世界更有意思的事了。无论是看到我们及时次开口讲话、及时次开始走路，还是看我们在跳水板或蹦床上完成及时个后空翻，他都会兴奋和陶醉不已。在有关父亲的记忆中，无论是最初的还是的，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这份爱是我童年的支柱，胜过任何事。

老实说，做总理的儿子确实有很多乐趣。比如皇家骑警给我们家每个人起的代号：父母是枫叶1 号和2 号，我的两个弟弟是枫叶4 号和5 号。我是枫叶3 号。我们常去的所有地点也都有代号。我上学的洛克利夫公立学校叫81 区，我的好朋友杰夫的家叫76 区。有时皇家骑警的警员会让我们兄弟几个用他们的对讲机与其他车里的警察们用代码联络。我至今感到骄傲的是，有24小时我破译了他们所谓的密码：“ 阿尔法(Alpha)、布拉沃(Bravo)、查理(Charlie)，你们不过是取每个词的首字母而已！”

在萨塞克斯路24 号举行生日聚会特别好玩。那24小时，我们会把官邸这座形状不规则的旧房子变成游乐场。因为萨沙和我都是圣诞节过生日，12 月中旬我们就会分别邀请全班同学来参加聚会。聚会那天大概会来40 个小朋友，爸爸当天会躲进办公间。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一个叫“雪崩式搜寻”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捉迷藏的一种，规则是每个被找到的人都要加入搜寻队伍，直至游戏所有人都在找那个隐藏最深的小孩。

这就是我生活中为同学所见或有时羡慕的一面。但偶尔也会发生令人惊讶的意外。我记得11 岁时，6 月的24小时，我正和朋友杰夫 吉林在萨塞克斯路24 号外的通道上玩耍。一辆车突然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位年轻优雅的女性拎着健身包从车上下来：原来是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她当时正和查尔斯王子在加拿大旅游，我已听说她会悄悄地来总理官邸后面的游泳池游上几圈。我决定以适当的方式对她表示欢迎。

杰夫和我依稀感到我们应该表示某种礼节，但穿着脏兮兮的T 恤和牛仔裤站在那儿，实在是手足无措。深鞠躬？敬礼？索性，我们把自行车扔在一边，立正站好，这就是小孩心中仪仗队对王妃该有的姿势吧。那一刻对我来说有点尴尬，特别是她看上去好像有点不悦，似乎感觉我们闯入了她的私人空间。当她从我们身边快速走过后(可能眼珠子朝我们转了一下)，我即刻就此向杰夫表示歉意。不料他眼睛瞪得老大，大声说：“ 哇！太棒了！”

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与杰夫有关的事件。我们和一些朋友一起在家附近骑车，一名皇家骑警照例开着车跟在我们后面。我倒觉得没什么，但有朋友提议如果我们甩掉这个“尾巴”一定特别有意思。于是我们骑到一个公园，然后来了个急转弯，穿过几条小街道，七拐八弯地绕到杰夫家。不料这位皇家骑警已在那儿等我们了，因为他早就猜到我们这点小把戏。游戏结束后，警官护送我回家。出于职责，他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本次“事件”的报告。

我和朋友们都认为甩掉警察很好玩，但父亲不这么认为。总之，他非常生气。“你认为那些人就这么喜欢跟着一个11 岁的孩子到处转吗？”他质问道，“他们的工作是保障你的安全，这样我才能安心工作。你这是故意为难他们……好玩吗？”接着他以我再熟悉不过的严厉口吻补充道：“ 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我把你养大可不是让你变成这样的。”

让父亲失望是我小时候感觉最糟糕的事。像所有小孩一样，我渴望得到父亲的注意和赞许。虽然他对我总是关注，经常赞许，但他的每次指责都会让我如坐针毡。

然而，有时候我们也会非常不听话。我不知道萨沙、米歇尔和我是不是比同龄的男孩更淘气。我只知道我们的父母，特别是父亲，对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是零容忍。也许我们成长的环境很优越，但在实现父母对我们的期许和遵纪守法方面，他们对我们从未娇纵过。

母亲一贯强调必须养成良好的举止。不讲礼仪和不懂礼貌，会招来她严厉的训斥。“良好的举止会为你打开一扇门，”她告诫道，“只有门打开了，你才能展示你良好的品格。”她要求我们待人接物一定要诚恳。“不搞虚情假意，”她说，“如果你虚情假意，别人一定会看出来。一旦人家认为你不真实，就再也不会信任你。”

待人诚实、尊重他人是父母对我们兄弟三人的核心教诲。我八岁时，父亲有一次带我去国会大厦的餐馆吃午饭。我吃饭抬头时看到了反对党进步保守党的领袖乔 克拉克。为了让父亲高兴，我给他讲了一个从学校听来的关于克拉克的笑话，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事实上，我的行为让他大为吃惊，随即给我严厉地上了一课，告诉我应当如何以公平的方式攻击反对者的立场。虽然我并无意对克拉克进行人身攻击，但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他把我带到克拉克先生的餐桌前打了个招呼，同桌的还有他女儿凯瑟琳。

我常常问自己，当父亲目睹现实政治舞台上一些人不去严肃讨论问题却广泛使用人身攻击的手法时，他会作何反应。他一定会对此作呕，感到失望，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他肯定会寻求一种能以雷霆万钧之势表明自己观点的方式，但不会采用他嗤之以鼻的人身攻击方式。

尊重他人，无论其立场或头衔，是我们兄弟几人小时候受到的最重要的教育。有时候父母亲会主动引导我们关注他人的品德并强调对这些人要敬重。我们的女管家希尔德加德 韦斯特(我们都叫她希尔达)就是品德和值得敬重的人。很难说清希尔达究竟是靠什么使我们全家都对她充满感情，但她确实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温暖的气息。

有24小时，可能是为我的评论或希尔达的高尚行为所触动，母亲特意把我叫到一边说：“ 贾斯廷，你的一生中会见到国王、女王、总统，以及各种各样有权力和声望的人。但不管他们的头衔是什么，他们中很多人都不会有希尔达那样的人性光辉。”

父亲对与人交往时尊重他人的要求更为严格。有一次，我把派给我们的一名皇家骑警叫作“秃子”，他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称呼。但我父亲无意间听说后，要求我立即当场向那位警官正式道歉。警官可能会对一个小孩随口说出的昵称感觉好玩，父亲却不。他一定要让我知错并牢记。

作为总理的儿子，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很开心。我也有难过的时候，且大都与父母婚姻出现的问题有关。

关于他们的婚姻及其结局，别人已经写过很多。其中很多耸人听闻，与事实不符。如大家所知，许多报道直接涉及我的个人隐私，所以我一直不愿谈及。但最终我还是决定，我如果要写书来说明自己如何成为今天的我，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父母都给过我非常积极、良好的影响，我今天的大部分品格与他们的言传身教都分不开。但就像所有离异家庭的孩子一样，他们的分道扬镳也给我的成长带来不小的影响。

近年来，我对父母婚姻中存在的紧张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中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他们在年龄上的差距，这是很容易觉察的，出现的问题也很容易被归咎于此。但记住另一点也很重要，他们在结婚之初深爱对方，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中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他们离婚这件事上，有一点甚少被谈及，即使在母亲公开婚变后也很少被谈及，那就是母亲一生都在与躁狂抑郁症抗争。在公众视野下生活会承担多数人难以想象的沉重压力。这种压力并非不可克服，也不一定必然带来创伤，但需要你保持一种能够应对这种长期压力和周期性困扰的心态。父亲通常可以苦中作乐，他会把困苦当作对自己的考验和挑战，并通过调节注意力和严于律己加以克服。但母亲的经历则大不相同，每当病情发作时，她会变得不可理喻，甚至让人受不了。

躁狂抑郁症并非特别罕见。研究表明世界上大约有3% 的人患有这种病症，男女患病比例相同，任何民族、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人均可能罹患此疾。你有100 个“脸书”好友吗？有可能其中三人就有躁狂抑郁症的症状。很多精神疾病没能得到必要和应有的认识和治疗。这很不幸。如果你手臂骨折、出现皮疹，或得了慢性咳嗽，你很可能会直接找专业人士帮忙，也会获得很多人的同情。但精神健康问题就不一样了。不幸的是，即便是在今天这个相对开明的时代，与精神相关的疾病仍难以得到应有的公开治疗。患者要么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会“挺过去”(朋友和亲人也经常这样建议)，要么会担心他人给自己的疾病安上不明不白的污名。

母亲有着随时灵光闪现的杰出头脑。当她最终接受自己患病的现实后，她便开始积极倡导公开应对精神疾病。她在多个场合谈及自己的疾病及与疾病抗争的经历，有时我会陪她一起站上讲台。2010 年，她撰写了一本非常独特的自传，取名《改变我的想法》，书中叙述了她接受自己身患疾病的艰难历程。

书中传递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人们需要以率直和建设性的方式讨论精神健康问题。这种态度非常开明。但不幸的是，在我母亲开始与躁狂抑郁症抗争的20 世纪70 年代，这种态度还闻所未闻。如果当时这种态度得以普及，她绝不会那么痛苦，无论作为年轻的母亲还是妻子。

但与此同时，父母还要与30 年的年龄差距作斗争。即便母亲没有潜在的疾病，这也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母亲也许1967 年在塔希提海滩上及时次见到父亲时就已被他迷住。几年后，他们再次见面时，父亲很可能也同样被母亲的魅力和美貌所打动。但现实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侵入我们的生活。事实是，母亲偶尔会认为父亲是个“老脑筋”。他们结婚时，父亲几乎已成为社会自由主义的偶像，但在整个婚姻中，父亲始终没能跳出他自幼形成的传统主义观念。

相反，母亲却总是超前于时代。她常常被描绘为“花孩儿”，总想冲破丈夫视为惯例的各种约束。她难以忍受任何限制，难以忍受像一只养尊处优的鸟儿被关在萨塞克斯路24 号这个镀金鸟笼里。“全世界普遍认为皮埃尔是个会跳芭蕾舞并用脚尖旋转的男人，”玛格丽特在《改变我的想法》中写道，“但其实他只会日复一日地工作。除非出席正式活动，我们从来没去看过芭蕾舞或进过剧场。对他来说，这种人生已经……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我渴望娱乐，需要娱乐。”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复杂因素，包括宗教信仰的差异。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虽然成长于英国国教环境下，但除了上世纪60 年代浅尝辄止地接触过佛教外，甚少宗教信仰。她无法理解父亲稍有过失后表现出的无所不在的罪恶感，同时她对教会介入个人生活的程度深感不快。她有一次对我说：“ 即使是你的‘想法’，也会成为原罪和忏悔的对象。”她还说，这种入侵个人心灵隐私范畴并寻找“思想犯罪”(借用奥威尔的用词)的做法尤其令她心烦。

在我今天看来，外界常讲的我父母婚姻破裂的故事犹如一幅讽刺漫画。因为父亲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的固守传统和顽固不化，母亲内心深处也不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天马行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对父母这样一对关系复杂的夫妻而言。有些人习惯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我父母的关系、他们的热情、成功、目标和悲剧，或把他们的婚姻仅仅视为一个冷酷高傲的男人和一个充满热情、无拘无束的年轻女人之间的不结合，我觉得这些人既可笑又可恶。他们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母亲常把爸爸称作“斯波克先生”2。他们每次争吵，母亲都认为父亲过度理性的思维方式极像瓦肯人3。母亲情绪激动时，父亲总是以严格的逻辑和修辞来应对，这让母亲感觉父亲居高临下而且冷血。父亲也会觉得母亲的做法让他很恼火，而事实上，母亲这是在求他帮忙。

在母亲眼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一个全心将自己奉献给国家的男人。一定意义上，的确是这样。但父亲对孩子们的付出同样也很多。母亲生长在西海岸一个姊妹五个的热闹大家庭里，她想念的是社交丰富的生活。她童年时，西温哥华的辛克莱家就是一个社交中心，亲朋好友常来常往，即席宴饮之后，大家还要聊上几个小时，欢笑、畅谈或分享烹调秘诀。她周围的人都以追求生活中的较大快乐为人生目标，及时行乐乃西部众生的人生大事。

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萨塞克斯路24 号想都别想。母亲把这座四面透风的豪宅称作“联邦监狱体系皇冠上的明珠”。她还时常把官邸比作女修道院，她就是女修道院院长，管着七个以上负责扫地和做饭的孤独的女性工作人员，和轮流照顾我们兄弟几个的保姆。(包括黛安娜 拉韦涅、莱斯利 金伯利、莫妮卡 马伦和莱斯利的妹妹维基。她们用爱心和智慧呵护我们兄弟几个，她们非常可爱。我对她们一直心怀感激。)

渥太华的成长经历让我知道，政治领袖及其家人身边都有为他们服务的人员。这也正是为什么政治家不时会有些特权意识的一个原因。(我自己也不能幸免。我有一次参加社交聚会时就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的大衣交给一个朋友拿着。几秒钟以后他就把大衣扔了回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父母尽较大努力将我们与任何特权意识隔离开来，希望我们敬重和感激身边每一个人。

虽然母亲憎恨萨塞克斯路24 号的严格传统，但对为人妻为人母方面的诸多传统甚至陈规旧习，母亲却很看重。她是个烹饪能手，经常自己做面包，有时甚至很乐于做些洗衣服、打扫房间的家务。兴之所至，她曾不止一次给萨塞克斯路24 号的内勤人员放假，自己替她们干活。“我是一只筑巢的鸟。”她形容自己说。同时她也叹息，恐怕很少有地方比在总理官邸“筑巢”更具挑战性、更不合适的了。

父亲的生活总是井井有条，甚至宛如僧侣。他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之后才会回家吃饭并和孩子们在一起，晚上余下的时间他会躲进办公室看内阁文件。母亲喜欢的看戏、看芭蕾舞、看文艺演出的活动很少，甚至几乎为零。即便有，这些演出也充斥着各种礼宾礼仪和正式活动，让她感觉索然无味，乐趣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