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中、欧古代文明的发展

谈到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今天所谓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差别。最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界出现“非洲人种扩散论”，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一拨儿从非洲往北移动的人种的后代，称为“现代人种”。这一理论最受质疑之处是：本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其他人种，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古代，人类掌握的工具不可能造成灭种的灾害。假如这些在各地居住的原来人种并没有被消灭，而只是和一拨儿非洲北上扩散的人种混合，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现代人种”也不过是许多人种之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其他人种。

亚洲和欧洲人种，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忽视，欧洲早已有人居住，例如尼安德特人1。这一古代人种并没有消失，人类学家细密地研究人类基因，实际上已经在欧洲人中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尼安德特人曾和来自非洲的所谓“现代人种”同时在欧洲居住，，两者混合为欧洲的土著人种。

回过头来，看看东方的中国。中国考古学在古代人种的基因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新研究。从“北京人”2到近来出土的“许昌人”3，中国有不少古人类的发现。经过体质人类学的解析，发现这些古代人种之间有相当可见的承袭迹象。

最近，又有对两万年前丹尼索瓦人4的基因研究，他们是存在于现代亚洲大陆和海洋岛屿的民族。丹尼索瓦人的遗骸是2008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山底下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经过德国科学家所做的基因研究，肯定了这一种人乃是亚洲古代的人种。现在，基因研究学者已经从若干亚洲人种的样本中，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亚洲大陆上的古代人种成分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将来找到的结果可能和欧洲现代人一样——亚洲古代人种基因也保留在今天的亚洲人身上。这种解释指出的方向是人类的多样性。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在北方的欧亚大陆扩散；居住在各地的人群，各有其演化过程，又有不断迁移过程中的分分合合以及因此而生的基因扩散。也就是说，欧洲、亚洲各地的人类，确实会有相当的同异。总之，我想可能的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人种是有一些不同，但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

回到古代文化本身的特色来看，亚洲和欧洲，都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一步步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业。仔细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形态，我们也能看到其间相当不同的发展途径。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后来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那些影响发展方向的因素，可能到今天还存在于两个地区。不同的人群，身处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各自发展相应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生物基因的观念，称这些特质为“文化基因”。

以中国而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里，其中有所谓的中石器时代，亦即以渔猎采集为生的阶段。中国的考古资料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区隔，整个过渡是和缓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七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那时，亚洲东部的中国，北面发展了小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南面，也就是长江以南，发展了稻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各地都发展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

在新石器文化的前一个阶段里，也许我们可以说，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之间，出现了几个发展得非常复杂的新石器文化，例如仰韶文化5。今天我们也许不必用“中原仰韶”来涵盖其他地区，我们要注意的事实乃是在新石器文化前期最鼎盛的时代，中国这个地区至少有五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形式出现。

在中原一带，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6期间，已经出现了相当大型的村落，每个村落人口为数不少，并且小米种植相当发达，象征着人类文化面貌的陶器也有了非常精美的彩绘。村落之中，也有相当多的防卫设施出现。当然，各地的地区性文化会呈现出个别独特的面貌。村落之中，已经有富贵与贫贱的差别——表现于墓葬，实际上已经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中原新石器文明的前半段，虽然复杂，但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彩绘的陶片相当精美，烧制技术也不错，然而并未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沿海一带的情形可就不一样了。最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7，有非常大的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阶层关系复杂。红山文化的玉器，在今天的玉石市场上还可以当作精品看待。红山时期的“女神庙”和领袖墓葬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8，特色是以高温烧制的黑陶，黑、亮、薄、精美。在大型墓葬之中，与黑陶共同存在的其他器物中，也有非常精美的骨制品。大汶口文化出现了文字，我们今天固然还不能解读这种文字，但它是文字这一点不容置疑。大汶口聚落的范围非常庞大，一个大的村落所占的面积和墓葬的规模都表现出这个聚落人口众多，可能不下千数。村落内部阶级分化，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差别明显。

再往南走，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出现了良渚文化9。良渚文化与其前身河姆渡文化10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延续了数千年。良渚文化的特色是出现了“玉琮王”11，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还有很多人工堆积的土山，显然是一些礼仪建筑—也许是祭祀上天的祭坛，领袖们的墓葬就在这些土山下。良渚文化扩散的范围极为广大，从今天的浙江到苏北，这些土山处处可见。

往中部走，今天的湖南、湖北在当时是广大的湖沼地区，内陆湖广袤如海，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发展了种植稻米的农耕文化。其最盛的时期，就是所谓的石家河文化12，不仅有许多复杂的村落出现，而且有广大的遗址，中心城市周围有十来个次要的卫星城市，城市遗址的面积竟有数百万平方米。

这种大规模的新石器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和复杂程度，共存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超过了渔猎取食的阶段，而进入农耕生产。村落分布相当密集，就考古而言，最发达的地区，从陕西到河南，包括黄河以北的山西部分地区，在这广大的范围内，现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后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为数过千—这个分布密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时，中国的古代人类，都已经发展出了相当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