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生平：(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历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等。

授业：章太炎、刘师培。

传道：陶光、傅来苏等。

言语：在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品藻：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

时年，是中华民国总统，军权在握，可是说一不二的强权者。有多少手握军权的军阀将领即使盘踞一方，也不得不对大总统的指示言听计从，俯首称臣！军人都如此，更不用说是手无寸铁的文人了，顶撞蒋总统，甚至违抗命令的下场恐怕一辈子就要失业了！

但是就有这么两个胆大包天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民国大师，给蒋总统上了一课！

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刘文典。

前者我们几近熟悉，或至少耳有听闻，但后者，概莫知之甚少。

搜罗历史资料，不难捋清其人生轨迹：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青年交游胡适之、陈寅恪，中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老年批评过鲁迅、巴金，还曾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

如此大活动家：国学大师，善治庄子，一身傲骨，狂介狷人，留得后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一生趣闻，于是也记住了一个叫做"刘文典"的大名。

当权贵碰上真狂徒 三尺讲台上，刘文典躬耕一生。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高校任职，任阵地随流年辗转，他自姿态尤傲、气节尤盛。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或者干脆低声下气，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一个星期，更不需要"即日离皖"。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

一九二八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

时恰"虎而冠者"掌握大权不久。他挟北伐之功，声望正隆，到安徽大学走访视察，便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势在必行的举动了。

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人员欢迎，但这位校长凛然拒绝其到校"训话"。结果，当下榻安大之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而接待人员也只有学校秘书、学监等一般职员，刘文典连面都没露一下。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对于他而言，当下较大的愿望无非是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尽量自由宽容一点，可以允许多种思想、多种声音一道存在，不能变成官场，更不能变成政治的附庸。

他不太喜欢官员有事没事就往学校里跑，混个兼职教授，或者搞个什么报告。他觉得教书育人应该是教授们做的事情，当官的就应该想着怎么为大家提供独立自由的空间与尽量充裕的支持。其他的，用不着官老爷们瞎掺和。

然而，世间的事情，惊变往往出于偶然。

刘文典是一身文人的傲骨，治学为谦、教育当道，可那也正值年轻气盛、春风得意之时，与其说乘胜追击"整顿安徽学风"，不如讲迎刃而上"大树我党"。

听闻安徽发生学潮，十分恼怒，立即召见刘文典。

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24小时，刘文典穿了件破旧的灰鼠皮袄，戴着礼帽，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办公室，携一身子正气之风，找了个座位端坐下来。

想来出发前，刘文典虽然极不愿意前往，但学潮仅仅不能平息，一味避见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决定单刀赴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能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慷慨激昂，自是豪言称雄。

到场后，他一句"蒋先生"拉开了会谈的帷幕。

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寒暄理会，冲口就问：

"你是刘文典吗？"

"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

刘文典本就怀有怨气，这下正如火上浇油，一副傲然之态显然更激怒了，直入主题，喝令他交出在学生风潮中挑动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

"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刘文典兀自冷冷地回答，却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

"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好一场"巅峰对决"，当一个权贵之掌遇上一个狷介狂人，结局或许是权力大过天，但过程中势必精彩太多。

"看我能不能枪毙你！"

"你就不敢！凭什么！"

"来人，把他扣押起来！"

不畏强暴，不媚世俗。仅仅这关头的一幕，世人就有多种演绎，《南渡北归》中续有此话："想不到这刘文典竟具有侠客精神和响马的作风，待响亮的耳光响过，刘文典飞起一脚向蒋的胯下踢去，风声响过，被击中，应声倒地……"

后来的事可想而知，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文典扭进局子下了大牢。

有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可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消息甫一传出，社会一片哗然。

安大学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激愤请愿，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校长。全国的学术界、教育界中，也掀起了极大震动。

最终，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同道的多方营救、斡旋下，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刘文典恢复自由。当来人打开"后乐轩"的阁楼门，恳请他下楼回家时，他死活不肯出来：

"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

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善罢甘休。一场"劫难"，就此了结。

他后来跟好友冯友兰说，当将他囚禁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不过他知道没有正当理由，是不会轻易动手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借用三国时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如此看来，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一种挑战、抗衡强者的基因。只不过，由于考虑到种种现实因素，许多人最终选择了避让退缩，而"愣头青"刘文典站到了与强者对抗的前台。这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胆量。

为什么后人会时常想到刘文典呢？我想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对着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实为许多同道志士所不及的。

遥想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软禁。袁世凯逼其求饶，但他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

如此刘文典，确可称章太炎第二。即便放在今天，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

二云居士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一个学期后，局势趋紧，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而刘文典闻此讯后，内心那种追寻同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放不下他的职业、他的学生。他眼前的道路变得只有南下，南下！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一路上，刘文典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脚步愈发坚定。可他又何尝能想到，这一南渡，他竟再未能北归，直至终老。

刘文典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

到了晚年，他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较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他一直自称对陈寅恪的人格和学术不是十分佩服，而是"十二万分"佩服，并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当人生逢到又一偶像时，大概，刘文典内心的自我激励机制便又要奋起爆发了。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终于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并于一九三九年出版。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被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所打动，而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有人问刘文典，为什么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刘文典回答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想必，他一定是深瞻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要义，才在学问的践行中如此深彻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