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蒋到投蒋

在二次北伐成功以后，1928年7月，为了满足国人消弭战乱、埋头建设的强烈心声，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军。

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几大军头各有自己的小算盘，被裁减最厉害的自然是那些三不靠的队伍。第四军虽然暂时投靠了蒋，但非蒋的嫡系部队，因此被缩编成第四师，人员也从两万人压缩到不足万人。此举自然引起了张发奎、薛岳等人的极大不满，他们借着国内风起云涌的反蒋形势，也加入到了反蒋队伍中。

蒋桂战争爆发时，为了对付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势力，不得不起用已暂时下野的张发奎，令他重掌第四师(第四军)。桂系势力退出湖北以后，张发奎率部驻扎于宜昌、沙市一带，当时及改组派已经决定从事武力反蒋活动。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系陈公博等人所组织，奉汪为精神领袖，颇得一般党员的支持，曾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有力的反蒋狂潮。

对于张发奎部本来就不放心，如今他更风闻到一些张部不稳的消息。1929年9月初，蒋以贯彻编遣实施会议决议为名，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与新一师曹万顺部换防。9日，蒋致电刘峙，部署两师换防事宜。接下来，动作鬼鬼祟祟，可见其不无谋张之心。

张发奎拒不从命，他一面派出使者与广西的新主席俞作柏接触，密谋间道湖南入广西，与俞作柏会攻广东，在广东东山再起；一面派人与接触，请汪从中斡旋，动员俞作柏反蒋。

当张发奎南进途中，便派出薛岳到南宁，与俞作柏密洽，望广西方面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一番新局面。双方很快取得默契，但俞作柏还有些犹豫。俞作柏考虑到自己当时接管广西才三个月，根基不稳，而且一切尚未部署就绪，仓促起事必然冒险。

可是，薛岳的催迫和的压迫，促使俞作柏很快表态。然而俞作柏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的军事及银弹攻势下，俞作柏很快垮台，趁乱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又重新控制住了局面。

基于共同的反蒋立场，张发奎不得不采取与桂系合作的手段，组成桂张联军以壮大声势。当时全国的反蒋势力此起彼伏，但拥蒋势力也不容小觑，其中桂张联军的劲敌便是以粤省主席陈铭枢及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代表的拥蒋派。

经过此前的蒋桂战争，桂系实力已严重下降，而且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广东及湖南两个方向的威胁；张发奎部长久流动作战，早已残破不堪，而且不过万余人，因此桂张联军在及时次粤桂战争中败北。此战系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指挥，在激战中，张发奎眼见中央军三个师已经加入战斗，他又得悉蔡廷锴所部正准备前来偷袭，觉得“即使我们能攻入广州，最终也会被消灭”，因此他突然下令撤退，导致全盘失利。

经此惨败，张军的战斗部队仅余五六千人(原为七千余人)，张发奎不得不将第四军缩编为三个团，分别由三个老同学吴奇伟、薛岳、韩汉英指挥。

1930年5月，阎锡山联络冯玉祥、李宗仁等共同举起反蒋大旗，“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桂张联军决定倾巢而出，配合冯玉祥部拿下武汉。桂张联军兵分前后两路，当联军前锋已经到达湖南岳阳并接近湖北时，对于北上不情不愿的黄绍竑拖拖拉拉，结果导致他所率领的后队被粤军堵在了衡阳，粤军主力系原第四军名将蒋光鼐、蔡廷锴所指挥的两个师，即后来的抗战劲旅第十九路军前身。

李宗仁等不顾白崇禧的反对，毅然决定回师衡阳，待击破粤军后再合力北上。此次粤桂之战系生死之战，“小诸葛”白崇禧决定打一场有进无退的决死战，以打破眼前的巨大困局。可是由于桂张联军缺乏重武器，粤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防守，终于导致兵力上只占微弱优势的联军的惨败——整整十四年后，日军也在衡阳遭遇了一次真正的挫折。

桂张军连同部分湘军有五六万人，经此衡阳血战，联军伤亡达三万三千余人，可谓已经过半，乃至导致军心崩溃(一般而言，伤亡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导致士气瓦解)。黄绍竑后来向求和，而表现最直接的则是薛岳——第四军仅剩下千余人，就在联军向广西境内撤退时，“薛岳在愤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支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

薛岳大概同黄绍竑一样，惨败不是导致他对于前途绝望，而是对于内战产生了厌恶之情，对于共产党乘机壮大产生了危机感，以致借机发泄出来。中原大战期间，红军曾经攻陷了长沙，这令黄绍竑触动很深。

见兄弟拆台，无奈的张发奎只好向李宗仁请求散伙，但坚决反蒋的李、白还需要第四军及的金字招牌，在为第四军补充了六千战斗人员后，张军重新组成了吴奇伟第十师和薛岳第十二师，分别驻扎于柳州、柳城两处；待训练了两个多月后，张军即又恢复了战斗力。

在随后的南宁之役中，桂张联军与前来浑水摸鱼的滇军(龙云部)又展开了一场激战，滇军由于当年蔡锷等人打下的坚实基础，因此战斗力也不容小觑。尽管薛岳、吴奇伟在此战中都负了伤，但由于小诸葛的绝妙指挥，经三天鏖战，滇军被击退——此战被白崇禧视为平生最得意之笔！

在此战中，吴奇伟也有精彩表现：当时他正吃着鸡腿，突然滇军来袭，吴奇伟临危不惧，竟用鸡腿指挥部队反击，终于稳住了形势。事后白崇禧还特意对吴开玩笑道：“滇军用的指挥刀是鸦片烟枪，你用的指挥刀是鸡腿，将来在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

此战后，脚部负伤的薛岳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以便于调养。薛岳在呈文中表示：“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恳请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930年12月，经李宗仁等同意，吴奇伟的第十师并入了薛岳的第十二师。

薛岳本人则调任柳州军官学校副校长，这明显是个闲差。

薛岳在柳州军校待了没几天，他眼见广西内部各种关系、各种矛盾复杂多变，自己寄人篱下，失望之余，难免要思谋新的出路。

据张发奎交代，李宗仁待自己不薄，但是白崇禧却以阴险狡诈出名，而且他是桂系的灵魂人物，军事上负总责。张发奎也有寄人篱下之感，也不愿在广西久待；薛岳本不是第四军的元老，一山难容二虎，他也不愿长久屈居张发奎之下，因此去意更为坚决。

1931年2月28日，扣押了国民党重要元老胡汉民，由此引爆了宁粤之争。为了共同对付，陈济棠便与桂、张达成了和解。眼见内战烽火再起，薛岳生怕再次无端卷入，于是在5月辞去职务前往香港九龙，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闲卧东山、伺机再起的寓公生活。其间，薛岳曾打算前往德国留学，如果他真的有幸在德国学习几年的军事，其指挥艺术定然有长足长进(张治中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日渐意识到了内战的可悲，渐渐捐弃前嫌。不过在国民党看来，中共是受苏俄指挥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最主要对象。甚至部分日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打内仗不好。‘战胜异国为荣，残杀同胞为辱’，只有讨伐共产党就不同了，因为共产党是听苏联指挥的，打共产党就等于对外作战，战胜异国。”

黄绍竑已经投靠了，成为一方大员(不与桂系为敌)。此时的薛岳也已经看明白，虽然有种种不足，但毕竟是中国事实上的领袖，而且具有深厚的统治根基，既然无法推翻，欲报效国家、出人头地，也只能投到蒋的麾下了，何况自己当初本就是及时军的干将。

九一八事变导致了宁、粤的暂时和解，第四军也不能不另寻出路。张发奎率部投效中央，但是在蒋的挤对下，他不得不于1932年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可惜这段好好学习的机会张没有好好利用，可见这个人的天分和抱负，仅此而已。

此时的吴奇伟已经投靠了亲信爱将、“小委员长”陈诚，通过吴奇伟，“良禽择木而栖”的薛岳渐渐地搭上了陈诚这条线。当然陈诚精神上的导师是邓演达，而邓演达又是邓铿事业的继承人，大概也出于这层关系，陈诚与薛岳才较为亲近吧。陈诚忠义、廉洁、强势，他的夫人还是宋美龄的干女儿，陈氏是选定的半个接班人，可惜此人的军事才能不如政治才能。

陈诚曾任蒋嫡系部队第十一(土)师师长和第十八(木)军军长，凭借这两支基本武力，陈诚逐渐在蒋的嫡系部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土木系”(与何应钦系分庭抗礼)；自薛岳加盟陈诚系以后，土木系自然又多了一员难得的干将，而且由于陈、薛二人互相欣赏，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薛岳后来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离不开陈诚对他的鼎力支持。

不过，的内外观念、亲疏观念、地域观念非常浓厚，薛岳作为一个广东人、一个曾经积极反蒋的人，要获得的重用，仅仅依靠陈诚的推荐还不够。

这里还需要从薛岳的婚姻说起。薛岳前后共有三位妻子：及时位是在家乡娶的朱氏，无子嗣，后死于台湾；第二位妻子为方少文，其父曾任乐昌县长，方少文学识突出，曾给薛岳做秘书，后嫁与薛岳，生二男三女；第三位妻子谭幸申是方少文死后、薛岳到台湾后所娶，生二男，谭氏病逝于1994年，享年六十八岁。

据薛岳的侄子交代，薛岳的夫人方少文系海南文昌人，由于这层同乡关系，她得以与蒋夫人宋美龄成为拜把姐妹，如此一来，薛岳不仅获得蒋的重用，而且当薛、蒋闹矛盾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夫人路线将之化解。与之类似的是，卫立煌的夫人朱韵珩曾留学美国，她与宋美龄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通过“夫人路线”，卫立煌一度获得蒋的信任和重用。而且方少文与朱韵珩一样，两个人都死得很早，朱死于1939年，方死于1947年，自贤内助死后，薛、卫二人的受宠程度皆直线下降。

1933年5月，薛岳应之召，前往江西参与“剿共”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