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文艺复兴时代气息

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九三八年十月，百里先生病逝广西宜山，我曾写了一篇悼念文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我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期的苏醒气息——朝气中，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我觉得清末戊戌、辛亥以迄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近。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替后世的飞行设计，构了许多幻想图，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样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在那时代还是很多，如米克兰哲罗，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剖解这些专门技术的。)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写了那段文章，后来读了张宗祥先生的纪念文。(张先生和百里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为青年时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说起：百里先生在甲午前除了习制艺八比，喜欢历史及小说。他曾劝张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诩诩以文素臣自居。张氏觉得文素臣贪多务能，不合他的理想。张氏又说：“百里此后政治、哲理、外交、美术，靡不研讨。不徒以兵学擅长，则少年时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说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阴夏二铭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扺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殒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百里先生，于我当然是师辈，因为查猛济兄和我都是单师的门徒。查兄和百里先生又是内亲。因此，我在上海就见过这位风云的前辈。有24小时，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二月五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五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及时场反攻是从二月五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无端急景凋年夜，到处低徊遇古人。瓶里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来芬。雄狮伤后威犹在，白马归来画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梦到新正。”这一首诗，百里先生自注：“闻孙(即张宗祥)要我写字，即录丁丑除夕在巴黎柏林间所感，装些外国古董给他看。”甘必大，法国元帅，他的心，还在瓶中供养着。史来芬(今译施里芬)，德国军事学家，墓前无人扫除，乱草纵横，墓铸一狮，受伤倦卧。“白马”句，系指法国名画家画拿翁(即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汉口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文章，真是轰动一时。稍微知道内幕的，都明白这是蒋百里先生的手笔。在一切宣传文字中，这是有内容，出于冷静观察，而以真挚感情来表达的杰出之作。

百里先生把这故事托之于一段神话，说：“上一年冬间，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就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吧。’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这一段，托之于夜遇仙翁，说得很有趣。

百里先生这篇文章，是借着莎士比亚的“汉姆来特”(今译哈姆雷特，下同)来着笔的。他说：“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汉姆来特更悲惨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依我们看法，他是懂得辩证发展的规律的，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他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这些话到今天看来，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

远见

百里先生逝世时，黄任之(炎培)先生挽联中说：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这就把他的才学抱负都说出来了。当时，邵力子先生也括取蒋氏的《国防论》、《日本人》二书精义，写了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蒋百里一生，最关心国家命运，他虽是将帅门生遍天下，却是李广数奇，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而念念不忘“国防”与“抗敌”，看得非常远，非常细密。当时，张仲老(一麐)曾对我们说起一件事：那时，他和梁漱溟先生都在重庆。(漱溟尊翁梁巨川先生和仲老是乙酉同年。)看报得百里病殁宜山噩讯，漱溟失声长叹。仲老问了缘由，漱溟说：“我五年前在邹平(山东)，得百里先生电云将特地过访，覆到即行。漱溟素未识蒋，但闻其名，即覆电专诚相晤。百里如期至，乃适漱溟夫人病危弥留，无暇招待，百里参观后，不暇深谈。未几相遇于青岛，百里问我：‘君知我前至邹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也。’乃曰：‘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之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于乡村。始吾所以专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不哀痛吗？”仲老说：“中国本少参谋人才，而若百里之学识，尤为军人中所绝无仅有的，这是朋友们所共同承认的。”

中日战争前夕，百里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诸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从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国的心脏，中国的乌克兰。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百里和实业部专员讨论炼钢计划说：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的马鞍山，大冶的铁和安徽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发生对外战争，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炼钢厂应该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质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张向美大量购买柴油(那时油价比自来水稍贵)，而设储油池于庐山、衡山及武陵山脉川湘边境。(油池设在山洞中，以防敌机轰炸。)他说中日战争发生，大本营应设在芷江、洪江一带，那一地区有森林，有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乃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设在昆明。)在“七七事变”前一年，他能作出这样的军事设计，可说是远见了。

第二章李广数奇

汉代大史家司马迁，写了许多篇出色的传记，其中最出色的一篇，便是“李广列传”。李广原是他的至亲，一生立了那么多战功，可是命运不济，一生终无封侯之望。有一回，他和“望气”(相命家)闲谈，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相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且固命也！”百里先生，他是不相信命运的。但他一生怀才不遇，朋友们都有李广数奇之叹。

百里先生，日本士官第三期毕业生，和他同期的有蔡锷、、张澜(民盟主席)、许崇智、蒋尊簋，都是后来的知名之士。他和百器(即尊簋)，都是浙江人(百器，浙东诸暨人)。太炎先生许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他以步兵科及时名毕业，天皇赐刀褒奖，日本人引为了不得的光荣。①(他和日本军人荒木贞夫、小矶国昭，都是同期同学。)他回国后，由于他的老师陈仲恕的推荐，到东北入赵尔巽幕府，任督练公所(训练新军机构)的总参议(即参谋长)。那时，关外旧军首领，如张勋、，嫉忌新军，视百里如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百里默察情势，只留了三个月，便托词深造，向赵帅陈请，和宁调元、张孝准一同到德国去实习陆军了。(光绪三十二年，彰德观操后成行。)

在德国实习时期，百里在德国第七军任实习连长。那时的统帅正是兴登堡将军，军长马金生上将，都是一时名将。驻防伊堡司瓦德(Eberswalde)时，兴登堡特地召见这位年轻连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拿破仑生前曾经说过：东方就要产生伟大的将星了，看来就会应在你的身上吧！”百里年轻气壮，也颇以此自负。他的德语说得不怎么好，他念的德国诗，却铿锵有致，能达诗情，也可见他的文学修养。

一九一二年冬天，百里继任保定军校校长，在保定军史上是一件大事，在百里一生也是一件大事。有人以为百里是保定军校及时任校长，那是说错的。保定军校，成立于前清末年，荫昌将军所创办。首任校长赵理泰，系北洋派老军官，段祺瑞的亲信。年轻学生不满赵校长的腐败老朽，发生驱逐校长风潮。袁世凯便信了荫昌的话，任百里为校长。(荫氏为百里老师，那时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长。)可是，在“袁与段”“新与旧”的门户之见中，百里虽有整顿校风军风的决心，依旧一筹莫展，百里入京请款无着，曾迫而自杀。那一响枪声，振奋了保定员生的奋发精神。他担任校长的时期虽不久，却使保定军校学生，永远记住这的校长了。

在北洋军阀的末运，一九二六年前后，百里先做了吴佩孚的参谋长，接着又做了孙传芳的参谋长，都挽救不了日薄西山的终局。后来唐生智反蒋的运动，百里也参加幕后的活动。因此，他在南京，也经过一段时期的囚居生活。总之，他的军运永不亨通，一生只做幕僚长，而所帮助的又是走霉运的人物。说起来，可能和他所参与的研究系的政治命运有关，这也一言难尽的。

西安事变后，百里才和国民党有了进一步的关系，由“尊”而“亲”，由“亲”而“信”，蒋氏(介石)居然把自己兼任的陆军大学校长职位，让他来担任，好似他的库运已经走完了。哪知任职未数月，便在宜山病逝了，命矣夫！

太史公李广传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这话，倒可以作为百里先生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