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

美棠和我早就因为家里的关系而知道对方，不过那时也只是很淡很淡的。美棠的故事，都是日后她有时同我说起小时候我才知道。

但说起来我们早年也曾遇见过两次——此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我们各自是香梦沉酣的天真岁月，相逢也是惘然。

美棠刚到租界不久，有一次回老家南城探亲，再回汉口的时候，经过南昌就同家里人一起来我家做客。我记得自己拿了个不知道叫什么玩意儿的玩具摆弄给她看。那个时候她十岁。

我们从南昌回到南城住以后，美棠也跟着家里人也来过一次，吃晚饭。

而那天我已提前吃好了晚饭，急急忙忙要发往五里以外的谢家祠堂。那里算是南城乡间，祠堂更是凉快。所以有阵子晚上我就不在家里睡，和要好的同学几人约好在那里乘凉聊天消夏。乡下路上没有灯，我要打个手电，走大约半小时的路。经过前厅的时候见到美棠。她那时候年纪还是小，身量未足加上本就娇小，家里就在椅子上给她叠了小凳子，她坐在小凳子上吃着饭。后来美棠告诉我，她也记得我的：“你拿了个手电，照照照照照。”那年她十三岁。

我问过美棠，当时知道要和我订婚时的情形。她还记得当时表兄毛贻荪同她讲：“嫁给平如好哎！平如好看哎，平如的眼睛很漂亮哎！”

美棠家与我家算是世交。美棠的祖父白手起家经营中药，创起一间“毛福春中药店”，后来在南城买地买房，便与我祖父相识。美棠的父亲接管药店，谨慎勤勉，便又在老店之外开出新店来。生意多经营在福建与汉口，故美棠小时候倒是在汉口生活的时间最长。

因为主营中药店的缘故，美棠还险些闹出事故。她五岁那年夏天，因为自小质弱，岳母便拿了鹿茸给她吃。岳母并不懂医药知识，只知道鹿茸大补，不晓得它药性燥热，老弱体虚之人才可小量服用，美棠一个五岁小姑娘哪里挡得住。结果美棠服下不久便通体发烫，口鼻出血，竟至于不省人事。大夫问明情况，忙将美棠卧在泥地上，急嘱人取来河底淤泥涂布全身，再内服清热之药，数日之后美棠才终于缓缓苏醒过来。

美棠有个姐姐叫玉棠，幼年时候因为咽喉疾病误服了过量的珍珠粉而致哑，岳父母送她去聋哑学校读书和学习哑语。她为此是个很不快乐的人，除了上学就是待在家里，从不出去玩，也不愿见来客，对美棠更是总有几分嫉妒。这本是很堪怜的，可美棠年纪尚小，偏偏不肯相让，凡事要争上风。她俩同睡一张床，晚上姐姐就在床单中间比划出一根军事分界线，大家各睡一方，不准美棠越界。美棠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各自有个装零花钱的铁盒子放在枕头边上，每次姐姐上学去，她就偷偷打开姐姐的盒子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钱，若是比自己少便无话说，要是发现比自己多，那便要去找父母吵闹，定要加到数目相等乃至超过不可。

美棠每回私自溜出大门去玩耍，玉棠就会去父母那里告状：她用左手掌心向下在腰部附近按一按，表示“妹妹”，然后用右手食指向门外一伸，表示她又溜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姐爱财呢？美棠因为喜欢找点刺激，据说常常还会去偷点岳父的钱。夜深人静时分，她就从床上溜下来，赤着双脚摸到父母房中。她熟悉岳父挂衣裳的地方，毫不费力就把钥匙从岳父衣袋里摸出来。她也知道哪一把是保险箱钥匙，轻而易举打开保险箱——大数目的钱不动，就从边上一小叠银钱里抓上几个放进自己衣袋里，然后急忙关上箱门，撤回自己房间睡下。她只会开保险箱，关的时候就不懂得要锁。次日清晨，岳父对岳母说：“哎呀！真奇怪呀！我怎么这样糊涂，昨晚忘记把保险箱锁好呀！”她每闻之，就在肚子里暗笑不止。

再说过年时候，岳父按例会给姐妹俩各十块银元。但是美棠不依的，定规要争多一些。岳父毫无办法，背地里只好多给十块银元摆平她。初一至初三，许多同药店有生意往来的人照例都会来拜年。岳父母叮嘱美棠待在房间玩莫要出来。但哪里管得住她？她是伏伺在房间里，从门缝里一看到有客人到了前厅，立即就冲出去向人家拜年……客人们本也是有备而来，又知道岳父有此爱女，就纷纷拿出压岁钱来给她，少则两块，多则四块乃至十块。我算一下，过一个年，她想来可以赚上很不少。

美棠上小学了，在当时汉口一间教会学校辅仁小学。岳父母不放心她单独行动，就用了一个比她大了五岁的丫鬟陪同。于是，美棠在教室里上课时，从窗口看见丫鬟在校园里一会儿荡秋千，一会儿又溜滑梯，着实快活。心中十分羡慕，但亦无可奈何。放学后两人便一同回家。

这名丫鬟据美棠说，勇敢而机智。在回家路上有时会有些不知谁家的孩子来惹事欺负美棠，丫鬟每到此时直接拔拳相向，打得野孩子们落荒而逃。

她天性聪慧又好胜，但是每次全班考试，始终只能落得第二。原来班上有位姓傅的女同学，比美棠大两岁，读书更是刻苦非常。美棠拿不到及时，为此耿耿于怀，多少年后同我说起，脸上还是带点懊恨之色。

十岁时候，某日她跑到岳父商号里去玩。账房先生正在写邮包，就问她：“你会写字吗？”她忙答：“会。”“那这个邮包你来写好吗？”“好！”于是她坐上专门为她架起的小板凳，就在众目之下把包裹上的地址全都填好了。众人乘机齐声夸赞，惹得岳父得意非凡，连说要让她把书好好念下去。

中日战争爆发后，辅仁小学迁往内地，也有些学生随校内迁。美棠的父亲不愿同些汉奸与日本人做生意，乃关闭商栈钱庄，一家搬到汉口的法租界里生活，美棠则转入租界内一所私立学校就读。

抗战八年，岳父家就在租界里坐吃八年，家计渐紧。抗战胜利后，岳父一人重振旗鼓留在汉口做生意，而把家眷都送往临川，一家人雇一艘民船，把一些家具都带了回去。

这一年，美棠将近二十岁，岳父每赚了钱就寄回临川家里——美棠开始当起这个家。

问归期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赴安徽劳教，自此开始了与家人二十二年的分别。家计陡转直下。动荡的年代，五个孩子正要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长大成人、读书学艺、上山下乡、工作恋爱。岳母日渐年高，所谓母老家贫子幼，家中无一事不是美棠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我走后不数日，出版社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能与我“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多年以后，美棠与我谈起此事，她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又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贪污腐化，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长子希曾也只有九岁，却知道生活开始变得艰难。那时正值大炼钢，一日他路过外滩，见一群工人正在对着一堆钢铁敲敲打打，然后搬到马路对面。希曾停下来看他们做事，就有人问他：“你也想来搬么？”他点头。于是工人们就给了他一些轻小一些的钢件来搬。搬了一个上午，工人们给了希曾5角钱作为报酬。希曾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美棠询问后大惊失色，嘱他下次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

她自己为了补贴家用，却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她也从此落下腰伤。

两地相隔，我和美棠从未中断过书信联系，孩子们稍大些后，也都与我保持通信。

五九年秋天，我忽得一种肿胀之症，下半身皮肤与肌肉好似分离开来，肿胀成氢气球一般，腿的直径总能有20公分，不痛不痒，只是行走不便。医务室给我开了病假休息，却也无药可医。恰恰在这24小时，我收到了美棠给我寄来的一瓶“乳白鱼肝油”。

于是这天早晨，当伙房照例扛来一桶红豆饭，并且给我盛满了一个大号搪瓷杯后，我把将近半瓶的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搅拌，顿觉这红豆饭又香又软，滋味妙不可言，吃下去人也觉得舒服。一瓶乳白鱼肝油两天就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肿胀症状竟也随之消失，复原了。

美棠因为常常感到腰痛，也曾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开了药，一帖要花费2.6元。美棠一算，这样一个月就要用十二块多，哪儿来的钱呢？她也就不再去看病了。

这些年来，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孩子们从小坐在街边一把一把地散卖些珠石。她本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终于卖得只剩下一只。就要卖掉它的前24小时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小红，心里觉得难受。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六九年，申曾和乐曾被分配去江西插队落户。这时美棠已经变卖完了身边所有东西，家里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羊皮袄子。就是当年她从我母亲遗物里选中的物什，美棠很喜欢它，总想留着它老来也能防寒。但是两个孩子插队急需置办日用品。无计可施，只能把它也拿去当。她从新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拣了间出价较高的当铺，得了六十元。“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她的当票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满满一盒，早已无力赎回。

五十年代时候，我曾经买过一张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美棠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紧，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是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不费脑子。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放在口袋里，夏天就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读诵，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每年一次的春节回家探亲都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时候，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30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冲刺了。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岳母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我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我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我只同意长子希曾和次子申曾送我去火车站。几个小的争着也要送，我没同意。争了一会儿，最小的小红忽然笑着说：“好！我有办法的。”

到了天亮时分，准备动身。我到里间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我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拎起包的时候，我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希曾、申曾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一九七三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属正式工人，享有劳保和退休待遇，我每月寄回家的工资也是维持家计的主要来源。假使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陷入窘境。

就这样，我与美棠和孩子们反反复复地商量权衡，最终仍是决定离职回家。于是在1979年11月，我正式向齿轮厂提出自动离职的申请，签下“保障以后决不回齿轮厂”的保障书。美棠和孩子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我回家后的政策落实四处奔波，收集消息、写信上访、要求复查。

我终于在1979年 11月16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冰与雪，周旋久。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时申曾插队在江西没赶上拍这张照，就只能在画中把他补上。

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我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回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资和级别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零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