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起点的案件发生在1983年8月12日。加州曼哈顿岛海滩的朱迪 约翰逊(Judy Johnson)报警说，她两岁半的儿子屁股疼痛。她怀疑一个幼儿园教师雷 巴奇(Ray Buckey)可能欺负了他。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对虐待儿童案件进行报道和调查，所以大家对这一起诉非常重视——而且指控越来越严重。到1984年2月的时候，约翰逊告诉警察，不仅二十五岁的教师鸡奸她的儿子，而且他的同事们也将剪刀插进男孩的眼睛里，用订书机钉他的耳朵、乳头和舌头。此外，还发生了更奇怪的事。尽管教师们看起来都是受尊敬的基督教徒和相信科学的人，但他们却把她儿子带到一个点满黑蜡烛的教堂里。在那里，巴奇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弹着钢琴，约翰逊的儿子被强迫把他被割破的手指插入一只山羊的肛门里。巴奇的母亲佩姬 麦克马丁(Peggy McMartin)以一个婴孩作为祭品，烧了他的脑袋，给约翰逊的儿子饮血。然后约翰逊的儿子被关在密封的棺材里。148

约翰逊曾因酒精中毒而精神异常，她的儿子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伤痕，她的话听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官方并没有怀疑她，而是一开始就假定她是对的。麦克马丁幼儿园是由雷 巴奇的祖母弗吉尼亚 麦克马丁(Virginia McMartin)于三十年前建立的。警方进入幼儿园搜查，巴奇本人在1983年12月7日被逮捕。因为缺乏证据，他被迅速释放。但是警察在24小时之后，给所有的两百个过去和现在的麦克马丁幼儿园学生的家长写了信，想获得进一步的信息。特别是，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人看到巴奇绑架别人，有没有人曾被他爱抚、被迫，或者被他鸡奸过。149

之前，这些家长从未听说过有学生在幼儿园里遭到性侵犯，可想而知，这些家长们陷入了怎样的混乱。警察劝他们联系国际儿童协会——这个协会专门致力于儿童创伤工作——说它的负责人基 麦克法兰(Kee MacFarlane)将会帮助他们。基 麦克法兰尽管致力于保护被侮辱的孩子们，也曾经因此而受到过一些奖励，但她并不具有专业资格，150结果不可避免地让这起事件在随后成为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麦克法兰支持一种尖端治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孩子不会对虐待撒谎；她还发展了一整套非正规的访谈技巧，包括不协调的衣服、不合常规的语言、带有逼真性器官的玩偶等。151按照警方的指令，她现在开始运用这一方法来搜集证据。正像纠问式法官曾将他们对撒旦阴茎的直觉转化为与恶魔集会的证据一样，她和侦查人员仅仅依靠理论和热情来拼凑案件的真相。

他们用黑色的玩偶代表教师，白色的玩偶代表其他人，鼓励孩子们将玩偶放在胸部、阴茎、阴道等可能发生过什么的地方。152他们建议孩子通过殴打代表雷 巴奇的玩偶，以发泄自己的愤怒。麦克法兰利用像美洲鳄先生(Mr Alligator)和小精灵(PacMan)这样的故事人物，告诉儿童现在可以安全地讲出真相——或者如她所说，揭露出他们“令人厌恶的秘密”153——因为“所有的妈妈和爸爸”都已经知道他们那些“暗中触摸的游戏”了。她补充说，父母们对于那些对她诚实的孩子非常满意。每一个讲出受侮辱的回忆的孩子都获得称赞和拥抱。而对于那些没有给予回答的孩子，她说，尽管国家必须相信他们，但是他们真是太健忘太没用，她至少对一个孩子说过“笨蛋”。154

尽管在接受麦克法兰访谈之前，这些孩子都没提到遭受性虐待的事155，但不久许多孩子就改变了说法。当他们摆弄这些玩偶的生殖器时，一些孩子回忆起活跃的性行为，被某个物体插入。在麦克法兰的热情鼓励下，一些孩子补充说，这些骚扰出现在充满泛光灯、摄影用伞的工作室里。其他人描述他们教室下面的地道和秘密的暗室，说老师将他们从那儿赶到洗车场、动物园、机舱和热气球里来骚扰。有一个孩子则说，被冲到幼儿园的马桶里，在下水道里被实施一次性侵害，之后才被洗干净及时回家。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回忆起与性相关的邪恶仪式。一些人看到雷 巴奇穿着一件红袍，其他人则被迫观看像是马和仓鼠这样的生物被宰杀。一个男孩回忆起，巴奇为学生们提供刀子和针管，让他们在课堂上杀死兽类。教师们还带着孩子们到当地一个由牧师和修女看管的墓园里，强迫他们用镐、铲和滑车挖掘尸体。156到了1984年3月，麦克法兰访问了大约四百个孩子，她的结论像大家预期的一样可怕。她忧虑地说，除了三十一个孩子以外，其他孩子都被一群邪恶的幼儿园教师实施了性侵害。157

她的一个同事勉强证实了她的这一发现。顾问儿科医生阿斯特丽德 赫格尔(Astrid Heger)博士运用近期发明的设备来拍摄一百五十个孩子的生殖器，经过检测，她发现在五分之四的孩子身上有“符合”遭受试图鸡奸或者鸡奸的迹象。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例，尽管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未曾实施研究，来确定何谓“不符合”遭受试图鸡奸及鸡奸的迹象。158在三个世纪之后，魔鬼的乳头被重新发现了。

调查人员艰苦地寻找其他证据。警长办公室雇用考古学家来探查学校的地基，看是否有地道和屠杀仪式的迹象，但他们只挖掘出一些龟壳碎片和鸡骨头159，随后的分析结论没有揭示出屠杀、仪式和其他的痕迹。FBI侦查员仔细阅读了所有儿童色情书刊，希望发现麦克马丁的照片160，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工夫。能够有助于起诉的材料是从巴奇的房子里搜到的证物——这些证据的价值不大。被扣押的证物包括一些《花花公子》杂志、一件毕业典礼的礼服(被描述为恶魔的袍子)、一只橡皮鸭子——它之所以被扣押，是因为它表明巴奇“对孩子感兴趣”。161

然而，一股骇人的毁灭力量正在运转，现在单凭这股势头就可让它继续下去。洛杉矶KABC第七频道进行了系列报道，整版的报纸广告展示了一个只剩下一只眼睛的泰迪熊玩具162，这一切都在警告市民，邪恶的麦克马丁在作恶。检察官罗伯特 费里伯森(Robert Philibosian)在积极寻求连任，他在电视上露面，向人们保障他破获了美国有史以来较大的儿童色情集团。163洛杉矶人的回应是，在汽车保险杠上贴上标语“我相信孩子”。164雷 巴奇和其他六位老师，包括他的姐姐、母亲和七十九岁的祖母，全部在1984年3月被指控进行了一百多次性侵犯。这个数目不久就成倍增加了。165

预审听证程序在8月开始。这种法官主持的听审会是加州特有的，目的是避免轻率的指控，但是在麦克法兰案件中，这个程序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在十九个月之后，预审听证程序结束。这是在加州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预审听证。因为起诉理由不足，检方撤销了对五名被告的指控。但是，雷 巴奇和他的母亲需要等待审判。尽管佩姬 麦克马丁在一年半的羁押之后最终被获准保释，但是她的儿子被拒绝保释。公开的听审像往常一样，只是加剧了旁观者的热情，而不是驱散这种热情。电话民意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五个被释放的被告人逃避了司法审判。一个家长认为，他们可能逃避不了多久。罗伯特 柯里(Robert Currie)说：“他们好还是接受审判，否则，我认为他们活不了多久。”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被调查者认为，雷 巴奇和佩姬 麦克马丁是有罪的。166

这场审判在1987年开始，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它是美国及时次被电视转播的审判，也是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充满法庭闹剧的州里所上演的最可悲的审判。在开庭之前，朱迪 约翰逊死于肝功能衰竭，审判法官认为她的儿子心理失常而不适宜作证167，结果这一案件依靠麦克法兰精心挑选的十四个孩子的证言，她认为他们的证言最可能给陪审员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孩子中，仅有十个小孩最终出庭作证。十一岁的亚瑟回忆说，他看到雷 巴奇在牧场用棒球棍徒手杀死了一匹马。168另外一个是十三岁的彼力，他看到他的老师用弯刀将一匹小马切成碎片。彼力也记得，有一次雷 巴奇在圣克劳斯的主教教堂里供奉了一只野兔作为祭品，当时，他被蒙着眼睛、唱着圣歌，被因核辐射而突变的异形人猥亵。169

检察官雷尔 鲁宾(Lael Rubin)用赫格尔医生无意义的医学发现和巴奇住宅的扣押品作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包括橡皮鸭子。170她还用一个惯犯乔治 弗里曼(George Freeman)的证言作为根据。乔治 弗里曼宣誓说，他和巴奇关在一个牢房时，巴奇告诉他自己有屠宰牲畜和仪式化鸡奸的倾向。结果发现，弗里曼是在州检察官的要求之下，被放入巴奇囚室内的。弗里曼在此之前曾告发过六名同监犯人。他有九个成立的重罪罪名，以及一个未决的谋杀指控。在此之前，他还犯过至少三次伪证罪。171

被告们疲倦而愤怒地证明自己的无罪，同时，他们的律师也尽力反驳可能确认的起诉案件的方方面面。有人声称巴奇用拳头殴打马匹，但该牧场的主人告诉陪审员，在最近三年内，没有一匹阿拉伯牧马死亡。172圣克劳斯主教教堂的记账员作证称，她从未看到过教堂的祭坛上有血迹。教堂的牧师则否认有穿着带头巾的长袍的核辐射突变异形人进入教堂。他解释，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教堂里，如果他要离开，都会确定把门锁好。173

1990年1月，陪审团裁定，佩姬 麦克马丁无罪，她儿子的六十五项指控罪名中除了十三项以外均不成立。至于剩下的十三项指控罪名，陪审团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大多数陪审员解释说，尽管他们认为一些孩子可能被侵犯，但他们并不确定雷 巴奇是否应负责任，而且他们发现麦克法兰的访问是带有偏见的。174经过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审判后，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公正的。175但是，罗伯特 费里伯森的继任者洛杉矶检察官艾拉 赖纳(Ira Reiner)正在竞选州检察总长，他的办公室于是宣布，将重审本案。第二个陪审团再次陷入僵局，强烈倾向于无罪释放被告，州检察官办公室决定放弃。至此，该诉讼花掉的费用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麦克马丁家族已经一贫如洗，雷 巴奇被羁押了五年。176但是,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仍然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巴奇就是无罪的。”177

在麦克马丁案中，恶魔崇拜和性侵害的这种联结，其来源很难加以确定。1986年，作为家长的罗伯特 柯里放言被释放的五名被告活不了，后来他声称发现了其中的关联。178其他人则追溯到1980年的一本畅销书《米歇尔的回忆》(Michelle Remembers)。该书的作者米歇尔通过治疗师(该书的合作作者，作者未来的丈夫)的帮助，回忆自己遭到施魔法者乃至撒旦攻击的经历。该书令人回想起海因里希 克雷默和皮埃尔 德 朗克雷的著作，而这暗示了，这个源头甚至更久远。但是，无论它的来源是哪里，它确实牵动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惧。

在1983年12月雷 巴奇被捕后的数月中，明尼苏达州(Minnesota)乔丹(Jordan)地区的警察就把单纯的性侵害案件变成了对撒旦崇拜的调查案件，不久，二十四人被指控举行性侵害的仪式。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认为，其中二十三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179，但是，这次逮捕标志着这个国家危机的开始。1984年12月，麦克法兰警告国会委员会说，美国正面临“难以想象的以儿童为对象的犯罪网络”。1801985年5月，美国广播公司(ABC)在收视率很高的《20/20》节目中，展示麦克马丁“恐怖的性房子”。181来自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地区的警察官员，则满怀希望地在夏至日挖掘一个垃圾场，据说那里埋葬着许多死去的孩童，但结果是徒劳的。由社工、原教旨主义者、搜查邪教的警察组成的非正式联盟，开始在全美国宣传反撒旦的福音。1821988年12月，帕特里夏 普林(Patricia Pulling)——她特别关注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估计美国有三万撒旦崇拜者，其中有许多为社会高层人士，而在六个月前她曾估计这类人约有三十万。183有趣的是，这两个数字与16世纪法国亨利 博盖推测的法国巫师数量，恰好是同样的。184

儿童谈到怪兽和巫师时，不能排除他们曾经遭受性侵害的可能，甚至可以拿来证明性侵害现象。尽管官方调查显示，在一些案例中，罪犯利用神秘的仪式来吓唬儿童，使他们不敢讲出真相，但是，没有人发现直接与神秘对象相关的性侵害证据。185尽管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被指控吃人，进行仪式性屠杀，但是，在对抗式审判之后，这些都未曾构成定罪的基础。186

在这类案件中，有一个人认罪，但他声言确有恶魔性侵害的供述简直是要多无力有多无力。1988年，华盛顿州的警官、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保罗 英格拉姆斯(Paul Ingrams)被他的两个女儿指控实施性侵犯。他不久承认了犯罪——还自愿承认了其他几起。在牧师的说教鼓励之下，他开始回忆起身穿长袍的魔鬼信徒及动物献祭的景象。他的女儿补充说，在一场杀婴的仪式中，她们被强暴，身体被按在地上，被山羊的阴茎插入。英格拉姆斯撤回认罪答辩，他说他对那些罪行并不是真的有印象，只是由于担心撒旦已将相关记忆从他的大脑中抹去，所以才承认了。而他女儿对性侵犯的记忆，只不过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信仰治疗师告诉她们的。对两个人的身体检查没有显示相关的伤害，对一个所谓的魔鬼墓地的挖掘,也仅仅发现一块麋鹿的骨头。尽管许多熟悉这个案件的人——包括一名作为检方证人的异教专家——都认为英格拉姆斯和他的起诉者们在幻想，但上诉法院不允许他撤回认罪答辩。187英格拉姆斯在服刑十四年之后于2003年4月才被假释。

任何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魔鬼恐慌是美国独有现象的人，都是错误的。1989年，起诉巫术的风潮同样席卷了英国。当传闻四起，保护儿童的研讨会越来越多时，类似的案件也在其他英语语系国家出现过。188每个地方关于魔法的指控，都和对雷 巴奇的指控一样没有得到证实。在互联网上的搜索显示，即使到现今，也不只是美国的检察官和上诉法官担心邪恶性侵害者会降临到地球上。只有刑事司法程序提供的脆弱的保护措施在捍卫着疆界，将这种恐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每个人都知道猎巫行动是“非理性的”，但是，从这种非理性中得到的教训，却常常会产生争议。1953年，亚瑟 米勒的《炼狱》在百老汇上演后引起的反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初次公演恰逢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担心逐步升级，这种恐慌是被约瑟夫 麦卡锡参议员和反美行动委员会所挑起的。人们立即意识到，米勒是拿17世纪的故事来类比20世纪。一些批评家抱怨这种比较徒有其表，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塞勒姆的术士并不存在，美国的共产党员却是的确存在着的。189

就这种反对意见并不仅是针对米勒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进行的投机取巧式的攻击而言，它瞄错了对象。早期猎巫行动的关键本质，不在于他们把焦点集中于并不存在的邪恶上。它们的疯狂行为以及致命性之所以出现，是缘于它们所施加的惩罚是靠恐慌的力量来推动的。个人被传唤出庭来解释他们无法预防的重大事件，是因为他们好像是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人。证据的欠缺，成为强化调查而不是放弃调查的原因。

这种观念并不是特别针对巫术的，在冷战的头几年，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这种想法又复苏了。那些迫切想要指控共产主义者和恶魔性侵害者的人，认为他们正在对付真正的犯罪，而且他们是出于最无懈可击的动机——或者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或者是出于对孩子们的保护——但是，他们正直的动机无法抑制非理性，反而让非理性的因素增加了。对现代起诉程序本质上的理性抱有信心，反而让人对刑事司法的另一个侧面熟视无睹。这个侧面与对象的真实和确凿的事实没有关联： 不是无罪推定，而是定罪的可能性刺激了刑事审判——而惩罚的欲望，隐藏在每个起诉的核心。

一场审判不是一部侦探小说。审判里只有一个嫌疑犯——对证明被告有罪的期待，在情感强度上通常远大于坚持他(她)可能无罪的正式主张。某种意义上，看到无罪裁决被做出是让人高兴的，但是，看到有罪的人受到处罚往往更让人感到兴奋。在任何备受瞩目的案件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或者感受到这一说法的证据。对于麦克马丁的指控，大众的普遍反应典型地说明了这一惯例。在人们歇斯底里的情绪中，《洛杉矶时报》1985年7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担心有罪的被告不用接受审判的人数，是担心无罪者承受审判危险的人数的三倍。190

人类发自内心的惩罚欲望究竟缘何而生，目前还不清楚。一位心理分析学者可能会认为，人类虽然压制违法者，但在潜意识里是认同违法者的欲望的191；那些关注案件审判的人并不关心被告人与自己的不同点，而较为关心如何惩罚那些自己与被告人令人恐惧的相似之处。这在直觉上听来好像是合理的，但很明显，抑制偏见是起诉活动在历史上的功能之一。起诉经常像一场祈雨舞蹈一样，它们仅仅运用声音和动作驱散怀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会更加清楚，某些仪式是在缺乏牺牲者的情形下落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