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博物馆的中国藏品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敦煌艺术。1900年，在中国西北的敦煌，一个堆满了古代文物的小型石窟被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了，这个洞窟后来称为藏经洞，里面有数万件经籍文书，还有大量的丝织品、绘画等。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当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王道士便偷偷把这些经卷拿来到处送人，或者换一点钱财。这时，受英国支持的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正在中国新疆一带大肆盗掘文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了古代文书，就于1907年5月专程赶到敦煌莫高窟，通过与王道士讨价还价，给了王道士一点钱，就掠走敦煌文书一万多件，敦煌绢画(包括布帛画、幡等)艺术品数百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一批古本。敦煌珍贵文物被带回英国后，敦煌文献主要存放于英国图书馆，而绢画等艺术品则存放于英国博物馆。这些绢本和纸本绘画时代为唐、五代至宋代，有的还有明确的文字题记，记录了绘画的年代，其内容多为佛教的经变画、故事画以及单体的佛、菩萨、天王等形象。中国传世本绘画中，已经很难找到唐、五代的真迹，而在包括故宫在内的一些博物馆所藏的被认为是唐或五代的绘画中，往往真假参半，较多的还是后代临摹、仿制之作，这些都给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敦煌绘画的发现，提供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唐、五代、宋代绘画最真实的标本，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的树下说法图，表现佛在树下说法，弟子、菩萨们侍立于两侧，佛、菩萨等形象庄重而富有个性，而画面上鲜艳的色彩，更是我们在传世的所谓卷轴画中很难见到的，这些人物面部的色彩晕染表现出印度式的“凹凸法”遗风，说明唐代的绘画很重视色彩的表现。人物身体比例适中，众多人物在画面上的布局，都体现着画家的艺术水平。

敦煌发现的唐代《引路菩萨》绢画有好几幅，大体是表现人死后，由菩萨引路走向天国的情景。雍容华贵的观音菩萨一手持莲花和幡，一手持香炉，双足踏莲花，缓缓地行走在云中，身后一世俗妇女头梳高髻，身着华丽的服装，双手笼于袖中紧跟在后。在画面的左上方画出彩云中的楼阁，象征着净土世界。这样的引路菩萨，在唐代应该是很流行的，有时画家可以先画出菩萨的形象，然后根据死者身份的不同，再画出跟随菩萨的人物形象。

还有几幅小型的敦煌绢画精品，也是令人着迷的。一幅是《佛传》残卷，归初可能是经变的一部分，按唐代的经变，中央是表现佛说法的场面，主要以佛国世界的宫殿建筑为主，两侧以条幅的形式表现相关的故事。这件佛传故事可能就是一幅大画侧边的条幅，现存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了，有三个场面，上部是悉达太子骑马逾城以后，向山中而去，将白马交付给他的马夫犍陟带回，表明他要出家的决心。第二个画面是悉达太子剃发为僧的情景，有五人跪在跟前，表现的是最初的五个弟子。最下面有一部分已残破了，表现释迦牟尼在山中苦修的场面。他的头上都被鸟筑成了鸟巢，表明修行时间之久和用心之专注。这些画面中，人物穿的是中国式的服装，而最有价值的是，背景是以青绿山水来表现的，使我们了解了唐代山水画的真实面貌。画史中记载唐代画家李思训擅长于青绿山水画，实际上就是着色的山水，因为五代以后水墨山水画流行起来，并渐渐成为山水画的主流，过去那种有色彩的山水画就比较少见了，如果有就称为“著色山水”，或者称“青绿山水”，因为山水画中较多使用的是蓝(青)色和绿色。

宋代以后，唐人画的那种青绿山水逐渐失传，宋元时期虽然仍有不少画家尝试着画青绿山水，但与唐人的不同，是后人想象出来的青绿山水。所以，当我们看到唐人真迹时，才知道原来宋代以后的画家们已经不太懂得唐人的青绿山水了。这幅唐代的佛传图中，不仅用青绿色画山水，其中也可看出水墨的一些笔法，说明是盛唐后水墨山水已经出现之后的产物。一幅金刚力士像残片，以粗犷的笔法，夸张地表现力士睁圆眼睛，张口大呼的神情，半裸的身体，突出地表现出肌肉的张力。尤其是表现身体不同部位所用的线描，富有质感，天王半裸的身躯，以色彩辅助晕染出肌肉的立体感，体现出形神兼备的精神。

绢画《行道天王图》，表现天王及眷属行进在大海碧波之上，威风凛凛的天王左手前伸，在手上冒出的彩云上部托着宝塔，右手持长戟，戟梢上挂着幡。天王身上的铠甲和足上的鞋子有贴金，显得华丽无比，天王前面一个天女双手托花面向天王。托宝塔的天王一般是毗沙门(北方)天王，这幅画表现的是天王信仰。敦煌绢画的内容大多与敦煌石窟壁画的内容相关，那些经变画、故事画也同样是壁画中所常见的。但有一些是在法会时作为画幡使用，或者还有别的功能是壁画中没有的，这些又成为敦煌壁画的补充，而且绢画因为质地与壁画不同，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绘画的特点，又是一个补充。

此外，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还有一些纸本的白描画也十分精彩，一幅唐代高僧像白描图，表现了正在禅修的高僧形象，联系起敦煌壁画中的高僧像，或许，这幅画就是当时画家的底稿。还有一幅胡人牵驼的白描，看来是绘画练习之作，但寥寥数笔，就刻画出人物与骆驼的神态，反映了画家还是颇有功底的。这幅白描画中还有不少与此画无关的字迹，从正反两个方向写的，内容重复，还出现了“大宋乾德四年(公元966 年)”“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等字样，曹元忠正是五代到北宋期间的归义军节度使，管辖敦煌(沙州)和瓜州一带的统治者。对于这件作品，一说为唐代绘画，宋代用来练习毛笔字。也有可能相反，先用来练习写字，后来就用来练习绘画。因为这幅画也是一个练习的画稿，并非完善了的作品。若是在写过字的废纸上练习画画的，那么，这幅画肯定是宋代的了。

在展厅内最吸引人的还有一件唐代巨幅刺绣《灵鹫山说法图》，这也是斯坦因当年从敦煌藏经洞掠走之物。这是一幅高241 厘米，宽约150 厘米的刺绣作品。释迦牟尼佛背靠着山岩而立，两侧是二弟子二菩萨像，上部有二飞天，下部右侧为男供养人数身，左侧为女供养人。从供养人的服装来看，大约是唐前期的形式，有关研究者推测时代为7世纪下半叶到8 世纪初，估计不会晚到8 世纪的。作为一件古代刺绣作品，这可说是十分难得的巨作了，在中国纺织刺绣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作为美术品，它所包含的图像意义以及各种宗教的历史的内涵，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由于英国博物馆东方部的负责人司美茵女士的帮助，我们得以进入收藏敦煌绘画品的库房参观，了解到敦煌的绘画品不仅有大量的幡画和大型经变画、故事画等，还有各种形式的纸本绘画，有些像连环画一样的小册子，有些线描可能是壁画的底稿。

我们还看到了古代绘画用的粉本，所谓粉本，是画家们用的一种画稿，沿着线描的位置刺孔，然后用这个有孔的画稿复制在墙壁或者复制在另一张纸上，沿有孔的地方扑上有颜色的粉，这些粉透过孔眼落到墙上或者另一张纸上，形成一个个点，画家就根据这些点连成线，就可看到完整的形象了。在没有复写纸和复印条件的古代，画家们就是通过粉本把纸上设计好的图像“复印”到墙上的。而在过去，我们仅仅是从文献上知道古代有粉本，粉本到底是什么样子，则没有谁见过。敦煌文物的发现，才使我们得见真正的唐代(或五代)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