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由时期的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秋瑾、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他们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同时自觉地自我启蒙，宣传民权，传播“新学”，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1912 年—1917 年)，中国出现了新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职，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让他由些许的兴奋再次陷入苦闷和消沉。1912 年至1917 年，周树人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诞生，拿着丰厚的俸禄每天以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古书、潜心于佛道经典，消磨时光。

康有为在中举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救国，提防日本，此举在大清实乃破天荒之举，朝廷震惊，全国士人更是钦佩他勇敢谏言，自此康有为声名大震。等到甲午战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想起这个敢说敢言的康有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

光绪阅过康有为之“上书”，受到启发，赞成变法维新，对甲午战争及签订《马关条约》也深觉不快，他曾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公车上书”，表达了士林阶层的爱国求强思想，推动全国人民谴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爱国运动。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呐喊，表达了中国国民的沉痛心情。

康有为们，早就深知，推行维新，皇帝并无实权，慈禧一直是变法的绊脚石，已在谋划除之而后快。他们发现光绪密诏，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于是打着“救驾”的幌子，密谋“围园劫后”铲除西太后的行动。正是这“围园劫后”的密谋，将并不想采取激烈手段推行变法的光绪推入万丈深渊，从此光绪母子恩断义绝，光绪终究被囚禁致死。这也将维新党人送上了断头台。

在如何变法问题，比起康、梁采取激烈手段，“围园劫后”及制造光绪伪诏，争取国际社会干预等方面，谭嗣同要比康、梁保守得多。谭嗣同从未出过国门，对西方的实际情况缺乏直接的深入调查了解，所涉及的西学当然是片面的，因此谭强调西学西法，难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的“变西法”，就显得一厢情愿，颇有些悲剧色彩，他个人也成了悲剧性人物。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刘师培，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其政治生涯中，几度变节，背叛同盟会和孙中山。1908 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投靠端方，后被革命党人捕获，在章太炎、陈独秀力保下，获释。后来再度变节，充当阎锡山高级顾问，追随杨度，投靠袁世凯，参加“筹安会”并担任理事，拥护袁世凯称帝。

刘师培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雄视文化界的一众清流。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开始了自己沉浮多蹇的人生之路。开始，还是大道通天，立志绝意科举，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是以排满的姿态，以《留别扬州人士书》一文发表在影响颇大的《苏报》上，示于人们，并更名“光汉”，即“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的决心。

1907 年，刘师培一家人东渡日本，系受章大炎邀而行。当时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刘师培认识了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受其影响，很快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写的《无政府主义平等观》，阐明了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章大炎、张继和刘师培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杂糅着国学、启蒙学、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后来的、郭沫若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1912 年10 月，梁启超终于自日本买舟归国，结束三年的流亡生活。黄兴自京去天津码头迎迓，颇有修好提携之意。但不巧因风大浪高，梁氏所乘之邮轮未能按时入港，黄兴误认为系梁启超故意避而不见，故悻悻而去。

隆重的欢迎梁氏归国的仪式，是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举行的。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及各界清流一百多人到站欢迎，交通为之一滞，可谓盛况空前，是梁一生极尽荣耀风光的日子。

袁世凯的盛情，让梁启超心里很是受用，不久发表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更让袁氏的心中也颇受用。文中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梁启超从保皇派到拥护共和，又到拥袁世凯，再反对袁世凯，可谓“善变”，受人诟病。梁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不承认别人所批判之政治投机。早在1903 年，在变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时，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康、梁携其家眷到日本后，生活景况大有差异。康拥有保皇党捐赠之百万美元巨款，供其与众妻妾挥霍。而梁却只能靠卖文为生，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很少得到康氏的接济，使梁颇为不悦。康以拥有“诏书”而雄视其维新派，“诏书”成了金砖，亦变成沉重石头，牢牢拴住康氏。而梁多与革命党人交往，如饥似渴阅览西书，始倾向革命，准备与孙中山联合组党，孙为会长，梁副之。即使此时，梁还念念不忘其师康有为，问孙：“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

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时，受日本小说的影响，及时个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他在研究小说论文《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尽管梁启超并不旨在研究文学，而是把小说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手段来看待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小说的发展。

1902 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新小说”概念，晚英国人傅兰雅提出“时新小说”，整整晚了七年，梁启超云：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南社骨干柳亚子、宋教仁、陈其美、苏曼殊、黄人等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并在反袁斗争中，宋教仁、陈其美等社员壮烈牺牲。但南社另有一部分社员日渐消沉，寄愁郁于诗酒逍遥。柳亚子站出来，于1914 年改变南社领导体制，希冀传统，但事过境迁，柳亚子也无力回天，南社的早期生气渐消遁。

苏曼殊一生漂泊不定，一会儿激进闹革命，一会儿读书学画，一会儿吟诗作赋，一会儿写小说。1907 年在日本曾与鲁迅筹办《新生》杂志，未果。又与章士钊同住东京民报社，有感而发，在《民报》发表多幅绘画。皆以宋、元、明、清的民族英雄为题材，笔下流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情怀。

初闻武昌起义消息，苏曼殊正在会馆给学生上课。课后，即备酒肴。邀学生放怀痛饮，借酒兴，他豪挥画笔，顿刻绘成一幅兴会淋漓的《石翼王夜啸图》，然后又乘兴命笔，给柳亚子、马君武老友写信，笔走龙蛇，如有神助，一气呵成，先是自己速览一遍，然后大声呼道：“都安静，听我读！”众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苏曼殊指了指墨迹未干的《石翼王夜啸图》，朗声道：“我读完之后，有能为此信增减一字者，拿走此画。”

是年，在袁世凯血腥高压下，虽时有反抗之声，但总体看，该年的知识界和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的气氛之中。周家兄弟的登场并不华丽，甚或有些黯然。南社之立，“天下豪俊，咸欣然以喜”，成为政治性很强的成就很大的文学社团。而社员柳亚子、陈去病、宁调元、黄节皆为当时风云人物。

袁世凯站在台上，扫视了一下台下到会的自己指派的军阀官僚、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脸上便露出得意的微笑，似乎在向世人说，你们大概还记得宋代邵雍的《观盛化诗》中的“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一句吧，如今那属于我老袁的天晴了。在台下的熊希龄、梁启超，一脸错愕。

是年，蔡元培到厦门，在厦门的北京大学师生闻之，纷纷去拜望曾经的老校长，或宴请，或座谈，诉思念感恩之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却故意避而不见，蔡元培心感悲伤。但是蔡元培却一如既往地关照鲁迅。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民国政府“特邀撰述员”，每月三百大洋的政府津贴。同被聘的胡适，以“特约撰述员”乃一虚职，并无什么可“撰述”者，坚拒。这些都是后话，不赘。

早年，周树人在路矿学堂读书时，喜骑马，但骑术甚差，经常刚刚上马，即重重坠马，摔得皮破血流。而自己却不以为意，爬起来笑曰：“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值得。”每次，周树人骑马路过满人驻防旗营时，总遭到旗人骑兵的奚落。一次，周树人不服，与骑兵斗气，两骑并驰。周扬鞭策马己奔，不料那骑兵将腿放在马脖子上。用马鞍刮撞周的腿，周未能发觉，结果，吃了暗亏。如今重游故地，周树人扬眉吐气。

周树人在教育部工作甚少，除“枯坐”，便是几乎天天到同和居等处宴饮，或到琉璃厂去淘古董，或躲在会馆抄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有人说“鲁迅在北京生活得很清苦寂寞”，看看周树人的日记，单昂贵的狐腿裘抖一买就是两件，再看看他到津至日租界加腾洋行“购领结”“革履”，可知，周树人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过得滋润体面，这是事实。

周树人曾在《呐喊 自序》中说，他原本想通过学医，毕业后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在仙台学医的两年中，见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人捉了杀头，而看热闹的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使他大受刺激。他深深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从医治国民的精神入手，中止学医，改治文艺。

周作人是在母亲鲁瑞和兄长周树人的催促下，又经周树人到日本劝说、敦促之下，于1911 年9 月，偕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回国的。在日本居住了五年的周作人，一度随其兄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课，被视为其弟子。周作人早在南京读书时，便因“《苏报》案”，对一身正气的章太炎产生崇敬之情。那时他还是梁启超和严复的学生，直到“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由其兄带动，才由追随梁、严，转向章太炎，于是就与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等人相识，以后产生纠葛。

1906 年初夏，周氏兄弟与二位同乡结伴登上海轮，从上海东渡日本。兄长新婚借机逃离这桩悲剧的婚姻，弟弟只想见识外部多彩的世界。那时，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对渴求民族自强的周氏兄弟来说，自然有一种渴望和期待。

果然，到了日本，二十岁的少年郎周作人，被日本文化的神韵所吸引。刚到日本的那天夜里，来到寄宿的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时，一位十五六岁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让周作人浮想联翩，彻夜难眠。

周作人一生喜谈自己，甚至，连他心仪的女子，也津津乐道，比如他十二岁时，在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时，隔壁姚家与他同龄的“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的养女“阿三”，成了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及时个”；1900 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又顿生爱慕；东渡日本，在寄宿的伏见馆，刚一见到店主妹乾荣子，也生“喜欢”之心。三十年后，周作人偕夫人信子到东京度假，与乾荣子有一次偶遇，竟带来一场夫妇吵架风波。

康有为喜读杜甫史，效法其爱国主义、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及“沉郁顿挫”的诗风和以诗记史的史家笔法。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康氏同时也向屈原、李贺、龚自珍学习借鉴的痕迹，而且形成了“寓主观于客观”，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的艺术风格。另外，因其周游世界，其诗“以欧洲之境界、语句”入诗，但传统诗风未变。

1913 年旧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人“修褉于上海之樊园”，“赋诗皆用少陵丽人行韵”，也是这24小时，梁启超、严复、易顺鼎等三十余人，“修褉于京师西郊之万生园，却以群贤毕至……分韵”。同24小时，南北两大诗派齐登当时的中国诗坛，或唱维新之曲，或吟新旧遗老之旧歌。赏良辰美景，于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或饮于寓斋酒楼，品美肴佳酿，赋诗唱和，依旧吊古伤今，品评为乐。与这些诗派不同，南社诗人却唱起大风歌，给诗坛带来一股浩然之气。

柳亚子就是诗界革命的响应者和实践者。他在十六岁时，读《饮冰室诗话》及《诗界潮音集》中的诗，眼界大开，将过去写的诗作，全部付之一炬，以誓响应诗界革命之决心。实际上，柳亚子接受了梁氏的启蒙思想。1902 年已接受卢梭的《民权论》，崇信天赋人权和响应梁启超倡导诗革命的柳亚子，激情满怀，赋诗《岁暮述怀》。

“国仇家恨，耿耿胸臆间”的少年柳亚子，把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意识”与文学联系起来，“靠着文学有灵，鼓动一世风潮”，声称“一定要打破这五浊世界，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才算不放弃国民的责任”(《胡寄尘诗序》)。历史上在国家危难之际，常有“亡国士大夫”之哀叹，而柳亚子却以“共和国民”之诗与其对立，代表了清末文学界“革命”的本质。

1905 年，宁调元以优等生被湖南选派赴日本留学。途经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设宴践行。有人暗示，留学生应行跪拜礼答谢，有一生慷慨曰：“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当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听者莫不惊骇，望之，乃一美俊少年，眉间有英气，宁调元也。

黄节参加辛亥革命，也遭到一些人的劝阻和反对，他的恩师简朝亮读过黄节的一些宣传革命诗文后，大光其火，曾致函规劝批评。黄节不像章太炎、周作人等人因见解不同，有“谢本师”之举，他只是不遵从师命，仍然“持论如故”。恩师病逝，他痛哭数日，绝食断水，可见他对老师是深爱的。两江总督端方为阻止黄节借经史大义之名传播反满言论，煽动革命，企图以重金收买他，但黄节不是刘师培，为名利而变节投敌，辱没清流的风骨，黄节恪守了文人的操守，严辞拒绝。

高旭的“觉民诗”，意在唤起“民魂”“国魂”“兵魂”，即“喇叭声呜呜，顿唤兵魂起。中华大帝国，雄飞廿世纪”。着重内容，着重宣传鼓舞。是高旭诗的特色。黄履平在《天梅遗集 悲莫悲》一诗所附识语中说，高旭“此种笔墨，原为当时鼓吹革命而作，故力求浅显，冀动多数国民之心，固不必征文引典”。

林纾一次，亦即第十一次谒崇陵，时在壬戌(1922 年)清明节。那时七十一岁的林纾，是抱病谒陵的。细密的春雨中，苍茫的原野上，骡车孤独在哒哒前行。林纾倚着车篷，不断地咳着，那张消瘦清癯的脸是蜡黄的，或许他即将可与光绪倾诉心曲了，所以目光炯炯发光。来到陵前，他久久地跪在湿漉漉的冰凉的石阶上，将头深深地垂下去。此次他不像往常号啕痛哭，甚至脸上还浮起一丝微笑，那笑仿佛在说：皇上，你的子民就要去侍奉您了……

林纾翻译的一百八十多种文学作品中，至少有四五十种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迦茵小传》等，传输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客观上，不仅提升了翻译小说的地位，还滋养了中国小说。林氏自由活泼的语言，促进了语言和文体变革，又哺育了一批中国文学新人。

1912 年，林纾面对动荡的时局，思想仍处于矛盾之中，最终，他效法明末遗民孙奇逢，以清举人终其身。他不与“共和新政”合作，但也不对抗，诗文中时有对所见所闻的讽刺。年底，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曾邀林纾为《庸言》主要撰述人。这年，康有为曾向林纾索画，林纾绘《万木草堂图》一幅，上题诗一首，乃赞康氏保皇的功业。

严复的广博的知识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忧患意识，使他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揭发世变，呼吁变法强国，旗帜鲜明地批判封建制度，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他曾在《辟韩》一文中严厉斥责自“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严复撰《辟韩》，借批评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来强调“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

章士钊既反对袁世凯大权独揽，遭到袁氏的迫害，同时因政治立场不同，又受到过同盟会激进派的排斥。是因为，他主张必须有多元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彼此宽容，即“国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气，无新无旧，无高无下，无老无壮，无贤无不肖，悉出其聪明才智之量，投之总货栈”，才能有健康的政党政治和共和宪政。这种照搬西方政治家的理论为同盟会激进派和独裁者袁世凯所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否认的是，“调和论”虽然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无论是政治策略还是文化观念，都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章士钊和他的“调和论”仍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证明章士钊在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

苏曼殊擅长写男女情感题材，而又多是一男二女的模式，主人公不是死就是“出家”的悲剧结局，揭露封建宗法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两性的痛苦悲剧。小说中，几乎所有老人(《断鸿零雁记》中的母亲除外)都成了不是嫌贫爱富，就是受礼教驱使，扼杀了年轻儿女的恋情，把他们逼上悬崖，而被其鞭挞的对象。似有些化而违背生活的真实。另外，苏曼殊的小说又都强调恪守礼教的戒律。

晚清，特别是维新运动之后，是中国小说崛起的时代。到了民初，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几乎与此同时，近代小说翻译也大行其道，形成中国小说与翻译西方小说双雄并峙的文学景观。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与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着重要关系。抑或说，与中国的精英分子利用中外小说启蒙国民密不可分。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风起云涌般出现在文坛，耀眼夺目，其对西方价值观和美学观的引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清末民初翻译西方文学，自然有社会文化背景和倡导者自我的政治主张要求，但本国的文化背景总制约着外来文化，并要求外来文化为自我服务。这种矛盾，必然导致当时翻译文化的“水土不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就出现了后来的带有浓厚本土文化色彩的五四文化运动。说到底，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本土的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