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及时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24小时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废名及时次登上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学生个个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头头是道。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

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但有24小时，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及时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及时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秉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较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二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冰心的演讲，始于在燕大读书时，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文章在《晨报》发表之后，她的爱国热情、漂亮的文笔感染了北京的中学生。位于西单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师附中，就请她去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时间是1923年4月14日。从当时学生刘逸等记录后发在《辟才杂志》上的演讲内容看，讲了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表述，介绍了时代与作家、文学的文体与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阐述。

5月8日，新月文学社，又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办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的晚会。胡适、梁启超发表祝寿演说。泰戈尔致谢辞。

林徽因装扮成一古装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达新月社对老诗人的祝寿盛情。

晚会用英语演出印度老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拉德》。林徽因饰主角公主齐拉德，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晨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父女合演，空前美谈”，“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以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具有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