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心理研究是一种思维升级

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近代科学，是19 世纪后半期正式构建起来的，一般以德国学者威廉 冯特(Wilhelm Wundt)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但是，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古代学者很早就开始了。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解释美的时候，认为人的美感产生于童年时代对及时个美的形体的回忆，以及这种回忆的扩大、联想、贯通。他还认为，这种回忆是对灵魂固有的一种理念的唤醒，因为灵魂在附着人体时把美的理念忘却了。柏拉图的这种说法，已经涉及人的心理现象的深潜之处，更是艺术心理学的重要根基。与此相关，他关于艺术家的创作来自于灵感，来自于一种失常的迷狂的理论，也是对艺术心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人类心理，而他在《诗学》中提出的“陶冶”(katharsis)学说，已直接抵达观众在接受悲剧体验时的心理奥秘。这种心理奥秘要经由“恐惧和怜悯”才能达到，既深刻又神奇，因此历代学者钻研不息，对“katharsis”的本义也众说纷纭。有说“净化”的，有说“洗涤”的，有说“宣泄”的，也有说“心理平衡”的，致使有的学者宁肯沿用音译，如中文所谓的“卡塔西斯”。

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几乎生活在同时的中国先秦诸子也充分地研究了人的心理现象。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建筑在对人的心理常规的判断上的。以此开端，后来的儒门学人对“心”、“人心”的研究愈加细致。

最能表现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是兵书。那一些高妙的兵法，几乎都是通过对敌我双方的心理分析来建立的。所谓兵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斗法。它们被世人推崇，证明兵法作者对于战争双方的心理分析是屡试不爽的，因此也进而证明了心理规律的存在。

从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心理研究可以分为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型。这个开端，远远地对应着现代心理学中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大门类。

不管是学理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古代学者只要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人类心理，都是在寻常思维层次上的升级。

为什么说触及人类心理， 就是一种思维升级呢？ 这是因为——

及时，世上种种学问，很容易自成逻辑，却往往割断了最根本的原始逻辑——人的逻辑。种种学问对应着种种事业，虽然都可以展现得十分宏大，其实都是由人的感知、记忆、情感、气质、性格、意志决定的，也就是说，受人的心理活动所控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学者，至少已经突破了种种学问的外在逻辑，深入到了最真实的动力源。

第二，把人的心理活动当做世上种种学问最真实的动力源，这又随之确认了一个重大事实：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活动有共性。不管地域、职业、性别、年龄、贵贱、尊卑，在进行心理分析时全都相通，几若同类。这是对人之为人的统一本性的确认，其意义已经远远高于心理学的范畴。

第三，在确认人类心理活动共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这种共性的稳定性。这在兵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兵法一代代让敌我双方都读，各代人即使已熟知其间诀窍也仍然遵从，可见彼此已相信存在着一种很难改易的心理规律。心理学敢于把心间曲奥陈之于世，正是出于对一种规律的确认，也即对人的一种天性的承认。

第四，确认不同方位、不同时间的人在心理活动上有共通天性，立即使得一切进入了心理分析层面的种种学问具有了“人人皆可体验”的真切性，因此，使它们在玄深的迷途上获得可控。人类文明，一旦成熟就容易走上嗜癖钻角的死路，也容易因炫示智能而蹈空凌虚，陷入另一条死路。心理分析的介入，至少在局部上给学术以检验机制和激活机制。

概括以上四项，心理研究的学理意义，是对于人类天性的承认。这种天性以规律的方式指挥着人类的精神和行为，因此是一种自然天性。

尊重和寻找人心底的自然天性，正是心理学的出发点。

二 接受美学与心理学相遇

心理研究如此重要，但因离不开人的直接经验，属于人们“司空见惯”的范畴，长期只被看成一种视角，而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冯特使它走向了科学，但在首创之始，为了呈现自身的科学身份，积累自身的研究数据，不能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实验上。他在《感官知觉理论》、《生理心理学纲要》、《心理学大纲》等著作中都表明了“实验心理学”这个概念。

实验心理学虽然会不断涉及美和艺术的例证，却还无法直接通达艺术心理学。

艺术心理学理应成为心理学和艺术学的交叉学科，但是由于心理学和艺术学各自的研究方向差别太大，偶有成果也很难获得两方面的同时首肯。一般说来，除了弗希纳在1826 年用实验方法研究绘画创作、斯图姆夫在1883 年出版《音乐心理学》外，艺术心理学仍缺少重大建树。这方面的研究者主要在作不同角度的艺术心理分析，而更多的还处于描述状态。

艺术心理分析的及时层次，是对作品内角色的心理分析。有的学者把这样的心理分析称之为“角色心理学”。在这方面，弗兰克 卢卡契在1951 年出版的《文学与心理学》一书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试验。一些的艺术作品是经得起一再的心理分析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在阐扬自身学理的时候，也喜欢对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如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剧作进行示范性解析，影响巨大。弗洛伊德和恩斯特 琼斯对于俄狄浦斯情结和哈姆莱特的分析堪称此间经典。但是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心理分析中，艺术只是心理学的例证，而无法完整地呈现自身目的。

艺术心理分析的第二层次，是对创作心理的研究。在这里，艺术成了目的，但由于分析的是具体的创作心理，而每项创作又带有很大的独特性、罕见性、不可重复性，因此必然会成为对单个艺术家的心理行为分析。要把单个艺术家的心理行为上升到普遍意义，往往立即变得一般化而失去了价值。只有少数创作心理的分析既有个别意义又有普遍意义，瑞恰兹在1924 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在这方面作出了先人一步的贡献。他从心理现象和精神现象探讨艺术家的创作，让人耳目一新。中国学者钱锺书先生挖掘出来的“通感”命题，不仅指出了中外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常例，而且论定它是心理上不同感知系统的互换互补，也称得上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总的说来，人们还没有系统地、有说服力地构建起创作心理学。

艺术心理分析的第三层次，是对接受心理的深入。对此，很多学者早就预感到重要性，却一直缺少深入的条件。因为一般认为，接受者(观众和读者)的心理虽然重要，毕竟已在创作之外、作品之外，不应成为艺术心理学的重点。而且，有很长时间，多数艺术家虽然在内心强烈地企盼“被接受”，却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以免受到诸如“迎合流俗”之讥。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展开，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接受心理、观众心理、读者心理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实践家和艺术理论家一样迫切。

例如，直到20 世纪50 年代，美国戏剧家劳逊还在叹息：

在不同情况下观众将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材料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观众对戏的关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对各种各样的刺激所起的反应程度究竟如何？集体反应和个人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怎么样？情绪上的反应如何影响观众的行为和习惯？……这一切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

劳逊还指出了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有关戏剧艺术的理论都是一开始就肯定观众是决定因素，但肯定了这一真理以后，理论家往往就无法再谈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对观众进行过调查研究。

劳逊知道，“戏剧技巧也是为了使戏剧获得较大限度的反应”，探讨的终点应落在观众心理学上，但在眼下，那里还是一块荒凉的土地。

就在劳逊发出这样的叹息后不久，20 世纪60 年代，在德国，仍然是德国，康士坦茨大学的五位学者创立了接受美学学派，人称“康士坦茨学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汉斯 罗伯特 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 伊瑟尔(Wolf Iser)。

接受美学一形成就影响不小，当心理学遇上了它，很快就获得了展开接受心理研究的理论依据。观众心理学、读者心理学也就获得了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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