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张颐武)向季先生请益时，常感到他有张载《西铭》里所说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知化穷神”的境界，这也被认为是儒者的较高境界。季先生未必是“国学”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称他为“国学大师”当然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却以生命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华。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莫言说，其实他根本无法做一个纯粹的城市人，因为一直根深蒂固地怀念着土地和乡村。于是，他在客厅和书房里摆上各种植物，阳台的花盆里还种上了葱和蒜，这是山东农民最爱的食物。

◇“老顽童”是很多人给黄永玉戴的“高帽子”。对于这个称呼，黄永玉并不认可。他说：“我的这一生没有好好玩过，生活中除了受苦就是工作。吃，不喜欢；游山玩水，没有意思。工作是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情。”黄永玉说，平时他身边总是放着几个小本，以便随时记下一些想法和灵感。“别人说我是‘顽童’，是因为对我的认识太表面化！”

◇2014 年2 月，吴清源去观看日本棋圣战决赛。当时正值第五局，执黑的山下敬吾落在下风，许多人认为山下敬吾悬了。吴清源当场不动声色，临走时说：“白棋输了。”结果，山下敬吾真的赢了。众人感慨：百岁棋圣，宝刀不老。

◇如果不是2014 年的一张“布鞋院士照”，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形容消瘦、衣着朴素，在课堂上光脚穿双布鞋的老头，竟然是中科院院士、中国遥感领域泰斗级人物。“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急公好义的古道热肠，漠视礼法、洒脱不羁的性格，传说每天喝两斤二锅头的酒量……这样一位真性情、无羁绊的“老顽童”学者去世后，被许许多多人追忆、悼念。人们追念的，除了李小文个人，或许更有对本真人性的期许。

◇在苏新专看来，这恰是屠呦呦乃至任何科学家成功的根本：“你真的得白天也干，黑夜也干。在科研领域，想每天只工作八小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能做到在八小时外也在想你的研究，那就说明你是真心喜欢正在做的这件事，那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他(季羡林)在讲台上很严肃，穿着蓝布中山装就在那儿讲。而在生活中，他对待年轻人非常宽宏仁慈。每次去看他，离开时，他都要送到门口，看你骑上车走。一直到2007 年年初，我带一位30 多岁的女编辑去医院看他，刚落座，季先生就对这位女士表示歉意，说他站不起来……”

◇我(叶匡政)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特立独行”的观念源于唐代大儒韩愈。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

◇就在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不久，汤先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他的老骥伏枥，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状态，不如说是对国家、民族及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使然。“现在做《儒藏》已有些晚了，老专家没剩下几个，再过十年八年，就什么都没有了。做《儒藏》，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汤一介曾说。

◇汪曾祺感慨：“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当代学者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

◇金庸先生写作时，喜欢使用500 格的稿纸，直行书写，从右到左，按照传统的中国文稿书写格式。他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严格按照最标准的格式，每字或每个符号均占一格。虽难免有增删涂改之处，但无论是订正错字，或是修改句子，乃至一整段文字的改动，其标示都十分清晰，一律遵循约定俗成的业内编辑方式一一标明，绝无含糊和混乱的地方。对具体负责的编辑来说，金庸先生的文稿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直接送去打字排版的定稿，无须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订正错字，或重新誊写描摹。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13 点整，紧闭的大门打开了，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 恩格隆德走出来，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他如往年一样淡定，先用瑞典语后用英语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历史和现实的并存。”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所有挤在现场的中国媒体和旅瑞华人都激动不已。周围的瑞典人在得知笔者来自中国后，纷纷表示祝贺。一位瑞典记者着急地问，莫言两个字如何拼写，哪个是姓，哪个是名。

◇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他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算是“四朝元老”，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我(周有光)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 年。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也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笔者眼前的这位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他至今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出门遛一会儿，喜欢喝冰镇饮料。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译完四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 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同届。在他眼里，相见及时面，这个叫作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大一，他们一起上叶公超的英文课。到了时间，老师还没来，两人就一边等候，一边闲聊。这时，门口来了一位穿灰西服的老师，问这里是不是英文教室。许渊冲也不知道来的就是当时的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张口就用英文回答。另一位同学、思想家何兆武对许渊冲的印象则是“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

◇60 岁退休后，任溶溶被上海译文出版社返聘，又工作了20 年。2004 年，作为安徒生200 周年诞辰庆典活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丹麦官方授权他翻译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任溶溶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早年翻译的近百万字译稿进行修订和增补，于2005 年完成了的官方授权中文版本。丹麦驻华大使米磊先生见到任译安徒生童话后，赞不绝口，称之为“高品质翻译”。80 岁时，任溶溶还翻译出了美国作家E.B. 怀特的经典童话作品《夏洛的网》。

◇“金钱”是世人描述吴冠中作品时的关键词。吴冠中作为“中国最值钱艺术家”的地位从来不曾被撼动。据雅昌艺术网统计，吴冠中画作总成交额达20.4 亿元，在国内在世画家中排名及时。然而，他却极其厌恶谈及画价。一次伦敦拍卖会上，他的某幅作品被拍出数千万元，记者朋友从现场打电话报喜，他却道：“这是拍卖市场的心电图不！”相比金钱，他更愿意作品由历史来定价。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随后，抄家、流放、拘留……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在长达五年被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和蒋英常常只能夫吹竹笛、妻弹吉他，以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与烦闷。

◇1966 年10 月27 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发出了一声巨响——中国的两弹结合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对此，外电纷纷评论说，这声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从及时颗原子弹爆炸到及时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13年，而中国仅用了两年多。毫无疑问，头功应该记在钱学森身上。

◇父亲(朱光亚)在搞原子弹、氢弹，是我们猜出来的。大概是1967 年的24小时，院子里的一群孩子聚在一起聊天。记不清是谁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没有人能答出来。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大伙一验证，果然，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在出差，而且都是去了西北地区。确认了这个事实，大家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顾毓琇先祖顾炎武是明朝思想家，祖母秦氏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喜欢写诗。顾毓琇的父亲沉迷科学，曾自己做实验验证阿基米德定理，从小教几个子女算心算。在这样家学深厚和开明的氛围中，顾毓琇这一代出了五个博士，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建树，被传为民国佳话。

◇屠呦呦回忆：“不同品种的青蒿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只有青蒿叶子里才有青蒿素。因此只有找对了青蒿品种，选准了采收季节，才能从叶子里提取出青蒿素。取得这些进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很多药厂都停产了，提纯熬制设备紧缺，屠呦呦等人只有采用土办法，把大量青蒿叶收集起来，用乙醚泡，再回收乙醚。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至今记得，她当时回家总是一身酒精味。

◇袁隆平坦言：“不错，我身价2008 年就1008 亿了，可我真的有那么多钱吗？没有。我现在就是靠每个月6000 多元的工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我今天穿的衣服就50 块钱，但我喜欢的还是昨天穿的那件15 块钱的衬衫，穿着很精神。”袁隆平认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搞科学研究就是要淡泊名利，踏实做人”。

◇这18 年来，丁肇中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假日，日复一日。“平时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不多，他们有时会到实验室来‘访问’。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坚决不学物理，老大学生物，老二学艺术，老三学法律。”丁肇中笑着说。

◇“我总想看看月球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很想知道桂花树究竟是怎样的形态，我很敬佩吴刚无止境的砍树精神，很想探寻一下这些秘密。后来长大了，慢慢知道月球是一个非常荒芜而又恶劣的地方。但这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要探索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像我们地球这样繁茂、这样生机勃勃的星球。”带着这样的童心和向往，古稀之年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将剩下的人生岁月和奔月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数学还为谷超豪带来了爱情。他的妻子胡和生，是中国的数学界女院士。“1950 年，我们在数学系图书室里偶遇。她说，有篇论文，她有些地方没弄清，想让我帮忙看看……她的宿舍离我的办公室有十多分钟路程，当时虽是秋天，但依然很热，她气喘吁吁跑回去拿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很不错，对学问肯钻研……这是我们共同讨论数学的开始。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球只有七位从事野外采摘的女植物学家，胡秀英便是其中一员，每天背着背囊，翻山涉水，喝的水都变成汗，但她乐此不疲。胡秀英不但亲自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还访问了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及亚洲的大植物标本馆，查看中国植物标本。

◇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事实上，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吴老在国内却绝非被人们追捧的名人，但很多人都受惠于他的理念和思想——他参与过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参加了长安街规划、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并组织编撰了本城乡规划教科书。

◇在清华大学待了两年后，陈志华鼓起勇气找到梁思成家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在用午餐，陈志华非常紧张地表达了他要求转系的愿望。“梁先生问我对建筑学有什么看法，我把在校庆展览会上想到的结结巴巴地全说了。梁先生听了很高兴，立即说：好，好，太好了，建筑系欢迎你。”于是，陈志华放弃了在社会学系两年的学历，成了梁思成的“半路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