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只要粗略回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不难看到，可称为“经济奇迹”的，例如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8% 且持续20年以上的时期，仅发生于1990年以后。

这里的“近代”，依照常见的一种解释，上溯150年，由2000年上溯，始于“鸦片战争”。近代以来，即涵盖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或当代。

由于休谟指出的基于发生时间相邻而生成的关于现象A 与现象B 之间的因果联想，我们早已习惯于将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从而难以设想存在着只是因难以“量化”而不能获得经济学家承认的其他更深远的原因。

任何一个经济的奇迹(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都不能脱离它嵌入其中的社会。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的维度。

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候，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不能称为奇迹的社会现象而言。

经典的奇迹发生于耶稣传道时期，记载于《新约》。由于显著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熟悉的、不被认为是奇迹的现象，耶稣由信仰而来的行为，被当时的民众称为奇迹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科学昌明，凡科学可以解释的，或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可以解释的，不再被视为奇迹。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至今，经济学家仍在试图理解或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毕竟，这一被称为奇迹的经济增长时期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中国人面对的是未来，是不仅与以往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一百多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所引发的重重危机。

及时重危机是精神生活的，特别在中国，表现为文化危机，或借用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人文精神的危机”。其实，精神生活本质上是内在的，是“自足”，或“不外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代晚期“官学失守”，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求诸于野。至秦汉时期，不论依据台湾的钱穆先生，还

是依据大陆的冯友兰先生，人文精神毕竟是止于宋了。宋以后只有“乾嘉诸老”，人文精神“命悬一线”。随后，是唐君毅先生所述的“花果凋零”时期。

第二重危机是社会生活的，特别在中国，核心是情感危机。哺乳动物的情感可分为“原初的”——惧、怒、哀、喜、厌；“派生的”——例如恨、爱、嫉妒；“复合的”——例如又爱又恨、悲喜交集、惆怅莫名。哺乳动物演化至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情感，例如道德感、正义感、审慎与悲悯，以及与较高存在相通之感——宗教感或信仰。是否有单纯指向个人的私己情感？日常生活中，当然有，例如懊恼、悔恨、自恋之类。但深入探究之后，我认为那些表现为私己情感的，归根结底是米德最早论证的每一个人“社会自我”(social self)之反映，我很难想象一个孤立于社会生活的人(以著名的“狼孩”为案例)怎样产生懊悔、恼恨、自恋这类私己情感。

第三重危机，读者不难推测，是物质生活的。毫无反思能力的经济发展，势必耗竭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生态以及人类自身。可是，对物质生活的任何反思，只能来自物质生活之外，例如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

情感的稳定方式，简称“情感方式”，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生活的。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想象是，乡土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由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以及这些同心圆与其他人的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表现为“远近亲疏”，或“爱有差等”，或更概括地，梁漱溟先生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此处，人之“伦”，从物之“仑”，即繁体字“侖”。据我的朋友吴雪君考证，龢之大者，谓之太和。和与侖，源自音乐的和谐秩序。侖乃律之象征，有笛孔之侖，箫管之侖，琴弦之侖……不同侖之间的共振共感，谓之龢。

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特征之一是乡土的“熟人社会”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千百万陌生人组成的都市——这些都市不再单纯是政治中心，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调的集聚效应的经济中心。转型期社会的新生活瞬息万变风险骤升，对不熟悉经济学原理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毫无秩序可言，至少，难以形成生活的秩序感。

中国并非特例。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在所谓“经济起飞”时期，不仅有经济的“奇迹”，而且自杀率、离婚率、犯罪率等显著高于稳态时期的情感危机或“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