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真的能爱一个女人而没有极端自利的保留吗？据卢梭自己说，“我一生中及时个，也是惟一的爱人”是索菲，即居德托伯爵夫人，她是他的女恩主德 艾皮奈夫人的表妹。1745年苔莱丝 勒瓦塞成为卢梭的情妇，当时她是一个23岁的女仆，她同卢梭同居了33年，直至卢梭过世。他说自己“从未对她感到一点点爱意……我用她满足肉体的需要，这纯粹是一种性关系，这种需要同她本人毫无关系”。卢梭看不起勒瓦塞，认为她是一个粗俗的、没有文化的女佣人；他也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居然与这样一个女人为伴。他从不带她外出。宴请宾客时，卢梭不允许她入座，当她送进食物时，他便“拿她取乐”。卢梭甚至把勒瓦塞犯的一些语法错误汇编起来，以博蒙特莫伦西一卢森堡公爵夫人一乐。他那么傲慢地使唤勒瓦塞，甚至使他的一些有身份的朋友都感到震惊。当时人们对勒瓦塞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歹毒的搬弄是非的人。其实，卢梭是否了解勒瓦塞这一点不清楚。这可能是因为卢梭太自恋，不可能去研究她。詹姆斯 鲍斯韦尔提供了一幅关于她的最的画像。他曾在1764年拜访过卢梭五次，后来他又把勒瓦塞护送到英国。他认为她是“一个娇小的、活泼的、整洁的法国姑娘”。

卢梭把勒瓦塞留在身边，甚至珍爱她，因为她能为他做一些动物做不到的事：比如，为他安置导管来缓解尿道狭窄的痛苦。卢梭决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他们的关系，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送给勒瓦塞一条裙子，卢梭为此大发雷霆，最主要的是，他不准孩子们来侵占他对她的权利，这也导致他犯下了较大的罪行，因为卢梭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儿童教育理论。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甚至还有《新爱洛伊丝》，都以许多教育理论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主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却与他所写的相反，他对孩子毫无兴趣，他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做过好父亲。

1746—1747年的冬天，勒瓦塞生下了及时个孩子。(据卢梭自己说)“世界上较大的难题”就是说服勒瓦塞必须遗弃这个孩子，以“保全她的名誉”。她“哀叹着顺从了”。卢梭在孩子的襁褓里放了一张带暗记的卡片，然后叫助产士把包裹放到育婴堂去。勒瓦塞后来又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处置了，只是在及时个孩子以后，卢梭再也不自找麻烦地放卡片了。五个孩子都没有名字，很可能都没活多久。1746年的《法兰西信使报》上有一篇有关育婴堂历史的文章说，它已被每年3000以上的弃婴挤满了。1758年，卢梭本人指出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5082人。1772年平均数上升到近8000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弃婴在头一年就死亡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沦为乞丐和流浪汉。卢梭从未记住过他五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对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只在1761年，他以为勒瓦塞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凭着当年作过标记的卡片对及时个孩子的下落草草地进行了一番寻查，但很快就停止了。

托尔斯泰以一个初级军官的身份在军中服役，几乎是偶然地，他发现了自己的专长。1851年，22岁的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那儿服现役。而他到那儿去并没有实际的动机，只是想找点事情做以消磨时光。他荣获了几枚勋章，这使他在沙龙中为人注意。托尔斯泰在军队里度过了将近5年时光，先是在前线山区作战，然后在克里米亚抗击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他是个傲慢的俄罗斯帝制的拥护者。当他被军队雇用并被派往炮队时——当地人没有火炮——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道：“我将全力以赴地用我的枪打垮那些掠夺成性的、狂暴的亚洲人。”实际上，他从不否认他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或沙文主义精神，他坚信，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具有的道德品质(具体表现在农民身上)，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使命在人世间履行职责。

这些也是托尔斯泰的军官同事们简单而又未说出口的信念，托尔斯泰的想法正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但是，他感到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与众不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永远习惯于这样想：我是一个例外，我站在自己的时代的前面，或者说，我是那种不肯调和、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并且永远不会满足。”军队中对于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他谦逊，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一脸不知深浅、志得意满的神情”。不丢了性命。在军队中，他在炮火下表现勇敢，终于被提升为准尉，但是他想荣获勋章的努力却落了空。他曾 3 次被推荐受勋，但在某一层次上受到阻碍。在军队里，谁急于得到勋章很容易被人察觉，引起反感。实际上，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军官，他不仅态度傲慢，不愿服从和学习，而且与同事不能团结。他是个不合群的、独来独往的人。如果看不到什么有益于他的前程的事，他会既没得到允许也不告诉任何人就离开前线。他的上校说：“托尔斯泰急于嗅到火药味，但这只是间歇性的。”他设法避开“与战争相伴的困难和艰苦。他常像个游客似的四处游荡，但是一旦听到射击声，他会立刻出现在战场上。等到战斗结束，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就又随心所欲，不知去向了”。

托尔斯泰一直都喜欢做戏。他甘愿牺牲舒适、享乐甚至生命，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崇高，有戏剧效果，能够为人瞩目。还是学生的时候，为了强调自己身上的俄罗斯人的刚毅性格，托尔斯泰为自己做了一个可兼作斗篷的军用睡袋。他的这种姿态引起了周围人的评头论足。在军队中，他更愿意表现而不愿意服务，那些烦琐的日常事务以及军队生活中任何不能带来声誉或不为别人注意的东西，他都不感兴趣。因此，通常的情况是：他的英勇、美德和尊严是为公众舞台，而不是为单调乏味、默默无闻的日常事务而预备的。

易卜生的虚荣心有个方面达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甚至那些对他最不加批判的崇拜者也感到难以为此辩护。易卜生一生都热衷于奖牌和勋章。事实上，为了得到它们，他甚至让人为难。易卜生具备一定的绘画技能，他常画些诱人的小玩意。《星球勋章》是他留存至今的及时部卡通画，他还打算绘制一个“易卜生之家的勋章”赠送给他的妻子，然而他真正想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勋章。1869 年夏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个探讨语言问题的知识分子会议——这是国际舞台上一场新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导致灾难的革新——会上他荣获了第 1 枚勋章。这也是易卜生首次被捧为名流：他整个晚上都在王宫内同国王卡尔十五一道喝着香槟酒，国王赠予他 1 枚瓦萨勋章。后来，乔治 勃兰兑斯在与易卜生初次会面时(他们已经长时间互通书信)惊奇地发现他在家中也戴着那枚勋章。

如果勃兰兑斯发现第二年易卜生已在恳求获得更多的勋章，他必将更为惊讶。1870 年 9 月，易卜生写信给一位经营这类事务的丹麦律师，请求帮助他获得丹尼保格勋章：“你不知道这种东西在挪威的影响力……1 枚丹麦勋章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在那儿的声望……这对我太重要了。”两个月后，他又给一位亚美尼亚籍的人写了封信，此人虽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业务，但与埃及宫廷有联系，他在信中索求 1 枚埃及奖章，因为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在挪威文学界的声望”。最终，他得到了 1 枚土耳其的梅德齐底勋章，他欣喜地称之为“一个漂亮的东西”。1873 年是他的奖章丰收年：他赢得了 1 枚奥地利奖章和 1 枚挪威的圣奥拉夫勋章。然而，他积聚更多的奖章的努力仍旧毫不松懈。他曾向一位朋友否认他对于这些奖章有“任何个人的欲望”，但是“一旦它们进入我的生活，我是不会拒绝的”。这是一句谎言，他的信件可以证明这点。甚至据说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为了得到奖章，他会脱帽向经过身边的车身上带有皇家或贵族徽章的马车致敬，即使车上空无一人。

这个特别的故事也许是恶意的捏造。但是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奖章的痴迷，因为他坚持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展示他那堆不断增多的光彩夺目的勋章。据说早在 1878 年，他出席一个俱乐部的晚宴时，身上披挂着所有的奖章，其中一个像狗项圈似的绕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画家格尔奥格 保利曾经碰见易卜生在罗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奖章(不光是绶带，而且有星形勋章)。有时，他似乎每晚都把它们戴在身上。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当有“年轻的朋友们”在场时，它“提醒我必须举止适度”。尽管如此，如果他没有佩戴那些奖章，邀请他出席晚宴的人总是感到宽慰，因为它们会引起人们的微笑，甚至公开的大笑会如同传递酒水那样传开去。有时，他甚至在大白天也佩戴着它们。当他乘坐的回挪威的船停靠卑尔根码头时，他穿上正式的服装，佩戴着勋章，走上甲板。他惊恐地发现他的 4 个过去的酒友：两个木匠、1 个教堂司事和 1个人，正等着迎接他，并在大喊：“欢迎老亨利克！”他随即返回船舱，畏缩在那儿，直到他们离去。甚至到了晚年，他依旧逢迎权贵。1898年，他太急切地想得到丹尼保格大十字勋章，于是在被正式授予之前先从一位珠宝商那儿买了 1 枚；实际上丹麦国王除了颁发给他 1 枚外，还送过他 1 枚饰有宝石的样品。因此他共拥有 3 枚勋章，其中两枚不得不还给宫廷珠宝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