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我的祖父：知县秦国均

兼祧本宗，捐赀入仕

在秦缃业修辑的宗谱里，有关于我祖父的记载，如下：国均，文锦(秦松期曾孙)元(玄)孙，凤梧子(有误，应为凤梧孙或炳彪子)。字鹿萍，太学生，候选①从九品。生咸丰壬子(即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初七。聘裘氏，浙江候补同知裘云栋女，生咸丰辛亥(即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初八。

修辑宗谱时(即 1873年，同治十二年)，我祖父已经订婚，但尚未娶亲，未婚妻比他大一岁。当时他已经捐了个监生，即太学生，相当于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此外，他还是从九品候补，属于低等的政府官员，地位仅仅高于书办、胥吏、差役等不在官制之内的职员。

我的曾祖父秦炳彪也曾捐了功名，在浙江宣平县当过县丞。不过，他三十四岁就去世了，留下寡妻和七岁的国均。国均的三个哥哥福均、三宝、四宝都在幼年夭折了。

我的曾祖母朱氏带着稚龄的儿子去到西安，投靠她的兄弟生活。可几年之后，她也与世长辞了。国均最亲的、还健在的父系亲人，只剩下也在浙江担任地方官的伯父秦炳宿。但是没过多久，炳宿和夫人邹氏相继病故。由于他们没有孩子，十几岁的国均便成为他父亲和伯父留下的后嗣，担负着承继两家香火的责任。

国均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军队。当时这支军队正在镇压西北回族的叛乱。关于国均这一段早年生活的详情，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不过根据家族内部的口头传言，我祖父曾在左宗棠麾下最有名的两位军官刘松山和刘锦棠(二人为叔侄)的手下效力，并且可能参与了后勤工作，确保军队的给养供应。

同治十年(1871)正月，叛军领袖马化龙战败后被磔死。随着西北战事结束，祖父捐了个监生，准备步入仕途。事实上，买这个功名和捐其他官职相比花钱并不多，大约是一百两银子，但国均分两次才付清，后一次是在 1889年(光绪十五年)。监生的身份使他有了当官的资格，但是为了进入候补官员的名单，他不得不花费比捐监生多得多的银两，才能出现在名单的最底层。对一个候补官员而言，往往要等许多年才能慢慢移到补缺名单的前头，要补上还得有职位出缺。到 19世纪末，绝大多数低级官员都是通过捐纳而不是科举得到他们的职位的。这个办法给清廷开辟了相当可观的财源。

志在四方轻别离

祖父成为官宦阶层的一员后，便到浙江迎娶他的未婚妻裘凌仙。她的父亲裘云栋是个读书人，曾在浙江省会杭州府担任通判。据说婚礼举行之前，比秦家有钱的女家曾嘱咐到祖父家中筹办喜事的仆人，让他们用手摸一摸新房里叠起来的被子。如果是光滑的，说明被子是绸缎做的；如果是粗糙的，那就是棉布做的。仆人回去后，向主人报告被面是光滑的。祖父的婚礼是由其族祖秦缃业主持的，缃业当时正第二次出任署盐运使。

1872年(同治十一年)，祖父母的及时胎孩子降生，是个女儿。他们一共生了五女二子，长子秦联元过继给伯父炳宿家，次子秦联奎则继承自家的香火。秦联奎就是我的父亲。

婚后不久，祖父就发现他的妻子是个才女。祖母与当时的一般女子不同，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读书，博学多闻。她十三岁就能作诗，十五岁就能著文，到十八岁时已经饱读经史。祖母因擅长诗文而为人所知，她的文采远远胜过其丈夫，曾代替他写诗赠给他的朋友。在当时，朋友之间互相赠诗是一种风尚。此外，祖母还长于武术，曾教过她的儿子张弓舞剑。

祖父在婚后的十年里具体做了什么并不是很清楚。从祖母所著的《明秋馆诗集》(裘凌仙自号“明秋馆主人”)来看，祖父经常离家外出，行踪多在东北和西北。可能他又加入了左宗棠的部队，参与了1875年至 1877年(光绪元年至三年)收复新疆(除伊犁)的斗争。不过，尽管他们长时间分居两地，但还是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孩子。

1880年(光绪六年)，二十九岁的秦国均成为候补县丞，需要在浙江收集漕粮，然后经海路运往京师。这些漕粮非常重要，因为其中不但有供应北京城及郊区百姓食用的稻米，还有专门供应宫里的贡米。由于任务完成得好，祖父在 1882年(光绪八年)年中受到嘉奖，得到了一个晋升的许诺：一旦他补上县丞，就能享受知县的待遇。这是清末常见的一种奖赏，表面上看来是升官，但是暂时并不增加朝廷的支出。

虽然海上航行辛苦，但是祖父显然很喜欢旅行。他在北方逗留了许久，直到年底还待在山东。当时带着孩子留在浙江的祖母写了下面这首诗，诗名为《壬午岁暮(一年将尽)外子有山左之行口占(随口成文)以送》：

频催腊鼓②岁将阑(残尽)，未听骊歌泪已干。

异地风霜宜自卫，故园松菊待君看。

请缨有志相期得，戛(敲击)釜无烦欲度难。

珍重不须回首望，雄心至此也应酸。

次年，祖父到了陕西，也许是为了探望幼时曾在一起生活的他母亲那边的亲戚。祖父喜欢吹箫，骑马时总随身带着一管铁箫，有时也用它来驱赶恶狼。事实上，他称自己为“铁箫道人”，祖母在写他的诗里也用过这个号。

由于祖父的旅行癖，抚育子女的责任便落到了祖母一人身上。家里缺钱时，她就自己纺线来补贴家用，当时有很多女人都这样做。不过，跟别的女人不同，祖母还成了一名相当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她用笔名掩藏自己的性别，给杭州的著名书院“诂经精舍”(阮元创建的一所官办书院)所出的文集撰写时事论文。晚上她教孩子们读唐诗，给他们念古文。因为寂寞和忧伤，她经常夜不成寐。

运银累立功绩

19世纪 80年代末，祖父连着好几年，负责押送大批银两进京。这些银两是百姓上缴的各种税款。当时清廷常常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额外征税。譬如在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户部就命令浙江筹集四十万两银子，做加强边防之用。

可是浙江全省最多能筹到五万两银子，只好保障尽力筹足剩余款项。祖父那年三十七岁，是个候补知县，被委派先将银两押送到上海，再经海路转运天津，经陆路运抵北京。

祖父和一位县丞一起负责押送这五万两银子，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带去六千两其他税款。他们于七月二十四日起程，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把银两交到了户部官员手中。然后两人都得到了加一级和纪录两次的奖赏。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皇帝载湉大婚，并在形式上从慈禧太后手中接过了统治权。为了庆贺这个大典，朝廷又一次增收赋税，浙江所担负的份额是一万两。

这一年，祖父到北京入觐皇帝，这是他正式获准晋升的必经程序。就在前一年，他终于筹足了十七年前捐监生所差的三十九两银子。大概必须付清这笔钱款才能被引见面圣。七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召见了他，然后降旨给吏部说：“本日引见之浙江候补知县秦国均，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这就是说他仍以候补的身份在浙江工作，必须等到有实缺才能补上。这往往要等许多年，而且有了实缺之后，他还要经过一个试用待补期。

此后几年，祖父作为试用待补知县，主要职责仍旧是从浙江押送税款到北京。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押送了八万两。次年是五万两。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又押送了六万两厘金，其中二万两上交国库，四万两做东北防务经费。

所有这些银两都全数交到了户部官员手里。根据规定，交接之后祖父有资格在京官的保举下要求晋升。不过，从浙江押送银两到北京的时限是七十天，交接手续必须在这个时限内完成。成功完成交接的外官，每押送五万两可以加一级和纪录两次。祖父因为在 1890年到1892年之间顺利完成了押送工作，所以他在 1894年(光绪二十年)得到加三级和纪录六次的奖赏。

这一年，中国和日本为争夺中国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而爆发了中日战争，结果中国惨败。因 1894年岁次甲午，故史称“甲午战争”。次年，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清廷不但承认朝鲜独立(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而且同意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群岛给日本。当时正在病榻上的祖母，写了一首《乙未(即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春病中口占》，抒发了国家有难，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悲哀。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学剑三年剑未成，摩挲匕首愧平生。

谁筹善策安君国，病里愁闻画角声。

中国这时国力日衰，又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遭到列强的入侵，内部又缺少强有力的统治。虽然慈禧太后在名义上已经归政于光绪皇帝，搬进了颐和园，但她实际上仍旧大权在握，因为她并没有放弃阅读重要奏折和任命大臣的权力。从小就被教导要惧怕和服从母后(其实是伯母兼姨母兼养母)的载湉，难以违抗她的旨意。为了付给列强巨额赔款，朝廷只得不断增加赋税，因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年轻的皇帝无法实行重振国家所亟须的改革，因为一心想着尸位素餐的官员把持着朝政，阻挠革新派改变现状的一切努力。这种情况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终于到了非变不可的关头。

安抚温州民变

那年春天，有十几个省份奏称，因为前一年雨水过多，收成不好，造成粮食严重短缺。由于米价暴涨，又引发了民众袭击粮仓和官府的骚乱。其中，浙江的情况特别严重，一个叫爱德华 亨特(Edward Hunt)的传教士这样描写了他在永嘉县城(温州府治、永嘉县治所在)亲眼看到的情况：

上星期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暴乱，并且以百姓的胜利而告终。那天人们起床后，关闭了所有店铺，成群结队地来到三个主要的府县衙门。他们殴打了一些官吏，搬走了一个衙门里所有可以带走的东西，还把全部门窗砸得粉碎。新设立的鸦片局(在那里能够买到鸦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官员们纷纷躲入驻军衙门，从里面发出一系列告示，试图平息百姓的怒火。但是这些告示一贴出来，马上就被民众撕掉了。到，官府只好贴出告示，答应打开粮仓以公平的价格出售粮食，暴乱这才平息。

三天之后，当地爆发了一次更严重的暴乱，一些商铺被抢。官府调来军队，杀掉了两名起事者，才恢复了秩序。

现任知县因无能被罢了官，祖父于是被任命为署知县，具体任务是找出起事的领袖。浙江巡抚在发给京师的电报里禀告说，新知县到任后，米价已经回落，现在正对此次暴乱主事者进行调查。

浙江的形势如此严峻，以致英国驻宁波领事白挨底(G. M. H. Playfair)给驻京大使馆发去了紧急报告。这份报告立即转到了伦敦。白挨底说，虽然这次暴动不是针对欧洲人的，但它是“一场好像正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领事又写道：

最近报道的许多骚乱似乎具有两个特征，也就是粮食短缺和拟议中的征收新税。宁波的米价已经从每石 3元涨到了每石 6元。虽然宁波产米，但是产量不够本地消费，必须从芜湖和其他内河港口购进米谷才能补充供应。在如此困难之下，官府又提议要对农作物征收新税，因此农民就起来闹事了。8号那天，他们从乡下冲入城内，不仅洗劫了县衙门，还虐待了知县。

显然现在中国急需金钱来偿还债务和赔款等，但它依靠百姓的捐款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努力，已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徒劳的。

浙江和其他地方的缺粮报告促使光绪皇帝采取行动。是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 11日)，他下了及时道变法诏书，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改革，以便赶上西方和日本。在此后三个月里，光绪皇帝在一小群热心维新的青年人的帮助下，了一系列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的诏令，包括：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撤换重要的保守派官员，在北京设立现代化的学堂(即京师大学堂)，采用西方的军事操练等。所有这些改革都遭到了保守派官员的反对，他们向慈禧太后求助，慈禧太后惟恐她也会被剥夺权力，于是凶狠地展开反击。八月初六日(9月 21日)，她招来皇帝，把他幽禁在瀛台，同时恢复摄政。自此以后，在光绪皇帝剩余的十年生命里，尽管奏折是上呈给他和慈禧太后两人的，圣旨也是用两人的名字共同签署的，但他实际上却是她的囚徒。从温州爆发粮食骚乱到朝廷诏令对此做出回应，几个月内北京已发生了一场政变。

十月十八日，朝廷诏令，不点名地指责某些官员为了请求免除赋税而谎称当地发生了饥荒或旱灾。虽然说了几句需要照顾百姓利益的好听话，但结论却是各地必须按时收缴全部税款，而且丝毫没有提到需要采取措施使百姓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足够的口粮。

因为西方国家普遍同情维新派，加深了慈禧太后的排外心态，所以她在两年后支持了仇视外国人、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和赶出中国的义和团。

祖父成功恢复了永嘉县的秩序，因此赢得上司的尊重和当地人的赞赏。但是他的资历还不足以使他得到长期任命，所以他不得不把位子让给别人。尽管如此，没过多久，温州又陷入了动乱，这次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有关，于是又需要祖父去那里工作。他前后一共在温州待了将近六年。

善后教案获好评

义和团运动起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扩展。由于慈禧太后的支持和默许，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同时，外国公使也调遣军队向北京进发。北京城内的冲突不断升级，义和团团民包围了使馆区(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杀。前来解围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于七月二十日(8月 14日)攻进北京，这是中国首都在四十年里第二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慈禧太后则挟着失去了自由的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这些事件发生在北京，总的来说对东南各省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五月二十五日(6月 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之后，东南各省督抚认为他们必须避免卷入这场同时对抗所有列强的战争，于是与各国领事达成协议，答应保护外国人，镇压义和团等秘密结社，史称“东南互保”协议。

尽管如此，义和团运动还是发展到了华东和华南，并在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当时，曾主张招抚义和团和以反洋著称的端郡王载漪了一道告示，正式批准对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使用暴力。这道布告在东南其他省份都被压下了，但浙江巡抚刘树棠却下令将它分发、张贴。在温州，气氛一时特别紧张。

六月初八日(7月 4日)，驻温州的英国领事约翰 康普顿(John Compton)发了一封急件给驻宁波的英国领事说：主要的传教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865年由英国牧师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创办)的成员“为他们自己和教民的安全极为担心，请求我通过信使给你们写信，希望你们设法立即派一艘炮舰到这里来，否则可能就来不及了。”

几天之后，六月十三日(7月 9日)，新派来的英国驻温州领事额必廉(O’Brien Butler)到任。他发现在江心屿上的英国领事馆里挤满了前来避难的传教士。这些人加上海关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几乎是驻温州的全部外国侨民。在他们之外，只还有两名法国传教士和三名日本商人。

额必廉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里说，他到任后立即给温处道道台童兆蓉发了急电，通知对方“华中和华南各省当局已经脱离北方，因此大清帝国的这些地方和所有外国势力相安无事。我请求阁下马上晓谕老百姓这一事实，使他们安心。同时警告他们，任何敢于侵犯外国人或教民，损害其财产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

在会见童道台之后，这位领事考虑到温州与外界隔绝，只有一艘叫“普奇号”(Poochi)的轮船每十天从上海过来一次，所以决定还是应该马上撤走所有在温州的外国人。这时正好有五位中国教民前来报告，说：“义和团手里有一张二十八名基督徒的名单，并且公开宣布要把他们全都杀掉。”这就更加坚定了额必廉的决定。

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末尾说：

那天下午，我们得知义和团在离温州仅 25公里的地方大肆破坏。很明显，他们正在逐渐接近这座城市，这打消了我们对于离开这个河港是否明智的全部疑虑。从三个不同方面传来的消息说，一股三千余人的义和团势力正从 16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出发，企图进攻温州城里的教堂和外国人。对此，最为详尽的报告是一位中国教民给天主教神父带来的。他说暴徒们前进的速度很慢，因为他们一路破坏教会财产，同时还在路上进行祭祀。估计他们会在星期四拂晓时到达温州。得到以上消息后，我通知所有外侨都尽快登上“普奇号”，命令轮船立刻升火待发。

由意大利制造的“普奇号”轮船于六月十六日(7月12日)离开温州，驶往上海。船上除了船员以外，乘客包括十九名男子、十名妇女和十名儿童。

外侨从温州撤离后不到十天，附近的衢州(治所在今浙江省衢州市)就发生了屠杀外国传教士事件。两名男子、六名妇女和三名儿童遇害，其中九人为英国籍，两人是美国籍。这个事件使浙江的局势更为紧张，并最终导致列强要求清廷把该省的高级官员，包括巡抚在内，全部革职，将乱民一律处死。

虽然温州的外国传教士及时撤走了，但是中国教民却没有那么幸

运。数百人不得不躲到山里去。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杀害了，另一些人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一般认为，激烈排外的温州府知府启续(满族人)对纵容义和团团众的暴行负有责任。

在这种反基督教的狂热气氛里，祖父再次被派往温州。他的任务是去平息骚乱，调查民怨，了解破坏程度，以及处分肇事者。他还要参加与外国人的谈判，确定清廷的赔偿数额。他的身份是洋务委员。七月十八日(8月 12日)，英文晚报《文汇西报》(Shanghai Mercury)的特讯里记载了他到达温州的消息：

一起乘船抵达的还有一位前来调查最近骚乱的特派官员。本地官员十分不喜欢他的到来，在他前去拜访时，他们以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为由，拒不接见。

祖父的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不过，最终他对这项工作的处理和他两年前平定温州局势的成就，给他赢得了精明能干的声誉。

关于祖父的工作详情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不过他受到了上司的褒奖和外国人的赞许，因为他很快就逮捕了两名暴徒首领，同时也采取措施追捕其他暴徒。

基督教会要求的赔偿不久就确定了，双方协议赔款一万六千多银圆。但是与天主教会的商谈却难办得多。在道台写给巡抚的一份报告里，显示出了当时令中国官员颇伤脑筋的局面。报告说：“当耶稣教开议之时，职道等愚见，恐天主教案迟了或有后言，即饬秦令(即知县秦国均)转约教士一起开议。只以刘教士(即天主教传教士主管卢埃［Père Louat］神父)声言，彼教各案业经申报宁波主教，即应主教主持，无从在温开议。”

卢埃神父索要的赔偿数额很大，他指出当地教会的损失是 2万银圆，中国教民的损失又是 2万银圆。这位传教士有法国驻杭州领事给他撑腰，领事扬言要派军队和炮舰到温州来。

祖父再次联系卢埃神父，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但神父再次拒绝了。于是祖父得到指令，去宁波直接与赵保禄主教(Paul Marie Reynaud，1854—1926)交涉。

祖父在十一月就去了宁波，但是和赵主教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1901年 3月 21日)，英文《北华捷报》报道说：中国人和天主教会“未能达成协议。有识之士并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中国人说要求赔款的数额太高，我们倾向于相信这一点。现在索赔问题已经被带到省会杭州去了。”祖父显然也参加了杭州的谈判。这次谈判直到六月中旬才结束。

三月初六日(4月 24日)，《北华捷报》刊载了一篇文章，赞扬了祖父和他的上司道台所做的努力。文中说：

幸亏我们道台是位宽容的人，他做了极大的努力去抵销知府(即启续)所做的坏事。当时的洋务委员，曾任和现任知县秦君给了他有力的支持。要不是有这两位官员，此间的暴动会是十分可怕的。由于他们的影响，风暴只延续了几天，许多基督徒得以在一个月之内回家。秦大老爷在处理他的县的赔偿问题方面做得很出色，也帮助了不在他管辖之内的县。他亲自视察受害严重的地区，监督发还从教民家里夺走的财物。教会的赔偿问题已经有了协议，并且正在偿还。

次年(即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浙江巡抚任道熔在呈递给皇帝的奏折里，大力推荐祖父在内的三名官员应予以晋升。他说：“浙江候补知县署永嘉县知县秦国均，于(光绪)二十六年接署是缺，正值温属教案迭出之后，力为其难，次第议结。凡地方兴革(兴办和革除)事宜，均能切实措施，绅民翕然(一致)称之。该员勇于任事，有守有为，达变通权，胆识俱壮，尤为人所难能。”

尽管有这样的盛赞和推荐，祖父仍然没有得到晋升。皇帝要求被推荐的官员觐见他，但是祖父直到两年后才得到这份殊荣。一个原因是候补官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官职数量却没有变动。任巡抚曾在一份奏折里，要求朝廷不要再派候补官员到他的省去了。他指出当时浙江已有二十七名候补道、七十四名候补知府、一百五十名候补知州和三百多名候补知县，而空缺的只有两个道台、五个知府、二十四个知州和七十六个知县。他的要求不大可能引起注意，因为卖官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实在太重要了。

明镜高悬

1900年到 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祖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与义和团有关的事件了，但他仍要履行一个知县的其他职责，其中两项主要职责是维持治安和收税。知县要负责逮捕违法的嫌犯，确定他们是否有罪并给予适当的处罚。中国在传统上是不把行政和司法分开的。在上，这些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在下，普通百姓遇到地方官的地方就是衙门。

身为知县，祖父要在期限内调查并解决所有案件。而且由于温州是贫困地区，当地经常发生抢劫案，给祖父带来很多麻烦。更困难的还有宗族纠纷，经常是为了争夺田地的所有权，有时还会闹出人命。因为各个宗族都袒护自己的成员，所以知县往往抓不住人犯。

祖父成功解决过一桩发生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的案件。当时他正在杭州出差。一群强盗闯入温州居民王家达的家中。他们用石块砸破了他家的门，打伤了两名仆人，抢走了价值三百零三两银子的衣物、钱和首饰。

五个月之后，又有一群强盗抢了一户陈姓人家。祖父得到报告之后，便和捕头一起赶到了犯罪现场。他发现陈家是一座有着七进院落的大宅第，位于离城二十多里的偏远地区。他又检查了被砸破的后门和被撬开的箱子、柜橱，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一把斧头，在后门之外找到一段石柱，可能是强盗用来砸门的。他们估计陈家的损失在六百三十九两银子，并根据受害人的描述，画了强盗的肖像，到处张贴。

仅仅过了四天，他们就抓到了八个人。在追回的赃物里，既有属于陈家的，也有属于王家的。经过审讯，发现盗首贺长林参与了两桩抢劫案。贺长林是个三十五岁的湖南人，曾应募当兵，跟过好几支杂牌军。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散了，他就成了游民。他纠集了二十多个强盗作案，其中多数人还在逃。他承认作案两次，并且详细交代了他们是如何计划和实施抢劫的。他供认他穿着军服、带着手枪去抢劫，并从王家抢来的赃物里，分得折合 40银圆的财物，从陈家抢来的赃物里，分到折合 26银圆的财物。在供词中，他还说他只参加过这两次抢劫，他的亲属中没有人涉案，他也不知道在逃同伙的下落。

王家抢劫案里的另外两名犯人，一个是修伞匠，另一个先是当过民兵，后来因为玩忽职守被开除，便从事起船夫的工作。船夫承认他还参与过在另一个县的一次抢劫。抢了王家之后，他分得折合 20银圆的财物。而修伞匠只负责放哨，没有实际参与抢劫，分得折合 5银圆的财物。

因为法律规定，无论是首犯还是从犯，凡强盗一律判处死刑，所以祖父给两个当过兵的定了死罪，斩首示众。另一名犯人，也就是修伞匠，被判流放新疆永远为奴。他的脸上被刺了字，以便所有人都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