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程心VS“暴君”维德

伦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

假设你驾驶一辆电车，而电车突然失控，这时，你必须在面前的两条轨道中二选一，但问题在于，一条轨道上站着五个人，另一条轨道上站着一个人。无论冲向哪条轨道，都必然出现伤亡，你会怎么选择呢？

后来，美国哲学家汤姆森对上述假设做了改进。

你在天桥上看到了以下情景：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冲向轨道上的五个人，这时司机没有第二个岔道可选。而你身边正好站了一个胖子，如果把这个胖子推下去，恰好能塞住轨道，拯救那五个人。你会怎么做？

在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公开课中讲过电车难题的案例之后，相信不会再有人把它看成过家家似的智力游戏或幼稚的脑筋急转弯了。关于电车难题的各种版本和延伸解读，也已经多如牛毛，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电车难题》来探讨这一话题。上述种种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你不妨也在心里默默做一个选择。

其实，多次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及时种情景，更多人愿意以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但在第二种情景中，很少人愿意以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至于哪种选择更合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不过，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并不是所有发问都期待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因为在哲学上，问题从来要比答案珍贵。不同的答案对应着不同的假设和逻辑起点，这才是哲学要找的“七寸”。

面对及时种情景，更多人愿意以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牺牲一个人总比牺牲五个人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在第二种情景中，他们的道德直觉不再支持这种数学运算。因为胖子也是一条生命，而生命无价，所以我们不能进行一和五的比较，强行将置身事外的胖子推下去，。

这引出了伦理学上两个著名的派别：功利主义和义务论。

功利主义注重实效和结果，其代表人物边沁提出一个原则：追求较大多数人的较大幸福。这一思想极其伟大，我们的各级政府组织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各类社会组织致力于追求整体利润、提高成员待遇，大体上都是功利主义的思路。当然，这些都是笼统的功利主义，而精致的功利主义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比如，“幸福”是一种纯主观的感受，要怎么量化、加总？在实现群体利益较大化的前提下，少数人的幸福是否就该被践踏？只看善果不看善行，是否混淆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是非善恶？当然，这是后话。

义务论则强调动机和人本身的价值，比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以人为目的，而不应以人为手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仅仅因其为人而值得尊重，人不是因为他(她)的财富、相貌、种族、地位等而值得尊重，同时，人不能成为其他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应用到电车难题中就是，胖子因为是人而不应被杀害，他不是拯救别人的手段和工具，尽管他的体型很适合轨道。当然，义务论也不是无懈可击。

不过，这跟《三体》系列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思维敏捷的话，一定会发现，《三体》中到处充满了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辩难。

这种交锋最集中地体现在“圣母”程心与“暴君”维德两个人身上。

程心自带“圣母”光环，总能让周围人感受到慈爱和善良，而维德则咄咄逼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放在《三体》的故事情节中，读者并不会太同情程心，因为她在地球的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启动引力波广播，把人类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又是她，在维德与联邦政府武装对峙的过程中，命令维德终止光速飞船的研制并投降，从而葬送了人类逃脱降维打击的机会。

相反，维德却赢得了多数读者的同情。他暗杀瓦季姆是为了获取一颗能送进敌人心脏的大脑，他刺杀程心是为了让自己成功当选“执剑人”，从而建立威慑度更高的黑暗森林威慑，他与联邦政府对峙是为了给人类争取逃出太阳系的机会。总之，为了人类的生存和胜利，他的不择手段似乎没那么不可接受。

与其说是两种性格的冲突，不如说是两种道德观的交锋。

在刘慈欣所描述的极端情景中，功利与道义的撕扯变成了生死抉择。

在人类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爱与善的程心显得极其迂腐。智子曾轻蔑地说道：“在我们的人格分析系统中，你的威慑度在百分之十上下波动，像一条爬行的小蚯蚓。”网友也不无揶揄地说：“《三体》讲述了两个女人犯傻的故事：一个说我在这儿，来打我吧，另一个说，我不还手。”这“另一个”就是程心。而在拯救人类文明的旗帜下，不惜僭越道德界限，化身为魔而普度众生的维德们却成了令人敬仰的英雄。

维德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是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又谈何人性呢？如果我们承认人是以兽性为起点的生物，当然应该在“失去很多”和“失去一切”中选择前者。

其实，刘慈欣在书中也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意思是，与其为一个文明徒劳续命，不如拥抱短暂的、灿烂的文明，充分彰显人性的尊严。与之类似的一句话是：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如果只是以生存为最终目的，那我们在死亡面前注定是失败者。为自己争取到再长的生命，又能怎样呢？关键是我们曾经全然地活过！

不过，理论的言之凿凿并不能安抚我们面对现实选择时的焦虑。

人在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难道还要为自己的求生意志做辩护吗？以太平盛世的道德观来批判绝境中的人难道不是另一种伪善和粗暴吗？相信大家都看过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一个人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后，他心中的老虎自然就会离开，因为人的兽性只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嗯，但愿如此吧。

但反过来，如果你自己就是在极端环境中被献祭的那一个呢？你还认为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优先项吗？在无法实现帕累托的情况下，在追求较大多数人的较大幸福的过程中，谁应该是被牺牲掉的那个少数呢？被章北海杀害的三个领导？被维德暗杀的瓦季姆？甚至，被“星环”号和星舰地球成员抛弃的整个人类？而且，我们自己极有可能是被牺牲掉的那个面目模糊的大多数，这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质问，凭什么驾驶光速飞船逃出降维打击的是程心和艾AA而不是我们？

这让我想到了刘慈欣和江晓原的著名的“酒吧对话”。

刘慈欣：在一个太平盛世，这种不相信的后果好像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在一些极端时刻来临之时就不是这样了。看来我们的讨论怎么走都要走到终极目的上来。可以简化世界图景，做个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指主持人)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晓原：我不吃。

刘慈欣：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俩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现在选择不人性，而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晓原：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我觉得不吃比选择吃更负责任。如果吃，就是把人性丢失了。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才有了今天的这点人性，我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我要我们三个人一起奋斗，看看有没有机会生存下去。

刘慈欣：我们假设的前提就是要么我俩活，要么三人一起灭亡，这是很有力的一个思想实验。被毁灭是铁一般的事实，就像一堵墙那样横在面前，我曾在《流浪地球》中写到一句：这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那就是死亡。

江晓原：这让我想到影片《星际战舰卡拉狄加》中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在你刚才设想的场景中，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笔者无法为这场辩论画上句号，而任何声称能为其画上句号的方案都值得警惕。

我们还将在或寻常或极端的境遇中，时时处处遭遇艰难的道德抉择，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全看你自己。不过，能够直面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恐怕正是人类的尊严所在，而任何试图终止这种纠结的做法，才是较大的恶。

思想钢印VS自由意志

人类为应对三体危机启动了面壁计划，而面壁计划之一就是希恩斯主持研制的“思想钢印”。它的原理大致是这样的：人脑可以与计算机做类比，大脑做出判断就是一个输入数据——计算——输出结果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略去计算过程，直接给出结果。也就是说，对大脑神经元网络的某一部分施加影响，可以使其不经思维判断，直接相信某一信息为真。

书中对“思想钢印”的效果有详细的描写。比如，当把“水有剧毒”这一命题扫描进受试者的大脑之后，他会信以为真。哪怕非常口渴，他也不敢喝一滴水。不过，希恩斯发明“思想钢印”的本意在于阻止人类的失败主义和逃亡主义倾向。

这明显是一种思想控制。当希恩斯在面壁计划听证会上提出这一战略设想时，遭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思想控制是邪恶的。不过希恩斯的辩护同样有力：失去自由思想的权利和能力，与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惨败相比，显然前者更容易接受；商业广告和好莱坞文化同样是某种思想控制，既然这些可以被接受，“思想钢印”也应该被接受；当有人自愿接受“思想钢印”时，就不能算是思想控制了。

这一条成了“思想钢印”计划最终获得通过的关键。与会代表同意成立信念中心，把“思想钢印”作为公共设施对社会开放，人们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自行使用。不过，被植入的命题只限一条：战争必胜。

真相揭开时，人们才发现，希恩斯跟章北海一样，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逃亡主义者。他在机器上做了手脚，那些使用者被植入的信念其实是“战争必败”。思想钢印也在危机纪元205年被判非法。这是后话。

先不管“思想钢印”是否真能造出来，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由意志。即使希恩斯描述了诱人的前景，大家也不愿意接受思想控制，因为这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在于，人的任何决定都出于自我意愿，也即自由意志。

但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行动起因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受了别人排布呢？我们如何确定自由意志对自身拥有较高的管理权限呢？

哲学家普特南曾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缸中之脑”。

假设，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把你的大脑切下来，放进了一个盛有维持大脑存活的营养液的缸中。脑神经与一台计算机相连，科学家可以通过计算机向你的大脑传送信号，以维持一切正常的幻觉：嗅觉，味觉，触觉，身体感，运动感等等。大脑产生的幻觉与你可能经历的真实生活和各种情景别无二致。请问，你如何确定你现在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呢？

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做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梦，当你还沉浸在梦的情节中时，一阵刺耳的闹铃声唤醒了你，而你一时适应不过来这种虚假与真实的切换。

有人会说，真实与虚幻总归是有区别的吧。我要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虚幻是找不出破绽的，它足够真实，真实到无法区分真实与虚幻，真实到无所谓真实与虚幻。请再好好想象一下，也请时刻记住这一前提。

电影《黑客帝国》再现了“缸中之脑”的设想。在遥远的未来，一台超级计算机统治了世界。人类被豢养在一个个装有营养液的器皿中，成了计算机的生物电池。为了保持生物电池的活性，人的大脑被连接到一个电脑程序Matrix中。Matrix是一个仿真度极高的虚拟世界，而每颗大脑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从生到死的一生。直到有24小时，一个叫尼奥的人被告知，这个无处不在的世界其实是虚假的，它只是一个电脑程序。尼奥选择吞下红色药丸回到了真实世界，开始了英勇的反抗，而反抗的艰辛显而易见。另一个被唤醒的电池人塞佛在发现真实世界如此糟糕之后，同意放弃反抗，以换取在Matrix中富有的、地位显赫的生活。

当被告知一个世界为真、一个世界为假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但请允许我换一下措辞：在两个真实程度一样的世界中，你是选择过一种穷困潦倒的生活，还是选择过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呢？还记得《发条橙》中的阿力克斯吗？当被强行变成好人之后，他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被改造过的，而把行善当成了自愿选择，而我们如何确证现在的自己没有被使用过思想钢印呢？进一步说，如果你现在所认为的真实，就是一种无法找出破绽的虚幻呢？你不是照样没有拒斥它吗？

什么是真实？如果真实是指触觉、嗅觉、味觉和视觉等感官体验，那么真实也不过是神经所接受的电子信号的刺激而已。这样一来，塞佛的选择显然没什么不对，如果真实只不过是现象性的感官体验，那么它们来源于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你所谓的真实，难保不是另一种你还未曾意识到的虚拟！

有人说，那些生活在Matrix中的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遭遇的每一个场景都是由电脑程序决定的，因此，他们是奴隶，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自由，那都是幻象。

可是，被禁锢在一个毫无知觉的牢笼中，还能称得上是禁锢吗？如果你对所谓的奴役毫无感觉，怎么能算是被奴役呢？何况，真实世界中的人所拥有的自由同样是虚幻的。你有不得不做的事，你有无能为力的事，你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你只能在各种限制条件中，做出有限的选择。

塞佛说：“我知道这块牛排并不存在。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Matrix就会告诉我的大脑，这块牛排多汁而且美味。过了九年的苦日子，你知道我弄懂了什么吗？无知是福。”

我们鄙视这种“无知是福”的观点，但除了鄙视以外，我们并不比塞佛多什么。

总之，“缸中之脑”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证外部世界的真实性。

其实，我们不必为真假之辨而恐慌，真实又如何，虚假又如何，这不过是对我们所处世界的两种不同解释而已。哲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就是说，如果能用简单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一件事情，我们何必选择具有同样解释力但异常复杂的另一套理论呢？就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缸中之脑”，或这个世界是Matrix好了，那又如何呢？这并不妨碍我早餐选择了包子而不是油条，也不妨碍我喜欢读书而不是登山。

如果你觉得不够直观，我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科普作家卡尔 萨根关于龙的比喻。

A：我在车库里养了一条会喷火的龙。

B：那我们去看一下吧！

A：忘记告诉你了，这条龙是隐形的，只有我能看到。

B：既然它能喷火，那我们可以用仪器测试一下车库的温度。

A：建议很好！但它喷出的火焰是没有温度的。

B：哦，那我们可以往车库里喷漆，龙沾上油漆就会现身。

A：非常遗憾，它的鳞片是不会沾上油漆的。不过，它真的存在，请相信我！

……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了这番对话的奇特之处，每当B提出一种验证方法，A都能用一个理由说明它的无效。于是，这条龙的存在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必咬牙切齿：哼，算你狠！倒是可以说：Who cares？既然我永远都无法测试出这条龙的存在，而这条龙也永远都不能对我有任何影响，那么，就让它永远只存在于你的世界中吧。

这条可有可无的龙就是奥卡姆剃刀所要剃去的设定，同样地，“缸中之脑”或Matrix的设定也是奥卡姆剃刀所要剃去的设定，除非有24小时我们在某一个真实世界里被唤醒，发现今生今世不过是一枕黄粱。

希恩斯的辩护词里，有一条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下：商业广告和好莱坞文化同样是某种思想控制，既然这些可以被接受，“思想钢印”也应该被接受。看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不同程度的思想控制。每天走出家门，地铁站、广告牌、LED屏上的信息都在暗示、催眠着我们，每天回到家，网络上、手机上的信息都在试图控制我们，它们像一颗颗诱人的蓝药丸等着你吞服。

嘿，你选择红药丸还是蓝药丸？

结尾处附上江晓原和刘慈欣“酒吧对话”中关于自由意志的片段，供参考。

刘慈欣：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用话语来说服你，和在你脑袋里装一个芯片，影响你的本质判断，这两者真有本质区别吗？

江晓原：当然有区别，说服我，就尊重了我的自由意志。

刘慈欣：现在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我在下一部作品中要写的：假如造出这样一台机器来，但是不直接控制你的思想，你想得到什么思想，就自己来拿，这个可以接受吗？

江晓原：这个是可以的，但前去获取思想的人要有所警惕。

刘慈欣：对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按照你的观点，那么“乌托邦三部曲”里面，《1984》反倒是最光明的了，那里面的人性只是被压抑，而另外两部中人性则消失了。如果给你一个选择权，愿意去《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你会选择哪一个？

江晓原：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去《美丽新世界》。前提是你只有两种选择。可如果现在还有别的选项呢？

刘慈欣：我记得你曾经和我谈到的一个观点是，人类对于整体毁灭，还没有做好哲学上的准备。现在我们就把科学技术这个异化人的工具和人类大灾难联系起来。假如这个大灾难真的来临的话，你是不是必须得用到这个工具呢？

江晓原：这个问题要这么看——如果今天我们要为这个大灾难做准备，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及时是让我们获得恒星际的航行能力，而且这个能力不是偶尔发射一艘飞船，而是要能够大规模地迁徙；第二条是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家园。

刘慈欣：这当然很好。但要是这之前灾难已经马上就要到了，比如说就在明年5月，我们现在怎么办？

江晓原：你觉得用技术去控制人的思想，可以应付这个灾难？

刘慈欣：不，这避免不了这个灾难，但是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因为现在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处理不了《冷酷的方程式》(克拉克的科幻名篇)中的那种难题的——死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块儿死？

江晓原：如果你以预防未来要出现的大灾难为理由，要我接受(脑袋中植入芯片)控制思想的技术，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人们不能因为一个还没有到来的灾难就非得接受一个眼前的灾难。那个灾难哪天来还是未知，也有可能不来。其实类似的困惑在西方好些作品中已经讨论过了，而且最终它们的都会把这种做法归于邪恶。就像《数字城堡》里面，每个人的e-mail都被监控，说是为了反恐，但其实这样做已经是一种恐怖主义了。

东方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