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的悲情家族

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其人生最辉煌之时，投湖自尽，其死因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至今未有定论。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梁启超称他是“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离世后，留下7个子女，但他的后代很少被人提及，也有人称“国学大师后继无人”，感叹没有子孙继承他的衣钵。2011年6月9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上海见到了王国维的孙子和曾孙，听他们讲述了王家几代人的坎坷。

悲观的人生哲学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住在上海虹口区赤峰路一栋普通的民宅中。两间小卧室，一个门厅，房间很紧凑，但收拾得干净整洁。王庆山是王国维次子王高明的儿子，老人已年过七旬，看上去却非常年轻，身板笔挺。他儿子王亮，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馆员，被认为是王家第四代中继承祖业的人。谈起几代人的兴衰，老人很感慨：“可能还是遗传，性格上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家的人都不能顺应潮流，把名利看得很淡。”老人拿出收集的历史资料，对记者谈起祖父和父亲的事情。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16岁中秀才，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王庆山对记者说，海宁是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徐志摩、穆旦、金庸等文化名人都是海宁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特意走访海宁的王国维故居——坐北朝南的建筑，经过修葺的粉墙黛瓦，前有王国维的中年雕像，瓜皮帽、宽边眼镜、长衫马褂，很有老学究味道。故居前厅正中悬挂着一幅“苍松万年春”图，两边是笔力遒劲的对联：“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这是郭沫若先生在《评鲁迅与王国维》一书中，对王国维的评价。

然而，王国维的性格却影响了他的人生。王庆山说：“祖父3岁丧母，29岁时丧父，继母和妻子随后又相继去世。本来他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家庭的变故又增添了许多悲伤的人生体验。同时，那个年代国难当头，他在旧的科举制度下找不到出路，便只身去了上海。”

1899年，22岁的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并被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深深感染。1904年，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后，他发表了《红楼梦评论》。文章中，他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了《红楼梦》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他的解读中，隐含了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以及对人民麻木的慨叹。在他看来，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望，是生活、欲望、苦痛三者的结合。有了欲望，求而不得痛苦，得到后产生厌倦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解脱。

1901年，王国维随著名学人罗振玉东渡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尤其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的考释。王国维是新兴学科甲骨文、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所著的《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等，被称为“划时代之作”。

死因扑朔迷离

如果说《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前期研究的主要成就，那么，《人间词话》就是他学术创作的辉煌。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1906年，他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职。其间，写就了晚清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人间词话》。作为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它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进行评论。许多人至今仍将其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依据，足见这部著作影响之深远。

1922年，王国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第二年，受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他与罗振玉、杨宗羲等应召任已退位的大清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也就是每天去南书房侍奉“皇上”读书，所谓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一说就是自此而来。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把这看作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但被家人及时劝阻。1925年，王国维受聘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教授”。

王国维在清华深得师生敬重，但谁也没有料到，1927年6月2日上午，他8点照常去研究院上班，还和院秘书商谈了下学期招生等事，9点钟，借了5元钱，雇黄包车来到颐和园。他沿着长廊走至排云殿西面，来到临湖的鱼藻轩，点燃卷烟，陷入沉思，不久便投湖自沉。尸检时，人们才发现他的遗书，是写给三儿子王贞明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音同“稿”)葬于清华茔(音同“营”)地……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王庆山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些年，许多人都在追问这个问题，他们已经不想再提了。在他看来，祖父的价值在学术成就上。不过，他介绍说，据家人猜测，王国维死因大致如下：“可能是病痛，也可能是和带他出来的罗振玉有矛盾，或者是对时局的悲观，以及经历丧子之痛。”

王国维一生共有两次婚姻。及时任莫夫人，1896年与王国维结婚。1907年病逝于海宁，生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成婚，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1965年病逝于台湾。“潘氏一辈子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祖父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她料理。”王庆山说。

王国维一生不想让孩子子承父业，并按照实业救国的思想安排子女的未来。众多子女中，王国维最器重长子王潜明，他学业优异，1919年与罗振玉三女孝纯结婚，并通过了香港大学的高等考试，还有机会留英，但他放弃了，听父亲的话进了海关。谁料，1926年，27岁的他因病早逝。这让王国维陷入极大的悲痛。雪上加霜的是，罗振玉闻讯赶往上海，带女儿不辞而别，气冲冲回了天津。王国维写信欲将全部海关抚恤金留给罗家，也遭罗家拒绝，罗氏复信时还将“亲家”改称“静公”，让王国维深感其“蔑视他人人格”。当然，外人现在难以理清王国维与亲家之间的纠葛，但儿子早逝、亲家反目带给王国维的精神创伤确是难以言表的。

总之，在诸多精神负担的重压下，王国维走上了绝路。他去世后第二年，潘丽正携年幼的子女离开北京搬回海宁。1949年，潘氏带部分子女迁往台湾。

一对父子，“两个罪人”

长子英年早逝后，王国维曾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次子王高明，也就是王庆山的父亲身上。王高明1902年3月生于海宁盐官镇，1916年入上海工部局育才公学就读。1920年中学毕业后，遵从父命入上海邮局为邮务生。“父亲那一辈人中，数他天赋最髙，也最爱古籍与诗词，以他的资质和兴趣，如果钻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但他听从父命进了邮局。”1931年，王高明调入上海邮政总局，1941年升任副邮务长。1949年邮政总局南迁台北，他留守上海，解放后随邮政总局迁往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王庆山说：“父亲国学功底深厚，当时有钱就买书，还自学俄语，一年不到，就学通了。”1951年，邮政部干部大审查，王高明被定为“特务”。在“反右”运动中，被认定是不宣布的“右派”，强制退职。同年，次子王庆同和三子王庆山均被划为“右派”。谈起父亲，王庆山不免有些伤感。“1951年审干运动中，父亲交代了抗战中参加过一个中统举办的邮件审查培训班，学习期间见到过特务头子戴笠，因此被认定为不分子。”

“反右”运动让王高明一家命运急转直下。正在测绘学院读二年级的王庆山被流放到新疆，一去就是将近40年。“大哥被定为右倾分子送川藏边区连队当兵，二哥在南海舰队鱼雷快艇大队工作，因拒绝揭发好友而被划入小组，送广西边远农村改造。姐姐转业去了西安……我们全家在工作学习上都力求，作风正派，生活朴实，结果都成了悲剧人物，是性格上的弱点跟不上时代，还是当时的社会必然？我想不通。”王庆山说。

王庆山回忆说，当时父亲肩头担子最重。母亲是家庭妇女，理解不了残酷的现实，身体垮了，瘫卧在床，四个子女也不在身边，“父亲要照料母亲，一日三餐常常是烧饼加开水。但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下，他竟然还完成了百万字的学术著作。”1959年，在友人的帮助下，王高明在中华书局文学组当“临时”编辑，做了大量的古籍点校工作，像著名的《李清照集校注》、《南唐二主词校订》等书，都是他整理点校的。1966年，因“”受到冲击被清退。王庆山忘不了，1968年他回家探亲，一对父子，“两个罪人”，相见时都极力回避敏感话题，只说一些生活琐事。分别时，父亲送他到车站，嘱咐他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要给王家丢脸，谁知这一别竟成永别。第二年，王高明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含冤去世。

王庆山回忆说：“家中当时有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其中一个电子管在收发机上可以兼用，属于被管制的无线电器材，于是，这被认定为秘密电台，父亲则是收发报员。持续的隔离审讯和不分昼夜的批斗会，让父亲不堪凌辱。他曾去颐和园祖父投湖自沉的地方想自杀，因游人如织而放弃。当时家里只剩下一间屋，为避免刺激母亲，父亲喝了大量敌敌畏，死在院内的厕所里。他‘畏罪自杀’后，家中2000多册线装书全部被没收，其余藏书和历年文章的底稿、资料、集邮册都被焚毁。”

1979年，王家得到平反。王庆山后来任新疆测绘局管理处副处长、新疆测绘学会秘书长等职，2000年返回上海定居。王庆山说，父亲一生落寞，谢世以后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骨灰也下落不明，公墓墓穴中只有一副曾用过的眼镜。但欣慰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父亲当年的学术成就得到认可，这也许是对他较大的安慰。

值得后人学习什么

坐在记者身旁的王亮，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都是默默地听父亲讲述。王亮1971年出生，在新疆高中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其间对文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后入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就读硕士。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以编纂《全明诗》为主，注重明代文人的研究，但王亮觉得对明代没有太多了解，于是改学古文献。读博士期间，研究的课题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亮曾应邀去美国耶鲁大学，帮助整理馆藏的中国古籍。他还访问了美国主要的东亚图书馆及哈佛燕京等图书馆。在哈佛，他亲眼见到了有王国维亲笔墨迹和收藏过的书，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图书馆，他还看到了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蒋汝藻后人近年捐赠的古籍，这都令他感慨万分。

在研究曾祖父时，王亮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曾祖父一生专意于求知，专题研究则是在读书基础上水到渠成，后人往往没有看到他所下基础功夫的辛苦。近年来虽兴起‘王国维热’，研究者不少，但崇拜他而不了解他的人很多，真正研究有素的人很少。研究领域也不均衡，若把对王国维的研究比作耕田的话，有一部分被精耕细作了，但仍有不毛之地。”

为此，王亮希望能做些基础工作。他曾在北京图书馆查阅王国维的往来书信。王国维写给别人的书信已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但不。“海内外学人和朋友给曾祖父的信很少有人做调查，北京图书馆也没有公布细目。我花了很多时间查阅、抄录，希望以后能陆续整理出来，供学术界研究。”谈起曾祖父对自己的影响，王亮淡淡地说：“可能会有点消极吧。还有就是竞争意识不强，安于平静。”

王亮向记者介绍，目前王家第二代中，只有姑婆王东明女士尚在，97岁高龄，1953年后在台北县永和镇消费合作社任职20多年，发表了多篇纪念王国维的文章，现住在台北永和市。他曾和父亲多次去看望她。王国维三子王贞明(1905—1998)，曾任清华大学职员，后任职于上海、烟台、威海、高雄海关，1949年赴台。四子王纪明(1910—1978)，1946年赴台在高雄海关工作。五子王慈明(1915—2010)留在大陆，曾担任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常委、成都市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六子王登明(1919—1997)，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次女王松明(1917—1979)，曾在高雄、凤山等地任小学教员，后在台湾去世。

在王庆山看来，自己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而越往后，王家越是人才辈出。“我们这一房后代的9个子女中，有4个博士，两个硕士。祖父一生甘于寂寞，甘于冷清，即使生活压力很大，他还是愿坐冷板凳，治学严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做学问的晚辈今天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