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 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 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 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 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 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 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 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1938 年2 月5 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 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是他在湖南及时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及时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发生了激辩，要求要有“雅量”，被轰下了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张爱玲在1944 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较高超的技巧。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动了恻隐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残酷是，事物对错，并不取决于常情，苏青受到攻讦和付出的代价，是因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报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选择，是因她毫不掩饰地同情丧失民族气节者之流。

邵洵美在《十日谈》发表文章批判“文人无行”，说“有些‘没有饭吃’或‘有了饭吃不饱’的人”，以为当文人是“无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明人组成的”，“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于是，就有人猜测，这是骂鲁迅的，因此这种挑衅，势必遭到鲁迅的痛击。有人还言之凿凿，说鲁迅写的《各种捐班》(1933年8 月26 日《申报 自由谈》)，就是回应邵洵美这篇文章的。似也无根据。依《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大凡鲁迅批评文字指向谁，都在注释中说明。此论无非是说，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鲁迅，鲁迅为了自卫，才发动反击批判邵洵美的。

6 月初，一个上午，茅盾在窑洞里正读《中国文化》杂志，来到他的住处。进屋就说，实在太忙，一直没看过你和夫人、孩子。说着，又拿出一本自己写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两个老朋友兴致勃勃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谈到鲁迅，也有独特的见识，让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才疲惫地往城外赶。到了家里，倒头便睡。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听到空袭警报响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或伏在树下。空袭之后，他即奔向报馆，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那时的张恨水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胖墩墩的，为人和蔼可亲。其嗓门大，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调。每次撩起长蓝布衫，拿着折扇上得楼来，总是高喊：“今天真热。”报社同人回忆，他一来编辑部，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与同人谈谈情况。等他坐下来，会全神贯注笔走龙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

被人过度宣传的老舍与沈从文的矛盾，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故意挑拨二人的关系。事实是，老舍与沈从文并无芥蒂。早在1935 年1月5 日《人间世》征询“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老舍回答的及时本书就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1946 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回忆愉快的云南之行时，就说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从文在1952 年被迫逃离文坛，填写《博物院工作人交待社会关系表》时，便将老舍列入“作家中较熟悉的”之人(沈从文《交待社会关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从文依然将老舍引为朋友。

一次，日寇飞机来昆明轰炸，师生听到警报后，纷纷跑向防空洞。刘文典忽见沈从文从身边经过，甚是不悦，对身边学生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该死的，他跑什么呀！”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不是真正的学问。刘文典的可爱，在于他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贬损他认为没本事的人，对大人物同样敢于犯颜，而对他服气的人，不管年纪长幼、身份贵贱，总是十分谦恭，如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弟子汪曾祺在联大写的稿子，几乎全部由沈从文修改后寄出去的。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的画，也多由沈从文代为出手。那时通货膨胀，邮费上涨，有时信封上贴满邮票。一两封尚可，像沈从文几乎天天都自费给学生寄稿件，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票子堆起来的。是薪金不多的沈从文，从自己生活费里挤出来的。他毫无怨言，默默地这么做了多年。

据汪曾祺回忆，吴宓讲《红楼梦》，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尚未开课，教室已被学生坐满。来迟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见到，就转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开始上课。此等骑士风度，感动了学生，遂有大量男士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传为美谈。

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为招徕食客，以雅号“潇湘馆”为店名，生意果然不错。一贯以“怡红公子”自况，深爱林妹妹的吴宓闻之，认为这是一个俗商对《红楼梦》的亵渎，甚是恼怒。他选好时机，趁“潇湘馆”宾客盈门之时，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文明棍登上门去，然后不由分说，一通乱砸。仍不解气，还要老板立刻摘下“潇湘馆”匾额。

有次出游，吴宓见一军官举枪打鸟，遂上前劝阻：“子弹应留着打鬼子，打鸟岂不浪费。”军官见吴宓西装革履，不知是哪方神仙，只好收手。正巧这时西南联大学生从此经过，齐向教授鞠躬问候。军官知吴宓乃一穷书生，面生怒色，准备发难，学生见状，拉起吴宓离去，避免一次激烈冲突一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讲话。马寅初突站起来，当面质问，孔被问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我是孔子后人，不会贪污的。”有人见状，给孔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提议会议休息十分钟。解了围的孔祥熙落荒而逃。为了拉拢马寅初，和孔祥熙曾派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去马寅初处，传达政府恭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的命令。马寅初识破蒋、孔之计，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怕办不到。”此后，蒋、孔几番派人游说，马寅初终不改不予合作的初衷，令蒋、孔很丢面子。

一日清晨，在去往课堂的途中，白髯飘飞，手上拿着一个用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裹着的书包的冯友兰，与一身旧西装的金岳霖相遇。金故作认真状：“老兄，修到什么境界了？”冯一本正经曰：“到天地境界矣！”二人大笑，各奔课堂而去。

1940 年，萧军由重庆再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1941 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侧面》的续集《从临汾到延安》。与萧军关系密切，交往多，通信多，喝酒碰杯多，谈文学多。故萧军与朋友谈天时，常狂妄且有江湖气地放言：鲁迅是我父亲，是我大哥。说者大言不惭，听者莫不瞠目。当时，除了丁玲，在延安的作家中，萧军算是重量级的了。

鲁迅是喜欢萧红的。一次，萧红穿着火红的上衣、咖啡色的裙子，请鲁迅评价。鲁迅坐在躺椅上，很有兴味地看着她，微笑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弄得不漂亮了。”鲁迅还对她以前穿过的短统靴子批评了一番，让萧红很吃一惊。鲁迅说，那短靴是军人穿的，应把裤子塞在靴里。萧红问，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鲁迅说：“你不穿了，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在重庆时，高长虹俨然成为政论家。他写的大量关于抗战的时评，角度新颖，思想深刻，见解卓异，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日，他的一个崇拜者，曾是狂飙社成员，现已成为阎锡山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任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长虹居住的旅馆拜访，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长虹微微一笑，摇头拒不接受，并不无讥讽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钱！”

严文井老人在他走后，讲了不少赵树理的趣闻，说老赵酷爱家乡戏上党梆子，常常主动“送戏上门”。有时天色已晚，他常会“推门而入”：“老严，我来给唱段上党梆子！”接着，他不用等“老严”让座，已一屁股坐在书桌边，双手并用，代替打板和锣鼓，同时高亢地哼着过门。一段惊天动地的曲调，便大屋子里回响。还没等醒过神，琢磨出意思，老赵又主动说：“还有一段更好的！”又是双手并用，哼过过门，放声高唱，又是声高震屋，曲调飞扬。严老说：“这个晚上，老赵倒是尽了兴，而我则有苦说不出。”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1949 年3 月，中共已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留在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安排下，从全国各地区集中到北平。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的欢迎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突然见正乘坐在一轻吉普车上指挥大会，不顾会议秩序，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跑到身边，大声而激动地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京。

1942 年2 月，日军占领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达夫躲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偏僻小市镇。24小时，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装扮成工人模样，登上市镇的公共汽车。车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队日本宪兵拦住。几个宪兵冲上汽车，其中为首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车上人听不懂日语，以为大祸临头，都吓得面色苍白，惊恐万状。车上的郁达夫，早就听懂，日本人只是上车问路。郁达夫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临走前，问了郁达夫的姓名、住址，向他举手敬礼，然后带兵走了。

日本人立即到东京、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调查。很多朋友闻之，都劝郁达夫赶紧躲到别处去，以防不测。郁达夫却镇静地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

此后一段时间，日本人虽已改称“赵先生”为“郁先生”，那张窗户纸，已经捅破，但一切都维持原状，常来喝酒，常来闲扯，常来借钱。日本人怎么想，郁达夫难以揣摸。他自己早就对结局有了心理准备。

1938 年，李劼人在成都近郊东沙河堡菱角堰购置土地，约两亩。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时，建成一批泥墙草顶的简易房舍。李劼人家自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很多书籍在迁徙中散失，有了“菱窠”，他可不再担心自己多年置备的近万部书籍和积存的大量报纸遗失。为了方便信件、图书投递，他在门楣题“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臼也。又因此地处于市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故可供进步作家栖身，一时成为成都文学界的一个据点，借机掩护了不少地下党作家。作家唐山在其《李劼人，被忽略的“中国左拉”》一文中，曾说“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原著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叶圣陶多次到“菱窠”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