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羊上树与骑虎难下

小时候喜欢听相声(上海人叫滑稽)，经常是两个人说的对口相声，不过，也有一个人说的“单口”，和三五个人合说的“多口”。相声讲究四个字：“说”“学”“逗”“唱”。“学”又讲究：“进”“做”“象”“真”；“唱”又讲究：“精”“巧”“短”“美”。两个人在台上一说一逗，台下就笑声震耳，笑不可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破肚皮是假，但真能笑得肚子痛。

记得相声里有一段儿《羊上树》，甲乙两人都说乡下话，连说带唱，客(读如切)声客调：

甲：闲来无事下南乡。

乙：树木榔林长成了行。

甲：松柏枝叶多么好看。

乙：树上站着一只羊。

甲：你若问那只羊它怎么上的树啊！

乙：怎么上的树呢？

甲：……

于是甲就开始卖关子了，山南海北，东拉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叫听众一边纳闷儿，一边笑着听他白话。这一段不长也不短，当然要说明“羊是怎么上的树”，不过要在乙认了师傅，叫了无数声“爹”之后，才抖这个包袱。

甲：你若问这羊是怎么上的树呢？

乙：啊，它不会爬，不会跳，怎么上的树呢？

甲：是啊，它不会爬，不会跳，怎么上的树呢？

乙：爹啊，它到底儿——怎么上的树呢？

甲：傻小子，俺的儿啊！

乙：啊！爹！

甲：是俺把它“抱”上去的！

其实台下的听众，都数不清听过多少次了，甚至于自己都会说了，但是，听到此处仍是笑不拢嘴，看着两个傻小子在台上出“羊”相，真有点不亦乐乎。

说到此地，一定有人不明白，李翰祥的《三十年细说从头》，怎么说起《羊上树》来了？众位有所不知啊，我写《三十年细说从头》，正是“羊上树”啊。你若问我这“羊”是怎么上的树呢？说瞎话是孙子，我是如假包换的，叫拜托我写稿的老朋友谢家孝连拉带扯“抱”上呢！抱上树还好，偏偏抱我上了虎背，如今骑虎难下，不从头细说，恐怕还会有大刑侍候呢！“居必择邻，交必择友”，此之谓也。诸君交朋友可要当心哪，尤其是新闻界的朋友，动不动就叫你“羊上树”，让你出洋相。

两年前写了一篇《我与林黛》，替“我”惹了周身蚁，有很多人咬文嚼字，拿着鸡毛当令箭，大兴问罪之师；有许多人鸡蛋里挑骨头，说我用“鹤立鸡群”这句成语另有所指；又有一位专栏作家老气横秋地说：李翰祥的那篇“嘢”(广东话，“东西”之谓)如何如何。这一次重上虎背，免不了横冲直撞，尤其是“羊上了树”更比鸡犬升天厉害，那位专栏作家如果站在树下的话，可真要领点“嘢”了。而今算算自己来香港入影圈，不多不少的正好三十年，就用这个大题目，写写小文章吧！所见所闻，免不了风花雪月、声色犬马。为了读者的兴趣，行文或许略带戏言，但绝无诳语；文中必然有涉及同业诸“公”诸“婆”小姐先生，在下敬业乐群，谑而非虐，绝无不敬之意，就算幽了一默，何妨一笑置之。好，闲话就此打住，听我细说从头吧！

一九四八年的七月，熊佛西校长主持的上海市立剧校，委托马彦祥先生在北平招考，正式考取了多少名我不清楚，只知道马先生特别推荐了三个学生：一个是在蓝鹰剧团演《清宫外史》光绪皇的张之伟，一个是在《结婚进行曲》中演黄宗英丈夫的钟高年，另一个是在综艺剧团演《棠棣之花》中的侠累和盲叟的李翰祥。

以前和马彦祥先生有过接触，因为他是全国剧作家协会驻北平的代表，我是艺专综艺剧团的团长，剧团演出陈白尘的《岁寒图》和《离离草》，都曾为了版权问题找过他，但都是以电话联络的，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解决了，大家从没有见过面。不过，对他的身世倒也略知一二：马彦祥，字燕翔，浙江鄞县人，前“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子，一九三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是著名剧作家洪深的得意弟子。

在上海时，与潘汉年、袁牧之从事戏剧运动，曾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任编导、“国立戏剧学校”任教授，著作有《械斗》《讨渔税》等。

“书卷气”与“输倦气”

及时次见到马先生是在一个晚上，为了投考剧校的事特别去听听他的意见。他家住在东城，是一所清静古朴的四合院。一个男佣人招呼我到他的书房，房里布置得相当雅致，紫檀的座椅，衬着方台、条案，依照传统的摆法，靠墙是十几个红木镶玻璃的书柜，都摆满了线装书，中间圆台下铺着蓝底白花的地毯。还没等看清墙上的字画，他已经由后院出来了。他穿着黑色长袍踏着白千层底的黑呢鞋，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大概四十多岁，好像听说他一度是影星白杨的丈夫，于是觉得他文静潇洒之外，更显得格外的风流、俊俏，尤其当他坐在红木书架前的时候，更加的满脸都是书卷气。

这印象较深刻，所以我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也喜欢穿黑色的长袍，也买了十几个红木书架，坐在前边问张翠英：“怎么样，够不够潇洒，有没有书卷气？”张翠英是杭州人，说话直爽，答得干脆：“你呀，潇洒不足，草莽有余，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强盗扮书生。人么长得傻大黑粗，还喜欢穿黑衣服，难怪张彻要在报上写你不会穿衣服了，我宁愿你穿得跟他一样的老阿飞似的，还显得像个导演样，至于书卷气么，现在嘛！倒没有，不过你由澳门回来那几天倒满脸的输倦气。”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把来意告诉马先生，他笑了笑，很简单地说了一句：“你还要考什么？我介绍你去吧！”

我心里想，大概我们几次演出的剧本版权费，交得既清楚而又迅速的关系吧！就凭这句话，我到了上海。可能是周璇的一首时代曲给予了我莫大的影响，总觉得上海不仅是一个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地方，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天堂，不信，有歌词为证：

上海呀，本来呀，是天堂。

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打点行囊，辞别了高堂，乘火车到天津，转搭四川轮到了纸醉金迷不夜天的天堂——上海。

初到香港，举目茫茫

我把我要到香港发展的想法，再次地请示沈浮先生，他听了笑了笑：“好吧，人各有志。”于是很热心地替我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影星王豪，一封给导演朱石麟。

同学们知道我要到香港，都纷纷给我送行。一个叫范宝文的同学，也有意到香港谋发展，希望和我结伴同行。我知道他也是由北平来的，就一口答应：“好吧，咱们一块儿希望在人间吧！”

赴港的前24小时晚上，班上的全体同学，公请我们俩，在学校对面的一个小弄堂里，吃大闸蟹，喝“老婆酒”(后来娶了杭州老婆之后，才知道是“老白酒”，是糯米酿造的，因为酒是奶白色，故名)。

有个同学到过香港，很热心地告诉我们香港一些情况：“在香港‘喝’茶叫‘饮’茶，吃饭叫‘塞(食)’饭。”

“干嘛塞呢，慢慢吃不好吗？”

“慢慢吃，就叫慢慢塞(食)。吃面叫塞(食)面，面和上海的阳春面、北方的打卤面都不同。黄色，细条的，因为碱落得重，所以吃着有点涩、有点硬。看电影和坐公共汽车一样要买票，不过票不叫票，叫‘飞’。

在香港丢了东西，不能说丢，说‘丢’就要挨揍，要说母(唔)见着。”

“爹见着行不行？”

“母见着，爹见不着。”

好，原来爹是大近视眼。称呼人叫“代楼”(大佬)，或“捞油”(老友)，可千万不能叫“落腰”，落腰是屁股。

我听了直乐，记了半天，结果印象最深的还是“飞”。票跟“飞”实在差得太远了，东三省有个地方叫“北票”，岂不要叫“北飞”？天桥晚期的八大怪之中，有个耍单杠的叫飞飞飞，岂不要叫票票票？

三杯酒下肚，同学们一个个面红耳热，越聊越投机，越说越起劲儿。田玛莉和金蕾连连和我干杯，更加觉得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假如有24小时，演了电影，上了银幕，可别忘了对着镜头招招手，表示和老同学们招呼，也好让大家开心开心！”

我当时满口应承，不过真抱歉，三十年来一直都没有这种机会，这也不能怪我，因为就算导演允许，剪接师也不答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早晨七时半，我带着简单的行囊——一个手提箱，和母亲替我缝的一床棉被和一条蓝底白花、家机布的褥子，跟范宝文一起登上了长江轮，三天之后到了东方之珠——香港。

我们初到香港，觉得奇热无比。可不是，十一月尾上海已经下过雪了，香港人还衬衣单裤地满街跑，热得我们满头大汗，加上身上的三件厚呢子西装，穿着浑身不得劲，脱了又唯恐礼貌不周，只好硬着头皮提包背裹，朝码头上一站，望望太平山两眼麻黑，可真有点举目无亲，茫茫不知所之的味道。

我们来香港的路费，是同学们凑起来的，所以到了香港，两个人的全部财产还有港币十四大元。想想也真是初生牛犊子不怕虎，好像香港真是遍地黄金，马路长高粱，天上掉烙饼。一出码头，就像到了外国，听听人声，唧唧啾啾，一句不懂；看看街招——牛津良、半日安、靓次伯、西瓜刨，不知所云；“如要停车，乃可在此”，更是莫名其妙。还好有人叫了声：“上海佬，啥地方去？”

“我们是北方人。”

“噢，山东佬，到哪里去呀？”

倒是一口好纯正的国语，人家说少不入广，老不入川；一入广，不论什么年纪都“佬”了。我有沈先生写的介绍信，信封上的地址是：九龙，北帝街，大中华影业公司。他看了看：“你们住在哪里呀？”

“随便在九龙找家旅馆就行了。”

他还挺热心，叫了两个苦力，替我们把行李抬到旺角码头的渡海轮上，又替我们买了船票，过了海又替我们叫“的士”，一直送我们到弥敦酒店，替我们订了房间。我们心中暗自庆幸，我们碰上“贵人”了。等到一切安顿好了，他和我们一算账，我的妈呀，用了港币七块六——可不是碰上“贵人”了嘛！还真贵，用了我们全部财产的一半儿还挂点零儿。

那时的弥敦酒店，还是用玻璃门隔成的房间，房里没有卫生设备，要洗澡得到厕所去；北方人有个习惯，到了一个新地方，拜望朋友之前，总要洗个澡，剃个头，洗洗尘，去去晦气，我们也当然不例外。其实这是前清旗人留下来的规矩，八旗子弟月月都有钱粮，吃饱了无所事事，就立了很多无聊的规矩。我们俩口袋里，一共只剩六块四，摆什么穷谱儿？真是少不更事。

刚好弥敦酒店对面，有一家砀山池。砀山是徐州的地名，记得敌伪时期在北平有个花名叫砀山梨的女人，闹了一件很轰动的风月案子。据说砀山梨和水蜜桃一样，一咬一嘟水儿，我想那花名和清末的土娼小白菜的意思一样吧。到砀山池一看，有三个小姐，不仅有个小白菜，还有个砀山梨，另一位大概是水蜜桃吧！

在北平、上海都洗过澡，上至老板，下至伙计，搓澡的，修脚的，清一色的全男班儿。有雅座和大池两种，不过没什么人在雅座洗盆子，多数洗大池，分冷、温、暖、热四池。热池多数是供有脚气(香港脚)的人烫脚用的，一烫一呲牙，两烫两咧嘴，还真有个乐儿。没想到砀山池只有盆池雅座，一人一屋不说，还一屋一女，多了个女招待。我想她领我进房也就算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想到她要跟我一块儿“修行”，替我放好水，又替我宽衣解带。我还真有点难为情，我说我吃自助餐吧，她还非要请我吃大菜。万没想到来香港的及时天，就在女人面前加入了天体会，彻头彻尾地把自己的秘密全部来个大公开，赤裸裸地写起坦白书来。

她见我手足无措，不应该发脾气的地方发起脾气来，扑通一声把我推到盆里，然后拿起了两瓶滴露：“怕唔怕？”

我以为要不要，连忙摆手，她以为“唔怕”，把瓶塞一拔，嗵嗵嗵……统统倒在盆里。等洗完了澡一算账，我的妈，俩人差点儿没破产，港币六元整，还好没有“马杀鸡”。

如果两人“马杀鸡”一番，那就不用杀鸡了，先把我们杀了吧！一问那两瓶“怕唔怕”，每瓶五毫，四瓶两块。

唉，本来要洗洗晦气的，谁知反倒弄了一身晦气。

我是黑旋风李逵后代

我俩拿着沈先生的介绍信，像“通行证”一样，满街一打听，居然叫我们摸上了一号公共汽车(那时香港还没有双层巴士)，每人一毫买了飞(票)，坐到九龙城，司机朝现在飞机场的地方一指，我们就顺着方向，边走边问。

那时的北帝街，可不像如今这样的热闹，宋王台公园的石头，还原封未动地堆在山上，旁边围着石头栏杆，就像北平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吊死皇上的槐树锁着铁链一样，都有戴罪在身的意思。当年的宋王，做梦也想不到，后世的人们可以在他跳海的地方，乘着飞机，直上云霄，否则一定带着陆秀夫、杨侯爷他们，一同搭七四七飞到国外要求政治庇护，也就不必叫陆秀夫背着他，纵身入海，葬身鱼腹了。

宋王台下就是北帝街，我们终于找到了大中华，门房看了看我们的“通行证”，带我们到剧务室。那时的主任是陈焕文，剧务是魏鹏飞，他们都说得一口刮拉松脆的京片子，听着真有“如鱼得水”的劲儿。不是套近乎，他们两位看着还真有点面熟。原来陈主任也兼任演员，经常在抗日影片里，演演日军大佐、大尉之类的角色，人头太次郎啊、犬养龟太郎啊什么的，后来也当了导演，拍了很多部国、粤、厦语的影片，是出了名的“打鼾导演”。因为他比现在的楚原还要忙，经常24小时连赶三组戏，根本就没有时间睡觉，所以一喊过“开麦拉”之后，即刻鼾声震天，神游梦府。那时候还是现场收音，录音师在耳机里听见如此的声音，焉能不动肝火！即刻响铃喝止，推开录音室的隔音玻璃，朝棚里大叫大跳：“× 那妈，边个困觉啊，返屋企困了！”

陈导演由梦中惊醒，不问青红皂白，也跟着用上海话帮忙：“操那去勒，啥人？啥人打鼾？娘个西皮，滚侬娘个五香茶叶蛋！”

片厂里的演职员都笑不拢口，陈导演方知道打鼾的原来就是自己，一打马虎眼，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之后“打鼾导演”之名就不胫而走，跟“云吞导演”一样地名震影坛了。

剧务魏鹏飞的来头，可就更大了，默片的时候，就已经是天一公司的当家小生，喜欢俚嬉。我们刚通名道姓，他老先生就向我开玩笑，问我爸爸是不是印度人！我开始还真一愣，后来陈主任一乐，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挖苦我长得黑。俗语说得好：“京油子，卫嘴子。”我这个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油子”，当然要露一手儿。于是我告诉他我爸爸是在门头沟挖煤的，我妈是煤球大王的千金，我们不是李太白的陇西李，而是李太黑黑旋风李逵的后裔，替我接生的产婆姓包，是包公的十八代耷拉孙儿，我刚一落地，她把我错放在和煤球儿的盆子里，所以我才如此这般的健康，黑里俏。不过黑虽黑，但是纯种的中国人，一点杂毛儿都没有，没有串过秧儿！说得魏老和陈主任哈哈大笑，马上叫人去找王豪先生，叫我们暂时到院子去溜达溜达。没想到在这儿碰见白云先生，以前虽然没见过，可是想起他在北平一段风流韵事，还真够瞧的，而且够瞧老大半天的。

小九儿布下了铜网阵

据说马氏夫人貌似天仙，真有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意思；徐氏夫人也有环肥之美，皮肤雪白幼嫩。马徐先生一生喜欢女人皮肤洁白光润，所遇所得也算艳福非浅，遗憾的，大概就是一生没有和白光合作过了。

马徐先生在中国影坛来说，该是一位好导演；但是因为过于认真，过于严肃，反倒过犹不及。我认为导演主场戏无妨刻意求工，尽量考究，过场戏则应“得过且过”，一笔带过。如果个个镜头都是呕心沥血，反倒宾主不分、本末倒置了。马徐先生等云，一等就是十八天，虽然早已脍炙人口，传遍影圈，当然不会是假，可是我却没有亲眼见过，总以为有些言过其实。及至我在韩国的汉城，看见我拜弟小胡(金铨)拍外景的情况，倒认为自己是少见多怪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九、十月份的事，我一位印尼的朋友陈子兴，约晤我们夫妇和朱牧伉俪到汉城参观林青霞拍《金玉良缘红楼梦》。

金铨的《空山灵雨》和《山中传奇》的外景是两片交替拍摄，小胡劳师动众由香港带了三十多口子，在汉城包了一间旅馆，大家不分彼此住在一起，偶尔由张大嫂(张和铮夫人)兼着给大家烧烧饭，做做北方菜。每天拍戏还不觉得什么，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还真叫人有点毛骨悚然。可不是嘛？每天除了吃住还要付给大家每人十元美金的零用，其他的费用包括器材(摄影机、灯光、发电机)，交通(大小巴士、大小货车等)，不论拍与不拍都要付钱，每天的开销实在够制片老板受一家伙的。汉城的天气，早晨多数阴云密布，不过一到十一点钟左右一定会开天，可是胡导演每天推窗一看，“密云，无定向风”，马上宣布改期。我兄弟一改期没有事做，蒙头接睡二本。好嘛，白天睡得太多，晚上就睡不着，于是写剧本、分镜头、画画面地动个不停。旅馆的耗子一直在暗地里等他睡着了，好出来活动活动，找点吃的东西！这么一来，耗子也睡不着了。他睡不着写剧本，耗子睡不着满屋里乱窜。胡导演岂可任鼠辈横行？于是乎展开了一场人鼠大战，五鼠闹汉城。小胡属猴的，猫拿耗子是天经地义的，狗拿耗子已经是多管闲事了，猴儿拿耗子你听说过吗？多闹得慌！

我们兄弟打了一夜猴儿拳，耗子就跟他耗了一夜，第二天推窗一望，阴云密布，当然又宣布改期，然后又叫制片添两件道具——一是打老鼠的夹子，二是关耗子的笼子。正是：

金铨布下铜网阵，悟空生擒白玉堂！

白玉堂是《五鼠闹东京》的老五锦毛鼠，因为大破铜网阵而命丧九泉。如今小九儿(金铨排行第九)也布下了铜网阵，别说锦毛鼠，御猫展昭来了也照样跑不了！一夜之间胡导演聚精会神地看着耗子洞，口中念念有词：“耗子耗，我跟你泡，扔下银钩钓金鳌，任你插翼也难逃！”

小老鼠难敌大导演

老鼠当然不是傻瓜，小眼睛朝洞外一瞧，好嘛，一九七八年度的全世界五大导演之一正在洞外虎视眈眈，再看椅子下的夹子、台子底下的笼子、笼子后边的一碗水，加上洞口其味难闻的耗子药，阵势还真是犀利无比！好家伙，《龙门客栈》曹公公白鹰的由地下飞身上树，《侠女》老和尚乔宏的由天上飘然下降，都是胡导演亲自度招儿教出来的，小小的老鼠，哪里会放在大导演的大眼睛里。不用说，耗子也心知肚明，于是来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任你用哪个影展的名义来邀我，都一律谢绝参加。大导演与小老鼠各显神通，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你百般地诱敌骂阵，我千样地免战高悬。人鼠双方，一直耗到丑末寅出，日转扶桑了，还不分胜负呢！不过时间一久，耗子药熏得小老鼠口干舌燥，无可奈何地趁大导演一个不留神，“吱”的一声窜出洞口，直奔那碗水而去，哈！“鱼见食而不见钩”，此之谓也。耗子是看见碗没有看见笼子，碗在笼子后边，想喝水是必经之路，一经笼子可就有进无出了，于是小老鼠终于陷入了大导演的铜网阵！

等大功告成，天才蒙蒙亮，胡导演挨着门儿把全体演职员敲醒了，让大家看着一夜的成绩和老鼠的下场。小胖子吴明才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本来胡导演经常教导他们这些后生晚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所以他壮着胆子向前问道：“胡叔叔，晚生有一事不明白，想向你请教一二。”

“说，别拽文！”

“有一奇事，我认为比《山中传奇》还奇：老鼠这么一丁点儿小，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老鼠’呢？‘老’在什么地方呢？你是世界五大导演之一，他们却叫你‘小’胡，你又‘小’在何处呢？”

小胡答得倒也满干脆，朝小胖儿的脸上“啪”地就是一巴掌，打得吴明才双眼直冒金星儿！

有24小时我和小胡一块儿吃晚饭，问起他等太阳的原因，同时也告诉他我的看法：反正已经惊官动府地来了，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加上零用钱、器材租金以及交通费，不管改期不改期都一样要付钱，为什么不每天把队拉到外景场地去等太阳呢？拍一个镜头够本，拍两个赚的，何乐而不为呢？小胡当然也有他的理由：“货车、巴士不开车，油钱不算哪！

“就为了省几个油钱？”

“拍的是深山野谷里的红叶啊，没有大太阳颜色不漂亮啊！说也白说，好多人不明白。真！皇上不急急死太监，花的是我的钱嘛，他们急什么，真是狗拿耗子！”

得，我成了狗啦！没关系，老哥儿们了，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过得着，想想我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三十三岁那年，在亚洲影展得了《貂蝉》的导演奖，三十四岁又以《江山美人》得了亚洲影片奖，三十五岁再以《后门》得了影片奖，好嘛，差点连我的老祖宗李逵姓什么都忘了，走起路来脚都发飘，眼睛看人都是两影儿，经常分不出南北西东。那年带着四十几个演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