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方四境界

初学医时，听老师讲，邻县有一老医，一辈子用一张荆防败毒散，几十年盛名不衰。中年来北京后，又见老前辈中，有毕生用一方加减者；也有专攻某一病，只要是那个病，便用一张固定方者。读书读得多了些，见古人也有这样的，薛立斋、高鼓峰便是。《薛氏医案按》全部的方加起来不过20来首，用得最多的是补中益气汤，六味、八味地黄丸。高鼓峰《四明心法》则以25方统率万病。曹颖甫、陈逊斋两先生都是治《伤寒论》的大家，曹先生非仲景方不用，对清代温病学家之用桑叶、菊花深恶痛绝；陈先生则宣称“用仲景方以不加减为可贵”。对于这些，我一向是不以为然的。前人的好见解、好经验，我要学，但不学他们的狭隘与偏执。

我在湖南、河北讲学时，大学生们问我：方剂重要不重要？临床究竟要掌握多少方才好？我说：方是理法方药的一个部分，岂有不重要之理！就大学教材而言，200多个处方，初入门墙，也就够了，当医生以后，恐怕还得增加一倍吧。学生听了，纷纷咋舌。又有人问我：你会多少方？我不能答，没有算过，不能在这些可爱的年轻人面前吹牛。但我告诉他们：南京有位樊天徒先生，知道1万首处方。学生再问：临床都用得着吗？记那么多有什么用呢？问得也有道理。于是我向他们谈了我学习方剂的一些体会，我称之为“学方四境界”。

必须记住一些名方及常用药。大学教材的选方还是比较精的，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方子差不多都选了。二三百方不算多，对于年轻人，要记住这二三百方，是不难做到的，只要下死功夫背就行了。歌诀朗朗上口，好记；也可以自己编顺口溜来记。我的朋友绍兴董汉良医师曾经编写过一本《方剂趣味记忆法》，可以参考。年轻时记得的东西，到老来还忘不了，这叫“童子功”。背得了，不久又忘了，怎么办？再背。重复是记忆之母。

学习、记诵的目的在于运用，因此进一步须深入理解其立方之义。君臣佐使，药物用量，都要搞清楚，此外，还要学会作同类方的比较分析，例如桂枝汤与麻黄汤，麻黄汤与麻黄加术汤，麻黄加术与麻杏苡甘汤，大小青龙汤，小青龙汤与射干麻黄汤，桑菊饮与银翘散，三承气汤……比较分析的结果，是能明白处方用药的要点，同时也会加深对方子的记忆。理解是记忆之父。需要指出：有些方子，是撰方的医生一生心血的结晶，如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丹溪的大补阴丸，陶节庵的回阳急救汤，吴澄的补脾阴正方，等等。有的医生简直是“名以方传”，如三子养亲汤的撰方人韩飞霞，一贯煎的撰方人魏柳州，牵正散的撰方者杨倓，等等。如能由其方而进一步学习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方记得牢，收获也更大。

把学到的方剂运用于临床，并在临床实际中学会加减变换，此外，还要不断补充没有学过的有效的新方，借以丰富自己。“加减变换之美，从来所无”，这是已故名医程门雪评叶天士医案的话。叶氏之心思灵巧，确实很少人能及。若能细读叶案，从中揣摩，受益无穷。

已经作医生10年、20年，有了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之后，就要逐步摆脱方剂的约束，以追求更好的临床疗效。宋代名医许叔微说：“余读仲景书，用仲景法，而未尝泥于仲景方，斯为得仲景之心”。说得好。元代罗天益也主张“临病制方”。已故名中医蒲辅周先生更进一步强调“一人一方”。他说，医生没有“通关钥匙”，看病就如同拿钥匙开锁，一千把锁，就要一千把钥匙。就是所患病状相同，但人有男女老幼，地有南北东西，时有春秋冬夏，人体有不同禀赋、体质以及不同的生活、精神环境，就要我们同中求异，做到“一人一方”。我理解“一人一方”的意思，是用方而不执方，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习用的套方套药的路子，提高疗效。明乎此理，临证之际，有现成方可用者用之，有些不合适的加减变换之，不对路子，无方可用者，则因证立方，自辟蹊径。正如东垣的老师张洁古说：前人之方，也都是前人对证之药，你要用，就必须审证求因，“体指下脉气”，看合适不合适。他曾形象地把这比作拆旧房，盖新房，有的材料可用便用，用不上就不要用，不适用就只好自己想法子。孙思邈说“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不在话下)，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韩飞霞也说“余每以夜央跏坐，为人处方，有经旬不能下笔者”，道出了作医生的甘苦。事实上医生的许多好方，都是这样“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