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中日关系从此易位

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发动三百年来对外的首次战争——对台出兵。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种配合、组织、准备……

1874年，是改变中日关系史的一年。

在飞驰的历史岁月中，很少有人会特别记住1874年，但就在这一年，发生在恒春北边二十公里处石门山谷的一场小战役，彻底改变了中日数千年来的“华夷秩序”，使得日本一跃加入了西方列强的阵容，埋下了日后侵略瓜分中国的伏笔。

事端源于三年前。1871年的冬天，一群琉球人乘船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到台湾东南的八瑶湾港(今屏东佳乐水北边)附近，上岸后他们误闯牡丹社，其中五十四人被排湾族居民杀害。其余十二人获救，由台湾官方协助遣送回琉球。

琉球当时为中、日的共同属国。牡丹社事件给觊觎台湾已久的日本一个生事的借口。

“亚洲必争之地”

早在半年前的春天，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派领导人江藤新平就上书，主张日本的对外政策应将“中国”视为“亚洲必争之地”，“不得此地则危，苟得此地则形成占据亚洲之形势”。

但为了要与俄、美、德、英争占中国，他建议日本应有谋略，先以数年时间整顿军备，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同时派遣“间谍”、“密探”，收集信息情报，实地调查中国的各种情况。在准备期间应先忍让，使两国之间相安无事。但等准备妥当时：

海陆军备完整、间谍掌握其情，地利详而战略定，此时若有无礼之事，则应纠正彼之错误，或与俄国相谋而并力，或使俄国中立而由我独力，一举征服中国。

于是，在牡丹社事件提供了“无礼”之事的借口后，日本开始积极布局。

1872年，日本先在福州设置日本领事馆，并秘派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后来做过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及儿玉利国等人，从东京到福州再乔装成商人搭船来台湾。他们得到驻淡水英国领事的协助，分头遍历台湾各处，细访民俗、密探防备并探测沿海水深，等等，后来做成详细报告。

1873年，日本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以换约为名，乘舰由长崎出发，赴北京向清廷问罪台湾事件。出海前他先向鹿儿岛武士出身的主战派陆军元帅西乡隆盛辞行。在军舰上，这位日本全权大使看到六百位士官、水手、伙夫皆纪律严明，不禁“抚髯大乐”，并意气昂然地赋诗“保护海南建新藩”，展示其染指台湾的企图与抱负。明治政府彼时已开始整治军备，军制也改为征兵制，破除了士、农、工、商四民间的阶级之分。

在谈判台湾问题时，清朝掌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大臣答以牡丹社事件肇事者是“生番”，熟番之地清廷“置府县而治之”，而生番“置于化外，甚不理事也”。这种态度不但反映出清政府敷衍怕事的心态，更显露出清朝决策者对世界强权发展趋势的茫然无知。

相对而言，当时日本外务省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是：

“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其原因乃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与台湾交战乃为实地锻炼我国兵卒，即此一端，亦应云可。”

日本对台出兵

日本对台出兵是继三百年前、16世纪丰臣秀吉出征朝鲜之后首次对外发动战争。外务省官员的说法表露了日本政府的期待之情：“皇国沉浮在此一举，今后皇威不仅在亚细亚，且将辉耀于万国……”

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种配合的组织准备。内阁会议先采纳了“处理台湾番地要略”，政府在长崎设定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当时的大藏卿(财政部长)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西乡隆盛的胞弟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都督。

1874年5月，西乡从道率兵三千六百名，分乘八艘军船和运输船开往台湾海峡，由恒春北边的社寮(今射寮)登陆，逆四重溪而上，攻陷石门，围攻牡丹社，烧毁部落，迫降高山族。

这次战役在二十天之内就结束了，山胞和日军战死的都不到二十名。日军开始在今车城扎营，建都督府、设病院，打算屯田久驻。但日本人因水土不服，染疫疠而死的达五六百人，日军有些骑虎难下。

台湾事件对清廷的震撼效应不下于鸦片战争——日本这个向来向中国朝贡称臣的小国竟敢出兵台湾，以武力向堂堂大清帝国的威权挑战，“蕞尔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睨上国”。清廷震惊之余，一方面照会日本，说明“生番之地”系属中国版图，指责日本出兵违背两国间之友好条约；另一方面急派以干练著称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全权处理，先后调派一万名洋枪队渡台，积极备战。

但清廷自知实力不足，海防空虚，且新疆亦有纷争，不欲战事扩大。而明治政府亦因英美等国恐危及其商业利益而对日施压责难，内阁意见分裂，又逢北方朝鲜变局，也想早日结束他们所发动的及时次对外战争。结果，清廷赔款五十万两，承认日本征讨番地为义举，也间接承认琉球改属日本。由登陆到撤兵，日军占领台湾南端的时间，总计为半年。

当时旅居中国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宓吉，从旁观察、评论、慨叹：“台湾事件的处理等于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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