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及时次得到承认”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岛碧绿的洋面上突然浮现一团团白色烟雾，接着，从圣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这座小小的荷属小岛一个不起眼的要塞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圣尤斯特歇斯奥伦治要塞(Fort Orange)的这几声炮响，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Andrew Doria)在进入外国港口时循惯例发出礼炮的回应；当时这艘船桅杆上正挂着美国大陆会议规定的红白相间的条形旗。这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应答礼炮声尽管很微弱，却首次正式宣告了那个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即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新的大西洋国家(state)已经跻身于国家(nation)的行列。

众所周知，美国革命自一开始就对欧洲社会的政府性质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马姆斯伯里伯爵(Earl of Malmesbury)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回忆说，在美国叛乱发生伊始，“荷兰大部分民众的心态就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圣尤斯特歇斯属于荷兰，而这位伯爵在美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曾在荷兰海牙任英国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荷兰执政(Stadtholder，尼德兰元首及奥伦治亲王)的的疑虑正在增加……实际上，当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的叛乱取得成功的时候，所有的都受到了打击。”这位英国大使正在见证的是—假如还不是事实的话，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如此—权力原来是贵族和君主行使的专制特权，现在正转变为根植于宪法和人民代表的权力。这种转变发生在1767年到1797年，这恰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相重叠。他认为这段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 de Graaff)自作主张，决定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礼炮做出回应，这是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宣言》以来，外国首次对美国国旗和美国的独立国地位予以承认。荷兰这次率先承认，也许就此事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正如其他争论者所辩解的，我们不妨说是美国总统把奥伦治要塞的礼炮确认为开天辟地之举。1939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圣尤斯特歇斯赠送了亲笔签名的牌匾，上面写着：“纪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向美国国旗发出的礼炮，此举系根据时任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出，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代表国家的礼炮的回应……由此，表明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首次得到一位外国官员的正式承认。”就这样，赫拉夫在美国的史册中永远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事并不广为人知。

“安德鲁•多利亚”号—这场历史剧的主角—并不寻常，它在历史上声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陆会议通过法案创建了大陆海军，而这艘船正是最初征用的四艘船只之一。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后不久，这艘战船就参加了首次战斗。此船系小型双桅帆船，前桅为横桅，主桅为纵桅，经过改造，可以为新创建的美国海军执行战斗任务。根据大陆会议的指令，这艘船在10月23日驶离靠近费城的新泽西海滨城镇格洛斯特(Gloucestor)，准备驶往圣尤斯特歇斯装运军事物资，并将《独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递交给赫拉夫总督。这种船帆的面积有限，只能借助西风带航行，因此这艘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乘风破浪，于11月16日就抵达目的地，这个成就可谓不同寻常。当时从北美到欧洲的往返航行时间因船的类型不同而差异很大，通常吨位较大的战船要比装有大炮的护卫舰(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时间。此外也受制于风向，有时风向飘忽不定，会从吹向东方的盛行西风带转为方向相反的东风。在美国革命时期，向东驶向欧洲的航行被称为“顺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向西驶向美国的航行被称为“逆行”(uphill)，要逆着风和湾流航行，航程大约需要三个月。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礼炮之举本无足轻重。这位总督违抗本国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励荷兰人与北美殖民地从事军用物资方面的贸易，并答应会继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运送物资。这对拯救美国革命至关重要，因为革命力量在初期势单力薄，军火严重匮乏。乔治•华盛顿曾写到，在战争及时年时，整个美国军营里“每个人平均还分不到9发子弹”。到了10月份，这些殖民地展开武力对抗已经半年了，华盛顿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饱受炮击之苦，却由于弹药匮乏无法进行任何还击，因为我们要把有限的弹药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离搏杀时，等到那些英国老爷们胆敢从掩体中走出来的时候用。”在1775年6月邦克山(Bunker Hill)的那场恶战中，美军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了，士兵们只能用滑膛枪的枪托与英军肉搏。由于英国一直担心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揭竿而起，有意让殖民地依靠母国英国提供军用物资，所以殖民地本身没有任何制造武器或者弹药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钾这样的原材料，以及制造军火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从欧洲经由西印度群岛转运的弹药就成了的军火来源。荷兰为中立国，而且荷兰人生性喜好贸易，又经常从事远洋航行，这样荷兰就成了主要供应商，而圣尤斯特歇斯岛居于与殖民地秘密贸易的要冲，自然成了各国货物汇集的仓库。英国人想方设法阻止这种运输，有时会追逐运输船只一直到圣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兰船员对当地的风向和潮汐等情况知之甚详，总是能够成功摆脱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继续航行下去。英国人变得恼火起来，抗议说殖民地那些“背信弃义的反叛者”不应当受到任何来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给养”—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前任、被约翰•亚当斯形容为“趾高气扬”的英国公使约瑟夫•约克爵士(Sir Joseph Yorke)用傲慢的语言传达了英国的愤怒。约瑟夫爵士系大法官［及时代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 Earl 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据曾经拜访过他的英国威廉•拉克索尔爵士(Sir William 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气而非热情，因为其举止“刻板而拘泥于礼数”，而这种风范显然很投执政奥伦治亲王的胃口。拉克索尔爵士曾说，亲王对他“怀有一种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风度对那些从事商船运输的商人影响很有限。这些商人更关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缛节。

英国的纽约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曾在1774年11月警告伦敦说：“此地与荷兰之间的违禁品贸易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必须对走私者采取行动，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来自荷兰或者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并不直接停靠本港口，而是进入我们的海岸线及河流上的无数港湾和溪流，把违禁品装上更小的船运走。”

与约克爵士有联系的线人很多，他们向他透露了这些违禁品是怎样被转运出去的。他发现有位非常活跃的运货商，名叫艾萨克•范达姆(Isaac Van Dam)，是个住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荷兰人。他充当美国人的中间人，将大量货物和钱款发往法国，用来购买那些经由圣尤斯特歇斯岛转运到美国的军火。对一个英国使节来说，看着违禁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行其道，这无疑让他饱受痛苦。“我们那自诩的海上帝国已经无足轻重了，”约瑟夫•约克公爵哀叹道，“我们也许会罚没一些贝类，然而我们的邻居会享用到牡蛎。”

英国被这种走私贸易激怒了，于1774年宣布，向殖民地出口“战争物资”系违法行为，并表示，英国作为交战国，有权对货船物资搜查并罚没。英国接着对荷兰政府发出威胁，要求禁止荷兰臣民运送军用物资。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那时的情况已经迥然不同了。一个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进行了一系列对抗。据传，荷兰的海军上将勒伊特曾经溯泰晤士河而上，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敌国首都的大门口。他将一把扫帚钉在桅杆上，表明自己决心要把英国人从英吉利海峡中彻底清扫干净。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开始肆意焚烧英国船只，并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皇家查尔斯”号(Royal Charles)拖走。这个不幸的事件让曾任海军部秘书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痛苦万分。他在1667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非常沮丧，头脑中满是这个不幸的消息……因为荷兰人砸断了锁链，烧毁了我们的船，尤其是‘皇家查尔斯’号，实际上我担心的是整个帝国正在解体。”泰晤士河上船只燃起的熊熊大火在伦敦清晰可见。然而在整个17世纪，英荷战争并未分出胜负，两国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争夺霸权得不偿失，加上两国当时又都忙于应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入侵，因此一致对敌要比互相厮杀更符合共同利益。1678年，英国和荷兰 通过缔结一系列条约结成共同防御联盟，规定双方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入侵时，对方均有义务提供援军或其他帮助。在这种关系维持了近百年后，英国对荷兰非常不满，因为荷兰非但没有根据从前的条约规定，提供英国人要求的6000人援军，反而帮助美国军队充实他们的弹药库，使得革命得以持续下去。

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有100艘战列舰(指配有60门以上火炮的战舰)，而荷兰同等规模的战舰只有11艘。荷兰政府很明白，自己的海军力量比英国弱，因此只能满足英国的要求，停止向殖民地提供战争物资。1775年3月，荷兰统治者向其臣民宣布，半年之内禁止向殖民地出口违禁物(武器弹药)、海军备用物资(供修理用的木材、帆用绳索以及所有维持舰船正常功能的材料)甚至衣物。对违禁者没收货物并处以巨额罚款，如无法缴清罚款，则处没收船只。到了8月，禁运又从半年延长为一年，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又经过两次延期。运送这些物资本来获利极大，这不可接受的禁令让商人阶层非常恼火，他们照样我行我素。结果自然是走私更加猖獗，以至于约瑟夫•约克爵士接到指示，通知荷兰的立法机构荷兰国会说，英国战舰已经接到命令，今后对圣尤斯特歇斯岛要“提高警惕，不必太客气”。英国开始严密监视，结果连海员们的补给都出现了困难。这在荷兰国内引起了愤慨，于是有人提议去包围约瑟夫•约克爵士的大使官邸以示报复，不过历史记录中并无证据表明，这种不符合外交礼节的做法真的付诸实施了。1776年1月，英王乔治三世下令投入使用更多的战舰，因为“各种情报表明，主要是圣尤斯特歇斯岛—当然也包括其他岛屿—在这个冬天给美国人供应军火”。若不是尤斯特歇斯岛的运输者们始终不屈不挠地违抗禁运令，逃避那些追逐他们的人，美洲叛乱是否会一直持续到那时，恐怕还很难说。从军事上说，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1776年8月的长岛会战(Battle of Long Island)，美军已遭受重挫，英军控制了纽约和纽约海岸地区。不过华盛顿至少已将自己的部队安全撤回曼哈顿，在那里仍可以维持新英格兰和南部的联系，而英军的主要战略意图正是要切断这种联系。不久英军进入宾夕法尼亚，并危及费城—召开大陆会议的地方。在1776年圣诞节的时候，大陆会议撤到了巴尔的摩(Baltimore)。1777年9月，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率领海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北上，跨过特拉华河(Delaware)，进入并占领了费城—当时美国较大的城市、制造业重镇和商业中心。英军占领费城，这意味着已经封锁了美国的两大港口，切断了货物运输的通道。然而，荷兰人不愿意放弃这桩赚钱的买卖，转而潜入那些小港口和河流入口，继续提供枪支和弹药，使得爱国者们可以继续为独立而战。

然而，失去华盛顿要塞(Fort Washington)使得独立事业又一次遭受重创。华盛顿要塞位于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跟新泽西的李堡(Fort Lee)遥遥相对，失去此要塞意味着失去对哈德孙河的控制，也使河对岸的新泽西门户洞开，很容易遭受英军侵入。这次挫败意味着只有发动一次大的反攻，方能重新夺回失地。但美军已经狼狈不堪，缺衣少药，伤员无人救护，本来就亟须补充兵力，征募的士兵又大多是短期的，这在部队持续减员的情况下无异于雪上加霜。华盛顿顶多能够搜罗到2500人，而其对手豪则有上万人。尽管实力相差悬殊，华盛顿在危急关头总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就在大陆会议成员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跑的那个圣诞节，华盛顿率领他那支精疲力竭的队伍，再次渡过特拉华河，在特伦顿(Trenton)战役中对黑森雇佣军(Hessian)予以迎头痛击，迫使其投降，俘获1000人。就华盛顿的独立事业而言，此次大捷在鼓舞人心、提振士气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荷兰人民亦表现出类似的大无畏精神。凭借这种精神，荷兰人民对西班牙的统治展开了长达80年的反抗，通过航海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在17世纪跻身于大国之列。尽管荷兰今非昔比，每况愈下，但对英国人蛮横霸道地规定什么东西可以装运，什么东西不能，以及服从搜查或罚没之类的指令，荷兰人并不买账。

在荷兰人向“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射礼炮致意后的5年里，荷兰和英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达到顶峰，这对美洲殖民地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到1776年1月，敌对情绪已经公开化。圣尤斯特歇斯岛临时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Abraham Heyliger)措辞严厉地表示，英国人在追逐那些驶向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时，“为所欲为，已经悍然践踏了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这番抗议—其措辞比起最初的版本已经有所缓和—并未直接向英国人提出，而是转给了位于阿姆斯特丹，主管与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掌管英国背风群岛基地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扬(Admiral James Young)也针锋相对，马上谴责“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那些叛逆的臣民……和……圣尤斯特歇斯岛之间的邪恶勾当”。在那个月晚些时候，英王乔治还命令海军部要“提高警惕”。

根据禁运令，向殖民地运送军用物资已属违法，仍能运送要归功于岛府当局的美意，尤其要归功于总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是由英国人的另外一次抗议促成的—他们抗议赫拉夫的前任温特总督(Governor De Windt)过于同情美国人的独立事业，在阻止违禁贸易方面不够有力，要求撤换他。温特在1775年去世，荷兰正好任命赫拉夫—已任岛府秘书24年之久—取而代之，这样看起来并非屈从于他国的要求。

在向西印度公司申请这个职位的众多候选人中，赫拉夫被视为一个很有实力的竞争者。有的人认为他具备当选的条件，另外的人认为他不具备，甚至有居民抱怨说他的妻子“极为吝啬，她给我们吃三天前的剩饭”。还有更糟的—“你知道她的餐桌布是从哪儿弄的吗？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弄的！你见过哪个体面人用这种桌布吗？更别说有哪个普通人会喜欢这种东西。”尽管当地人对他没有好感，赫拉夫还是得到了任命。他于1729年生于圣尤斯特歇斯的一个富裕家庭，和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同一时代。他在荷兰接受教育，又回到圣尤斯特歇斯，跟当时的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的女儿结了婚，很快升任邻岛圣马丁(St.Maarten)的指挥官，又在圣尤斯特歇斯岛担任执政秘书之后，接手他岳父曾担任过的总督一职。他于1776年9月5日宣誓就职，才任职9个星期便酿成“安德鲁•多利亚”号危机。据说他是岛上最富有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占据了岛上私有土地的1/4，拥有300个奴隶，并住在一所豪宅里—这处宅子是50年前由当时最富裕的商人建造的景观房。赫拉夫用与阿姆斯特丹富裕的摄政王们家里一样的锡制器皿、代尔夫特(Delft)出产的陶瓷以及抛光的红木，装饰那些宽敞的房屋的装修风格也与摄政王们家里不相上下。此外，据说他还拥有16艘船，从事欧洲和圣尤斯特歇斯之间的贸易。他在家里的二层楼阳台上，可以看到满载货物的船只进出港口，据说这些货物每年能给他带来3万美元的收入。很多当地居民抱怨说，他还持有大量抵押资产，这可以让很多人听命于他。加之他把很多亲友安插到政府部门任职，因而他掌控了圣尤斯特歇斯的五人议会(Council)。议会成员与他属于同一阶层，都是生活优裕的商人和农民，而教议会(the church consistory)的大部分成员亦属于此阶层。他们这个小团体本着自身利益管理政务、司法，这在其他地方也并非罕见。当地人抱怨说总督行事专断，像个独裁者，这也表明赫拉夫并非那种有名无实或不在其位的总督，而是对岛上事务有充分了解和掌控。

如果英国人指望他能在港口派驻卫兵查禁走私贸易的话，那么他们的愿望只能落空了。事实证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同情美国的独立事业。停靠在临近的英属岛屿圣基茨(St. Kitts)的“西福德”号(Seaford)指挥官—海军上尉科尔包伊斯(Captain Colpoys)抗议说该港口“无条件向一切美国船只开放”。而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美国商、来自马里兰的范比伯则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跟国王陛下的总督关系极为融洽……现在每天都有我们的旗帜在路上飘扬……总督每天都表示他热切希望保护这儿跟我们之间的贸易。”雇用了总督的荷属西印度公司不可能对这种态度一无所知。鉴于他们热切地想增加美国贸易的收益，赫拉夫能够得到任命，无疑恰恰是因为这种态度。

赫拉夫的领地—小小的圣尤斯特歇斯岛，或当地人常说的斯塔蒂亚(Statia)—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局并不非常确定其具体位置。在历史书籍、地图以及18世纪的惯用法中，它总是被列为背风群岛的一部分，然而在当地旅游局出版的一种小册子中，它又被归入向风群岛。对于大多数读者，大约都和我一样对航海是外行，这种奇怪的矛盾似乎无关宏旨，可是在帆船时代这至关重要。“背风”是指顺风的方向，因此通常指朝向陆地的方向，而“向风”则是逆风，指能够充满船帆的风所来的方向，因此跟背风的意思截然相反，这对航海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两者之意正如“里外”一样，截然不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加勒比海上最富裕的港口，对美国历史有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这种命名的不确定性显得过于随意甚至草率了。如果我们对印刷错误所导致的这类混乱忽略不计的话，目前可以比较明确的是，圣尤斯特歇斯岛与维尔京群岛一样，应归属于小安的列斯群岛(the Lesser Antilles)中的背风群岛。

西印度群岛整体像一个弯曲的链条，把北美和南美联系起来，从北美的佛罗里达连接到南美北部海岸的委内瑞拉。在海盗出没的时代，这段海岸线被称为西班牙大陆(the Spanish Main)，海盗们在港口伺机而动，随时准备袭击西班牙财宝船—它们满载着秘鲁的银子以及来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财物，正向故土前进。

这个西印度群岛链把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分隔开来，弯曲的链条的外围伸入大西洋，内侧则像一只碗一样包裹住加勒比海。这些西印度群岛都是长满树木的隆起的陆地，周围有白色的海浪拍打着，自在地卧在温和的海洋中、静谧的苍穹下。当天上覆盖着乌云时，海水呈灰蓝色，但在太阳照射下，海水又转为碧蓝。海水波光粼粼，载着帆船队，泛起白色的浪花。这些船有的在岛上的海港装卸货物，有的或许会卸下一支入侵的部队，准备争夺并占领某个岛屿，把它纳入入侵者国家的版图。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并不断引起主权的更迭，人们亦不以为怪，就像看见某个人又换了一套衣服一样。通过国际贸易(这在18世纪就仿佛生命线一般)，通过种植欧洲人甘之如饴的甘蔗，还有通过给甘蔗种植业带来从事高温劳作的苦力的奴隶贸易，这些岛屿积蓄了大量财富，它们本身也成了任何想获取硬通货的国家争夺的目标，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硬通货便是国力所在。这些入侵者除了采取直接夺取的方式，还可以采用捣毁种植园、降低产量、减少宗主国收入的办法，达到削弱其作战能力的目的。在比一个半世纪略多的时间里，圣尤斯特歇斯岛这个最为富裕的岛屿的主权经历了22次更迭。

加勒比海这只大碗里的岛屿可以分成三组。上面是巴哈马群岛，中间一组包含一些较大的岛屿，有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以及被海地和圣多明各分割的那个岛屿。东端是由背风群岛组成的细细的垂直链条，其中包括斯塔蒂亚，最近的邻居是距离8英里的英属圣基茨岛。进一步往海洋的方向还有向风群岛，其中包括马提尼克岛、巴巴多斯、格林纳达，还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岛屿处于逆风的位置。欧洲本土距离遥远，根据目的地港口的不同，平均距离约4000英里，从西印度群岛到欧洲，如果盛行西风带的话(风由西往东刮)，帆船平均需要航行5周到6周时间。而到北美海岸线的距离则小得多，穿过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只有大约1400英里，从西印度群岛到美洲通常只需三个星期。地理学知识就此打住吧。

赫拉夫向叛乱者致敬以及他的国民公开违抗禁运令，这都冒了很大风险，可能遭到一个大国的报复。这就有必要问问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了。就此事而言，荷兰人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有利可图的贸易上，而不是自由。赫拉夫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像他后来在接受调查时所声称的是在例行公事，而是有意为之。此事在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奥伦治要塞指挥官亚伯拉罕•拉维尼(Abraham Ravené)在做证时说，他本来不愿意对“安德鲁•多利亚”号做出回应，但是他旁边的总督命令他做出回应。岛上居民支持此举，这本身很说明问题。他们得以确认，自己的新总督不打算禁止违禁品贸易，或放弃这种贸易所带来的财富。

斯塔蒂亚为此欢欣鼓舞。据马里兰的一位商说，在用礼炮做出回应后，“安德鲁•多利亚”号的船长鲁滨孙(Captain Robinson)“受到总督阁下及岛上各类民众的盛大欢迎……现在此地所有的美国船只都悬挂大陆会议的旗帜。那些亲英分子在这里见了美国人唯恐避之不及”。由于赫拉夫的利益与西印度公司和商人阶层一致，这及时声礼炮显然是为了使圣尤斯特歇斯那些桀骜不驯的岛民相信，他们得到了善意的看护，这是他们放手追逐利润所不可或缺的。为了再次强调这一点，赫拉夫在礼炮回应之后还举行了晚会，款待鲁滨孙船长。正如范比伯兴致勃勃地向他在马里兰的上司们报告时说的，所有的美国商和商人都接到了邀请。范比伯写下的这些字句再次证实了礼炮的真实动机：“荷兰人非常明白，如果他们奉行法律，亦即遵守禁运令的话，这将毁掉他们的贸易。”

一份美国的日报—珀迪的《弗吉尼亚公报》(Purdie’s Virginia Gazette)，在1776年12月26日颇为得意地报道了鲁滨孙船长所接受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