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无知的暴政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 阿尼西厄斯 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他来自斯科普里，这里是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书本知识”相当反感。在他的命令下，古代雅典的哲学流派最终被压制了。也正是他关闭了埃及仅存的一座神庙—尼罗河谷地被新兴基督教的僧侣们侵入之后，该神庙仍然被沿用了好几世纪。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及时大瀑布不远。自人类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起，这座神庙就是祭拜伊西斯的地方。令人惊异的是，当她的非洲、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们不幸消亡之后，这位女神却得以幸存。最终，在公元6世纪，这个小岛成为人们能够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场所，为数不多的僧侣们还在继续从事那些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活动。

但现在，遵照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目不识丁的农夫之命，这座神庙及其附近的学园被宣布为国家所有，各种雕刻和塑像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僧侣和书写大师们被投进了监狱。当他们中的一位因饥饿、无人照料而死去时，古老的象形文字绘艺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些都让人扼腕叹息。

假如查士丁尼(愿灾难降临于他！)当时手下留情，留下哪怕几个象形文字专家，置于某个文学的“挪亚方舟”之中，就将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容易很多。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又可以拼写这种奇怪的埃及文字了，这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但要想理解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代的内在含义仍然十分困难。

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的其他民族中也同样出现过。

那些在造砖厂中遗留下一段段宗教短文的蓄着奇特胡须的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呼喊“有谁能理解天上诸神的旨意”时，他们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努力阐释其律令，将圣灵们的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对这些圣灵，他们内心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为什么他们一方面极为宽容，鼓励僧侣们去研究天宇、探索陆地和海洋，而同时又是残暴的刽子手，仅因为自己的邻居违背那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节，就对他们大加惩罚呢？

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没弄明白。

我们派了探险队到尼尼微，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挖掘，辨识数英里长的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各个角落，我们尽较大的努力去寻找能打开这神秘的智慧宝库正门的钥匙。

这时，突然地，几乎出于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它的后门一直是洞开着的，随时可走进这座房子内。

这扇方便的小门并非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

它藏在密林深处。

它几乎被一个异教庙宇的耸立的木柱围得严严实实。

我们的祖先为了进行方便的劫掠，开始跟他们乐于称之为“野蛮人”或“野人”的人类打交道。

这次会面并非令人愉悦。

这些可怜的未开化的人们，误解了白人们的企图，投出无数长矛和弓箭，来欢迎他们。

来者用短枪报复。

自此以后，平静、无偏见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

野蛮人一概被描绘成肮脏、懒惰、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崇拜鳄鱼、死树。他们受苦受难是活该。

这种态度到了18世纪有所转变。让 雅克 卢梭开始用感伤的蒙眬泪眼来审视世界。他的同代人深受他思想的影响，也掏出手帕，加入这场哭泣之中。

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钟爱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成了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种种美德的真正代表—这些美德已经被三千年堕落的文明制度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别的研究领域，我们有了更多知识。

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就像研究被驯化的高级动物一样。我们总以为，原始人类跟那些家畜相去不远。

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努力会得到丰厚回报。野蛮人其实就是在不利条件下的我们人类自身，只是尚未得到上帝的感化。通过仔细研究他们，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地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的认识，也使我们得以一窥许多奇怪的被掩藏的人类天性。我们人类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了薄薄的一层习俗礼仪的皮壳，那些天性都深埋在这层皮壳底下了。

与原始人相见，并非总让我们自豪。另一方面，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的生存状态的认识，加之对人类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的赞赏，只能给我们以新的勇气面对手头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话，那就是使我们能给自己落伍的远房表亲以更多的宽容。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部致力于宽容问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十分宽泛的题目。

信马由缰当然很惬意。但一旦我们偏离常道，天知道我们会落脚何处。

因此我建议用半页纸来阐释我所谈论的“宽容”的确切含义。

语言是人类的发明中具欺骗性的工具之一。所有的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一个谦卑的学者好求助于一本性的书—说本书所用语言(英语)的大多数人，都把它的结论看成定论。

我指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它的26卷1052页有如下文字：

“宽容(来自拉丁文tolerare—忍耐)：允许别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持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行为的人。”

也许还有别的定义，不过就此书来说，我将遵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宽容”的解释。

既然我已经多少有了一个明确方针，我将回到关于野蛮人的话题，告诉诸位，在研究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社会形态中的“宽容”时，我有何发现。

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只是几声简单的嘟哝，原始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在世界变得“复杂”之后，自由才最终丧失。

最近五十年来，置身于中非、极地、波利尼西亚土著居民中间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所做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词形、时态、变格，比俄语、阿拉伯语还要复杂。原始人不光是现时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言之，他们是悲惨绝望的生灵，在焦虑中生活，在恐惧中死去。

这似乎与那幅勇敢的红皮人在大草原上快活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的流行图景大相径庭，但这更接近于事实。

怎么能是别的情况呢？

我读过不少关于各种奇迹的书。

但有一种奇迹却漏掉了：人类得以幸存的奇迹。

这种防卫能力最差的哺乳动物，是以何种方式、方法，能在与细菌、乳齿象、冰霜、炎热的对抗中保存自我，并最终成为万物之主—这些问题我不准备在本章中去尝试解决。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不可能单凭个人的力量完成这一切。

为了成功，他不得不将自己的个性隐埋于部落的复合特性之中。

原始社会被一个信念所统领，那就是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

求生十分艰难。

其结果是，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一个较高律令—生存。

个人无关紧要，部族重于一切。部落像一座游荡的堡垒，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只有严格地排他，部落才会平安无事。

但问题比乍看之下还要复杂得多。我刚才说的只适用于有形世界。而在人类社会初期，相比于无形领域，有形世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不同于我们。他们还不理解因果法则。

如果我在毒漆藤中间坐了下来，我会责骂自己不小心，我会去看医生，并告诉我的小儿子尽早把毒漆藤除掉。我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告诉我，皮疹是毒漆藤引发的。医生会给我一些药止痒。把毒漆藤弄走，将使这种令人痛苦的事件不再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可不会这样做。他不会把毒漆藤和皮疹联系在一起。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将来混乱地交织在一起。他那些死去的首领都成了神，他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他们仍是氏族的“隐身”成员，跟随着每个人，不管他去哪儿。那些魂灵和他吃住在一起，为他守门放哨。他考虑的是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呢，还是去赢得他们的友谊。稍有不慎，他就会马上遭到惩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在任何时候讨所有魂灵欢心，他就一直担心诸神的报复总有24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因此，他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不是归结于初始原因，而是归结于“隐身”魂灵的降罪。当他看见自己的胳膊上出现皮疹时，他不是说：“该死的毒漆藤！”而是嘟哝：“我得罪了一位神，他惩罚我了。”然后他就去找巫师，不是去要解毒的膏药，而是为得到一张“符咒”，它要比恼怒的神(不是毒漆藤)降于他身上的符咒威力更大。

而对于那棵引发他痛苦的毒漆藤，他还让它好好地长在那里。要是碰巧一个白人带来一听煤油，烧掉了这棵树，他将责骂白人惹是生非。

一个社会如果将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隐身”魂灵的直接干涉，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社会能否持续生存下去，依赖于人们是否恪守律令，这些律令是用来平息诸神的怒火的。

就“野蛮人”看来，这样一种律令确实存在。他的祖先创设了律令，并传授给了他。他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保持律令不受侵害，并将它完整地传授给自己的下一代。

当然，这在我们看来是荒唐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持续不断的改进。

但“进步”这个词是近年来才流行的。在低级社会形态中，非常典型的是，人们不认为有必要改进好的(在他们看来)现状，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别样的世界。

假设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现存社会形态的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对那些拒绝把公共安全条例视为神意表现的人，立即予以惩罚。简单点说，就是依靠僵化的“不宽容”制度。

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那我并无意于侮辱他们。因为我立即要加上一条，在他生存的那种条件下，他必须不宽容才行。假如他允许别人干涉他的一千零一条戒律—部落的持久安全、人们的内心平静，都有赖于这些戒律—那么，部落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那才是较大的罪过。

但是，下面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如今，尽管我们有数百万士兵、数千个警察的强制和监督，要推行几条简明的法律都很难，那么为数不多的野蛮人，是怎样保护一套最为复杂的口头律法的呢？

答案还是很简单。

野蛮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他通过精明的算计，完成了用暴力无法完成的工作。

他发明了“禁忌”。

可能用“发明”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他的那些主意很少是突发灵感的产物。它们是多年不断发展、试验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使用了“禁忌”，这使他们事半功倍。

“禁忌”这个词来源于澳洲。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禁忌，也就是我们不该做、不该说的东西，比如在晚餐桌上提及刚做的一次手术，或将匙勺放在咖啡杯里，都是犯忌的。但我们的这些禁忌都无关宏旨，它们只是礼仪手册上写着的东西，几乎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幸福。

相反，对于野蛮人，禁忌却至关重要。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某些无生命的东西超越于这个世界之外，用希伯来语来说就是“神圣的”，谁要提及或触摸他(它)们，将会立即死掉，或将承受长期的折磨。这类人或物的确不少。但是，哪个男女要是敢不遵守他们的精神祖先的意志，那他就活该倒霉吧。

禁忌是祭司发明的，还是为了维护禁忌而造就了祭司阶层，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考虑到传统要比宗教更古老，似乎禁忌也要远远先于巫师或巫医而出现。但后者一旦登台亮相，就成了“禁忌”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把“禁忌”运用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史前的禁忌，就像现着“禁止”字样的标志牌。

当我们及时次听说巴比伦或埃及时，这些国家还正处于“禁忌”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禁忌，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粗陋、原始的“禁忌”，而是庄重地变成了否定式的行为准则，以“汝不可”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我们很熟悉，因为摩西“十诫”中有六条都是“汝不可”的形式。

不用多说，在这些地方的早期社会中，宽容的理念无人知晓。

有时，我们误以为是“宽容”，实际上却是因他们无知而导致的漠不关心。

行使“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对有别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耐心、不带任何偏见的容忍”，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但在那些国王或祭司身上，我们没有发现一丝这样的倾向(不管多么模糊)。

因此，除非为了反面的对比，这本书不会把兴趣放在史前社会或人们通常说的“古代社会”上。

为宽容而做的斗争，直到个性的价值被发现后才开始。

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发现，是希腊人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