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的学生领袖之一，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语言比较学等。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抗战胜利时曾北京大学校长，直到胡适到任。1949年以后，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不应被忽略，但由于特殊原因却不为更多民众所熟知的人物。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还是北京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傅斯年去世后，他的老师胡适一连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较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的及时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曾叔祖傅绳勋为清嘉庆进士，官至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等职，后外放为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晚年讲学于济南泺源书院和聊城启文书院；其弟傅继勋，亦即傅斯年的曾祖，在安徽为官多年，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珍等皆是他的门生。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得到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傅斯年之父傅旭安，光绪甲午年举人，曾任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

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的宰相先祖傅以渐，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傅斯年认为他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

傅斯年五岁时，祖父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进入当地好的私塾，放学后又在家督导傅斯年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严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淦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这些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据傅斯年同乡聂湘溪介绍：“孟真四岁即和祖父同床共寝，尚未起床，便口授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傅斯年9岁时，父傅旭安去世，当时傅斯年的弟弟刚出生7个月，兄弟二人由祖父和寡母李氏抚养成人。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去世后，其友朋学生共同凑集一部分钱，以维持傅家生计。尽管如此，家用仍入不敷出，生活最窘迫时，傅母只得从房屋中拆一些砖瓦变卖，后来房屋破损无力修补，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尽管家道艰难，傅母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不使他们失学，而且教子甚严，兄弟二人如有过错，立予责罚。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一家商店内见一青年学徒专心读书。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傅旭安与之攀谈，知其姓侯，名延塽，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此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傅旭安对侯延塽的遭遇深怀同情，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由自己代为解决。侯延塽意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之后，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塽对恩师的提携之恩铭记在心，及时次回乡省亲，便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得知傅旭安已经去世后，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他在傅旭安墓前发誓，要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的知遇之恩。

侯延塽虽然是清末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他深刻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在侯延塽的安排下，1908年冬，12岁的傅斯年告别故乡，进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这是他人生的及时次转折。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北大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乙部重文史，傅在乙部学习，由于国学底子好，四年考试三次全班及时。1916年，傅斯年入北京大学国学门。

初入北大时，傅斯年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

北大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傅的好友罗家伦回忆说：“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蔡元培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为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同学们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而换成了黄侃。

傅斯年的天纵之才为同学极力推崇，甚至有人称赞这位山东才俊是“孔子以后及时人”、“黄河流域的及时才子”。平日，某若问另一同学是中文系哪班，若对方回答是傅斯年那班的，彼此肯定会心一笑。因为有傅斯年“压”着，别人休想翻身。后来，傅斯年到欧洲留学，被傅斯年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两个读书种子” 的俞大维竟也赶忙弃学文史而改择理科，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当时，黄侃等人皆将傅斯年视为衣钵传人，傅斯年也以其师为楷模，就连穿着打扮也刻意模仿黄侃：一袭长衫，一把大葵扇，一卷古书。但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傅斯年的人生再次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就是胡适。

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次年，胡适从海外归来后，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但其讲授的内容和方法与众不同，当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的顾颉刚后来说：“觉得他(胡适)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不过胡的授课方式却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顾于是想起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好友傅斯年，想让傅去听一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开始以自己不是哲学系的推脱，顾说：“你虽不是哲学系学生，又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最终接受了顾的建议，专门去听了几堂胡适的课，并且做足功课，在课堂上以请教为名向胡适发问，胡适一一作答，傅则步步紧逼，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地说，他当时就发现了，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认同，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章氏门生，不时趋访胡适，请教学问，纵论时局。在胡适的家里，傅斯年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但并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对此罗家伦回忆说：

“我和孟真是1917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随着与胡适交往日深，傅斯年尽弃旧学，转而投向新文学阵营。1918年，傅斯年与同学罗家伦、顾颉刚等人组织新潮社，通过陈独秀向蔡元培提出申请，蔡同意从北大每年4万元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于是新潮社由胡适做顾问，创办《新潮》月刊，与《新青年》同声相呼。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的吧。”

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随着新文学运动影响日大，最初销量不佳的《新青年》、《新潮》发行量大增，傅斯年也随之蜚声文坛，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1919年“”爆发，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后举行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的，正是傅斯年。游行队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后，学生的情绪开始失控，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虽然平时性情急躁，容易激动，但每临大事却非常理智，他劝导众人保持冷静，不要过激，但他个人的声音在群情激涌面前已经太过微小，阻挡不了事态的发展。此后的火烧赵家楼和群殴章宗祥，已超出了学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32名学生因此被捕入狱。

在暴力事件上演后，傅斯年离开了闹哄哄的现场。翌日，北大学生会开会，一位山西籍学生与傅斯年意见相左，由口角纷争发展到武力殴斗，对方打掉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怒不可遏，向好友赌咒发誓不再参与北大学生会的工作。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北洋政府做出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举措。蔡元培一面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一面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被释放，蔡元培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

而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回到故乡山东聊城。同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主考方却以傅是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等为由，拒绝录取。在这关乎傅斯年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以行侠仗义著称的科长陈豫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傅斯年终于涉险过关，1919年冬，他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7年的留学生涯。

有人认为傅斯年在“”中所起的作用有些虎头蛇尾，之后甚至与之渐行渐远，但如果我们肯透过表象，更深地向下探寻，就可以看出傅斯年对于学生运动的思想脉络，以及他选择负笈留学的根源所在，而这也正是傅斯年之所以为傅斯年的地方。

在“五四”前一个月发表在《新潮》上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傅斯年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傅斯年认为“自从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但是应该吸取此前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使运动很快地兴起，又快速地衰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思想界就要“厚蓄实力，不轻发泄”，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持久的努力，使发轫的新动机能够自然生长，结出成熟的果子，而不是再中途夭折。

对于学生动辄罢课，耽误学业，尤其是使用暴力的做法，傅斯年是不认同的。学生运动的负面因素，如人心浮动，崇尚高谈阔论，不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同样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很多有识之士的警觉，如胡适、蒋梦麟等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一年后回顾“”时也指出：“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

对于中国社会，傅斯年也有着颇有深刻的认识和剖析：“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在他看来，“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而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

而在傅斯年看来，改造社会必须由下而上地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造，总会带有几分专制的臭味；而由下而上的改造，因为有社会基础存在，才能有彻底的觉悟。

而这样由下而上改造社会的及时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在《欧游途中随感录》中，傅斯年写道：“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及时步是要改造自己。”又说：“我现在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能倚赖得过。”他对新潮社同仁的期望是：(1) 切实的求学；(2) 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 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而他自己决心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培植根底，认真读书，认真研究，他在给北大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24小时做我的生日。”

对于群众运动，傅斯年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是，群众运动虽然一时可以见效，但多因其中个人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是，改善需从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社会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没有个人觉悟的群众运动，其结果只会造就一批“神圣”，他们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势力、影响，以致权力集中到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所成就的仍然不会是有机的社会，仍只是有群众而无社会。

抵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在傅斯年研究了三年心理学后，很多同学陆续来欧留学，其中陈寅恪、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等先后聚集到德国柏林大学，他们多次来信劝说傅斯年到柏林。1923年秋，傅斯年终于下定决心，转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哲学、物理、比较语言学等。

留学生在国外的物质生活大都非常清苦，但在私人生活方面，许多人却比较放任，而在当时的德国留学生中，陈寅恪和傅斯年被誉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游历欧洲时曾到过柏林，杨在《杂忆赵家》中记述道：“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

一次当地留学生请赵氏夫妇去傅的住处吃茶点，定的下午三点，赵氏夫妇刚吃过午饭，“本以为只有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名治都很少的。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步伟感叹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学习广博而刻苦，在国外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上写着：傅斯年，1896年5月26日生于中国聊城，在柏林大学读到1926年夏季学期止，为哲学系学生。此人修过但在课册中未被证明的还有人类学、梵文文法、普通语言学。

傅斯年返国后，本想回到北大任教。但就在他归国之前，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学生因为日本军队派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公然侵略、挑衅，纷纷组织起来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口时，遭到枪击和暴力殴打，当场死伤数百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拟定了一张通缉当时北京教育、文学界支持学生运动的50余名人士的名单，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鲁迅、刘半农、马叙伦、高一涵、陈翰笙、马寅初等被迫离开北平，留下者也多韬光养晦，不再出头露面。

1926年4月15日，奉直联军从天津进入北平，京城内一时风声鹤唳，北大的蒋梦麟、朱家骅、纷纷出逃，7月，胡适出走英国，北大陷入前所未有的凋零局面。7月9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广州市东校场誓师北伐。

所以同年10月底，当傅斯年乘船返国时，前途还是一片渺茫。但就在他登陆香港时，一份来自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邀请他的是经戴季陶推荐，在光复后的广州主持中山大学校务的朱家骅。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即表示同意，但要先回山东拜望老母。 12月，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半年多后，他又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傅斯年回国之前，因为去北大一事已然无望，曾致信在清华任教的好友陈寅恪，陈极力想要在清华为其谋一职位，11月，梅贻琦在陈寅恪的极力推荐下，决定聘用傅斯年，不料中山大学捷足先登，傅因此与清华失之交臂。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由已从欧洲考察归国的蔡元培负责，中央研究院最初只设了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四个研究所，但作为筹备委员之一的傅斯年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设立文史方面的学科，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他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词，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