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家山外之争 知礼 延庆寺 谛闲 观宗寺

在天台宗史上，宋代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山家山外之争”。这件事影响之大，已经超过了本宗内部学术争论的范畴，震动了整个宗教界。《中国佛教通史》上说：“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宋代台宗内部的宗义辨析、抉择，实是宋代台宗与禅宗、华严诸宗之竞争在己宗内部的反映。由于在宋代新型社会体制下佛教生存境遇的改变，佛教诸宗必须为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而努力，故佛教诸宗在融通的同时，相互的竞争亦趋于激烈，且呈现出新的形式。这突出表现在，对宗义的论辩乃是与对宗教实践形式合法性的辩护紧密相连的。具体到山家山外之争，则忏法的合法性实乃整个宗义论争的核心，而义学主题的深入展开乃是围绕此点而进行的。”这个事件涉及一个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知礼。《中国天台宗通史》对此有明确的说法：“四明知礼是天台之学的中兴者，一部山家山外之争史其实就是围绕知礼而展开的。”

我们先聊聊“山家山外之争”的起因。从唐代中期开始，大唐盛世逐渐衰落下来，而后产生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等等，这些动荡使得佛教各个宗派的文献资料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天台宗也难以幸免。到了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偶然读到了《永嘉集》，他对此书中的一些文句感到费解，于是通过人找到了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义寂告诉钱椒说，这几句话的出处是智顗的《法华玄义》，但此书的原本在中国失传了。钱俶通过了解得知，日本和高丽仍有保存，于是就想办法将其弄回来，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记载了这件事：“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这段话说，吴越王听商人们说，日本藏有天台宗文献，于是他就给日本国王写了封信，同时奉上五百两黄金，让他们把这些请回来，请回来之后，才使得中国佛教界又多了天台宗的文献。但是，吴越王从海外征集回天台宗文献，也有的记载称不是从日本，而是从高丽弄回来者，此事记载于《佛祖统纪》卷十中：“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妙玄》既失不存，未审何缘知之，必寂师先曾见残编耳，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 这里写明是从高丽国找回了天台宗文献，然而究竟是从日本还是高丽找回了文献，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但无论怎样吧，就是从海外费了很大力气，又花了很多钱，把天台宗文献又弄了回来。

本宗的文献又征集回来了，这对天台宗当然是一件大喜事，于是本宗的许多高僧开始研究这些文件，这时又产生了一个版本问题。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佛教典籍都失散了，虽然从海外征集回来一些，但这些经典因为来源不一，同一部书就产生了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才是真正作者的本意，这自然也就引起了争议。这件事很像秦朝焚书坑儒，到了汉代之后，征集回来的各种儒家经典就有了异本，究竟哪个才是作者的本意，这样的争论有些延续了两千多年。

五代到宋初这个阶段，虽然距现在也就一千年，但那时佛教的版本就产生了类似的大争论，其中之一就涉及了智顗的《金光明玄义》。我们知道，天台宗的最重要著作，是“天台三大部”，余外则是“天台五小部”，而《金光明玄义》是“五小部”之一，所以也是天台宗很看重的本宗经典之一。

从海外征集回来的该书与国内流传的残本之间，在内容的多少上差异较大。该书在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个版本，原本流传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产生了残缺。该书原为两卷，当时流传的只有上卷而无下卷，而后经过征集，《金光明玄义》一书又发现了上下两卷的全本，那么这个全本究竟是真是伪，在业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该书的两卷本被称为“广本”，而只存上卷者被称为“略本”。当时的天台宗分为了三派，其中的正统派或说主流派被称为“钱塘派”，这一派当时的大师是慈光晤恩。这位晤恩倒确实是名师之后，我们前面谈到了吴越王钱俶无法理解天台宗经典时，就命人向义寂请教，而这位义寂的同门志因大师，就是晤恩的师傅。晤恩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是名气很大的高僧，他针对《金光明玄义》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进行了比勘研究，然后写出了《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晤恩的结论是：后发现的两卷本的“广本”是后人伪造，而只残存上卷的“略本”才是智顗的原作。晤恩在文中阐述了自己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因为争论的焦点是天台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争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再展开叙述。

晤恩这部著作的出现引起了争论，义寂的弟子义通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来反驳晤恩的结论，而晤恩的弟子源清和洪敏又作了《难词二十条》进行反击，就在这时，知礼出场了。这位知礼属于天台宗三系之一的四明系，四明系属于天台宗的旁支，所以，有人认为“山家山外之争”就是旁系挑战正统系的一个故事。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在此之后，知礼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进行这场争斗。

我们在这里先作一段插叙，那就是，吴越王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从海外征集这些经典？同时，天台宗内部为什么要为《金光明玄义》争斗几十年？这件事要从《金光明经》讲起。此经的全称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该经是在武则天时期由义净译出，此经对唐之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从内容上讲，该经主要是讲一些鬼神，其实这些鬼神的名称，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至少是我，都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知道的，比如《天龙八部》，同时我们进入寺庙时，弥勒佛左右的四大天王也是出自该经。从《金光明经》排列的系统来说，天帝释的手下就是四大天王，而四大天王的手下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手下则是二十八部鬼神。

为什么要叙述这么一段话呢？是因为该经中说，只要国王信奉《金光明经》，那么四大天王将带着他的手下天龙八部等“当与眷属无量百千鬼神，隐蔽其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退散”，这么多的天兵天将来保护国王及其臣民，即此可知帝王是何等地喜欢这部经。比如到了南宋建炎三年，高宗赵构就在台州遇到了一位老僧，高宗向他请问解困之法，老僧回答说：“护国金光明三昧忏”，高宗听后，龙颜大悦。除了高宗之外，隋唐间的不少帝王都很喜欢该经，因为该经能驱敌、消灾、护国，正因为这种社会的原因，才促使天台宗内部为了这部经书，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我们上面说到，经过几个回合的争论，四明系的知礼经过了一段沉默之后，终于出山了，他写了一部书，名叫《释难扶宗记》，从这个书名就可看出，该书的内容就是为这场争论。知礼在这部书中，坚称两卷本，也就是广本才是该书的正版，他在序言中说：“《金光明玄义》，早岁闻浙阳慈光恩师，专守略本，非观心等义，谓后人擅添。受其旨者，则有奉先清、灵光敏，皆广构难词，形乎篇卷，谓观心等文文理乖舛，私欲废之。近胥山学友善信上人，传二师之义，复制长笺，请余详广略之真伪，定存废之损益，俾后人无犹豫两楹之间也。”

知礼在这里叙述了《金光明》一书争议的来由，他谈到了晤恩认为略本是真本的这个判断，而后又谈到了相互之间的争论，然后晤恩说他是受弟子之请，决定要给这个广本和略本，作出最终的真伪判断。这部书出来之后，引起了钱塘系很大的反击，这场相互之间的争斗，及时个阶段就进行了七年，这七年中间，双方大约有五个回合。

这场争论到了第五个回合之时，钱塘系的孤山智圆请出了钱塘太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干涉此事，并且，钱塘系的主战人物庆昭给自己的对头知礼写了封信，这封信较长，在这里就不再引用了。

总之，庆昭在此信中委婉地表达了要求和解之意，当然，他也不承认自己错了，在信中，庆昭用了这样一句话：“然亦各言其解，显其所承，斯何伤乎？”总体的意思就是说，您知礼知识果然渊博，我很佩服，但是我们对一些观念的见解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承体系，我们不必要相互伤害。到此为止，四明系取得了这场争论的阶段性胜利。

从争斗双方的地位来看，钱塘系为天台宗正宗，四明系为旁支，正因如此，有些学者认为，知礼经过深思熟虑参加这场争论，其目的是为了给四明系争得正统地位。当然，知礼绝不承认他有这个目的，他反而说，自己是为了维护祖师真正的学说被迫迎战：“余报之曰：夫评是议非，则近于诤竞，非我志也。矧以二师学解有闻，盖吾宗之先达，焉可率尔而拒之哉？信复抱曰：且闻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夫当仁不让于师，岂况与人乎？坚让不免，遂抽毫释二师之难词，救一家之正义。知我者，无以贬量得失之为诮。” 这场争论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知礼都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自此，天台宗的领导权转到了四明系这里，因为这种正统被称为“山家”，而钱塘系则由正统体系反而变为了异端，所以被称为“山外”，这也就是后世所说“山家山外之争”。

虽然经过了七年斗争，知礼给自己争得了正统地位，但钱塘系也并不会就此甘心认输。此后过了一些年，孤山智圆带着众多弟子，又开始了对四明系的新一轮进攻，这场争斗的时间比及时阶段要长许多，历时将近二十年。及时阶段的争斗，双方的主帅是钱塘系的晤恩和四明系的知礼，而第二轮钱塘系换将为孤山智圆，四明系知礼则老当益壮，重新披挂上马，同时他的手下多了一位重要干将，那就是净觉仁岳。这次双方争斗的起因，是孤山的著作《金刚显性录》。我们知道，《金刚》是湛然的重要著作，孤山就是通过阐述这部著作，来批判四明系的妄心观，孤山是想从思想体系上来驳倒四明派，而后孤山又写出了《释请观音经疏阐义钞》，通过此文，他提出了“理毒非性恶”的论点。总之，这两部书里所提出的观念，都是对四明系观念的贬低。于是知礼又写出了相应的著作予以驳斥。双方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争斗，虽然没有明显的胜负，但结果反而更坚实了四明系的正统地位，为此，知礼也基本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曾其海在《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一书中说：“知礼的一生，为救天台宗‘一家之正义’，几乎一直与山外派、后山外派(杂家派)论战，直到耗尽一口气。”这里又出现了“后山外”这样一个词，“后山外”的来源，恰恰是知礼著名的弟子仁岳。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第二阶段争斗中，仁岳帮着师父进行争斗，知礼指挥仁岳去撰写批驳钱塘系的文章，但是仁岳向知礼请教一些观念时，知礼的一些看法让他觉得不能尽意，于是这位弟子就对知礼的观念提出了异议，这个结果导致了山家派的分裂。正因如此，志磐在《佛祖统纪 知礼传》中，对仁岳的这个行为提出了指责：“前辅之而后畔之，其为过也，与学者何异？”这里的“畔”字通“叛”，而所说的“学者”，则是指的佛教其他宗派。但是平心而论，仁岳的这个做法，应当属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是，他的行为却导致了内部的进一步分裂，这分裂出的体系则被称为“后山外”。那么这场争论究竟有没有价值呢？朱封鳌在《天台宗》一书中给出了如下的结论：“山家、山外的论争，是宋代天台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平心而论，知礼是为了维护天台宗的正统，而晤恩、庆昭等因其受华严、禅宗等影响，而对观心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三宗同属大乘，可以求同存异。”

但无论怎样，经过这场争斗，天台宗就彻底分裂了，对于分裂的原因，曾其海先生归纳为四点。首先他认为，是禅宗在宋代的发达，因为禅宗是把日常生活都融入了修行之中，所以宗教变为了世俗化和市民化，山外派正是受这种影响，然而山家派的知礼却想把天台宗恢复到智顗创宗时的形态，以抽象理论来匡正天台宗的世俗化。

天台宗分裂的第二个原因，其实早在湛然时代就埋下了隐患。我们在湛然一文中曾经讲到，当年湛然为了对抗华严宗的澄观，就把《大乘起信论》的理念引起入天台宗，湛然用《起信论》中的“真如随缘”来解释天台宗的“性具”说，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把智顗的“性具”说变成了“心具”说，让山外派找到了破绽，所以，“山家山外之争”的真正起源，在湛然。对此蒋维乔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也有这样的认定：“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

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

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事情究竟如何？或者说起因究竟如何？我觉得对知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给四明系争得了正统地位，为此，他圆寂之后，被列为天台宗第十七祖。其实，“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内部争斗，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点，这使得天台宗扩大了在各个宗派中的影响，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知礼更应当是天台宗在宋代的中兴之祖。

知礼俗姓金，本就是四明人，在二十岁时，出家于宝云寺，跟着住持一同学习天台教义。知礼学习佛法极为勤奋，赵抃在《宁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中称赞他：“凡三主法会，唯事讲、忏，四十余年，胁不至席，当时之人，从而化者以千计；受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知礼为了弘扬天台教义，确实是尽心尽力，他一生共讲了《法华玄义》七遍、《文句》八遍、《止观》八遍等等，《佛祖统纪》上还说他“印写教乘，满一万卷”，这“一万卷”可是个很大的数量，一部完整的大藏也达不到这个数，但是，这里用了“印写”两种方式，不知道他是印还是写。为了显现自己对教义的虔诚，知礼还曾“燃三指以供佛”，到了晚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山外派的争斗，令身心疲惫，他曾经跟十位僧人共同约定，一起来修《法华忏》三年，到期时，他们十一人共同自焚，后来经过一些大臣及他的同门遵式等人的再三劝阻，他才同意不自焚。而知礼的弘法道场，就是四明的延庆寺，四明就是今天的宁波，因此我来到宁波，前往寻找延庆寺，以此来探寻知礼的遗迹。

延庆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12 号。此趟来到宁波，正是初春，在酒店的地图上查询一番，看到延庆寺位于延庆巷内，于是打车前往此处。出租车司机却不知这个地方，转了几圈，只把我放到大概的位置，我不确定延庆寺是不是就在这一带，于是沿途打听延庆巷，好在没费多大的周折就到了。

在海曙区的闹市中找到了延庆巷，沿着窄窄的小巷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了尽头，在尽头的位置上，有一家卖香烛的小店，店主是一位老太太，我注意到小店的对面有个寺庙，然而门口却没匾额，我问老太太里面是不是延庆寺，她意外地告诉我说不是，说延庆寺在另一条街上。我谢过老人，返回到了延庆巷巷口，又在路口看到了延庆巷的铭牌，正犹豫间，巷口一家店铺门口有位女子正在开锁，我跑上前向她请问，她告诉我，里面确实是有个寺庙，但叫什么名字，她就记不准了。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可能以前叫延庆寺，你可进去问问。”我正准备离去，她又喊住我，让我进她的店，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向我解释说，因为她的店里有一个后门，由此门即可进入寺内。我感谢了她的好心，于是跟她走进店里。她的店竟然是卖古董，这跟我的喜好颇为契合，于是很有兴趣地观看她所摆放的古董。她笑着跟我说，不是让你买东西，只是想让你走捷径，你不用看了，我带你出去即可。看来这位女子误会了我，她误以为我观看这些物品，是把她想成拉客的，而我又装模作样地摆出感兴趣状，这个误会我不知怎样解释，张了张嘴，竟然没说出话来，于是跟着她穿过了大堂，转到此院的后门，她把门打开，示意我由此出去，我连谢意都没说出口，就走入了一个几十平方米大小的花园内。

在花园的侧边有个仿古的门楼，从门楼下穿过，就看到了寺院。眼前所见者，是院中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看来这个寺正在大搞建设，我看到两位僧人正跟工头讲解着建筑上的要求，似乎所聊都是关于如何施工的话题，见我从里面走出，仅看了我一眼，继续着他们的谈话。从他们的神态看，没有制止我的意思。寺院不大，仅两进大殿，感觉寺庙的格局不完整。我从后门倒着向正门走去，在正门的位置，看到了药师殿，此殿竟然是用彩钢盖的简易棚，看

上去像个临时仓库。我走进药师殿内，看到里面的卧佛体量巨大，佛的身上覆盖着红绒布，看上去的确安详，然可惜跟这个简易棚的体积不成比例。

走进正殿，里面有三四个妇女正在折银元宝，已经折出了许多筐，我不懂金元宝与银元宝在供奉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大殿内的功德箱上有个装置，我也是及时次见，样子像个摇号机，侧旁还有手摇柄，机器上贴着说明：请滚动。我正想上去试试如何操作，在一旁折元宝的妇女，一边手不停歇地飞快折纸，一边斜眼望着我，她的眼神打消了我好奇的念头，我注意她的手，看她娴熟地做着功德，三秒钟就能完成一个，这让我想起了卖油翁。

我在大雄宝殿的侧墙上看到一块石碑，碑额上写着：天台教观第四十三祖谛公碑，在旁边的介绍栏中看到几张复制的老照片，其中有谛闲法师肖像，我觉得这就是碑上所说的那位谛公，而谛公则是近代天台宗名僧谛闲的尊称。谛闲为天台宗第四十三祖，也是我的寻访对象，没想到在这里无意中找到了他的遗迹，这个意外收获让我很是高兴，这也让我更加好奇：进入的这个寺庙，真的就是我要寻找的延庆寺吗？

在另一个布告栏中详列出了维修大雄宝殿认捐明细表，列在及时项的是“大雄宝殿匾额”，数量1 块，价格却是39 万；而第二项的“金丝楠主栋梁”，一根的价格是36 万；金丝楠如此珍贵，整个的大梁则更为稀见，如何价格还比不过一块匾额，也许是位置重要吧。

在大殿的侧面无意中看到有个小院，门匾上写着“四明书院”。门两旁的抱柱上，也说明了此地正是当年的证人讲会所在地：景仰先贤犹忆南雷傲骨，宏开讲舍再承东浙学风。根据资料记载，当年的证人书院就开在延庆寺内，如此看来，正如那位女子所说，这个寺院真的就是延庆寺，可惜院中无人，我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进入四明书院小院，整个院落是重新翻盖的仿古建筑，院中侧墙边立着一块新刻的石碑，中间大字刻着“入唐着岸圣迹碑”，碑的背面刻着说明文字，题目为“传教大师最澄上岸纪念碑记”，底下密密地刻着一些小字，然而此碑距后墙的距离不足半米，拍照很是困难，我难以拍清楚后面的文字，书院的正堂锁着门，无法看清里面的究竟，我觉得还是应当先找一位同仁请他给我解惑。

进入侧殿，一位僧人正在读书，我先向其请教及时大疑问：贵寺叫延庆寺吗？他回答说，延庆寺在隔壁。同时告诉我，从延庆巷内进不了延庆寺，需回到解放南路上，才能找到入口。我感谢他的指教，于是从本寺的正门退出，在正门的旁边，无意间看到了文保牌，

上面写着“观宗寺”，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刚才参观者乃是本打算寻找的观宗寺。

观宗寺原本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延庆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出门时才看到的观宗寺文保牌，然而颁发者却是宁波市革命委员会三年，当时名叫报恩院，到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名为延庆寺，成为了天台宗著名的讲寺。此寺到了宋代元丰年间，知礼的五世宗孙介然在延庆寺的东北角，建立了“十六观堂”。到了乾隆末年，这十六观堂从延庆寺独立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寺院，名字就叫十六观堂。1912 年时，十六观堂的方丈犯规，被鄞县主事驱逐，经过当地的宗教人士商议，从上海请来了谛闲做此堂的住持。谛闲根据知礼所言“三观为宗，说法为用”，将这个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 简称为“观宗寺”。即此可知，观宗寺是由谛闲所建造者。

谛闲本名朱古虚，他是浙江黄岩人，父母过世之后，谛闲跟着舅舅开药店，后来领悟到“药但医病，不能医命”，于是就想出家。光绪三年，谛闲二十岁时，就出家于临海的白云山，二十四岁时，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但是他极其聪明，在听《法华经》时：“未及终卷，已领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妙旨”，因此他在二十八岁时，就做了杭州六通寺的住持，而后他大开讲习，弘传天台宗教义。因为谛闲声名远播，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请谛闲到京弘法，因此结识了许多著名居士。

民国七年，谛闲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徐文蔚在京所办的讲经会，在此会中，谛闲认识到当时的铁道督办蒯若木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二人都是著名的居士，他们对谛闲很是尊重，同意出资帮助谛闲创办佛学院。民国八年，谛闲回到宁波，在观宗寺内设立观宗学社，培养出了大量的弟子，从而使天台教义在民国又得以中兴。因此，《中国天台宗通史》上评价说：“近代天台佛教在教界的主要人物是谛闲、倓虚二位大师。其中谛闲大师为近代天台的中兴者，而倓虚大师则将天台弘化于北方居功至伟。”我在宁波无意间竟然探访到了谛闲所建的观宗寺，这真是令人欣喜的意外。但此行的目的之一，还是找到延庆寺，拍照完毕后，从观宗寺大门走出，这就是我前来时首先走入的那条小巷。

退出延庆巷左转，前行不到十米有一条并行的小巷，在巷口的左右各有一块铭牌，分别写着解放路12 号和14 号，右侧立柱上挂着宁波市佛教协会的竖匾，这块匾白底黑字，典型的机关制式，黑色的铁栅栏门敞开着，我向内前行了20 米，又有一道大门，门楣变成了拱形，仍然是这几个字，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收发室人员，黑着脸冷眼看我，这神态告诉我想走进这个门拍照，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这种神态反让我升起一股屡败屡战的斗志，我迎着他的冷眼，毫不胆怯的向他走去。

我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神，当然我说话的口气一定是很和善的，正如我预期的那样，我刚提出要进内拍照的要求，就被他一口回绝了。以我的个性，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掉头就走，但这次我却改变了策略：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家英扮演的唐僧，站在原地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自己来此寻找佛迹的伟大意义，至于他听与不听，或者他听进去了多少，我不介意。这样持续地唠叨了几分钟后，老人冰冷的神态有所融化，他跟我解释着不让拍照的原因：去年有人来此拍照，然后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